第二章 理論基礎
第二節 ：標準語與語言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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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巴如比亞斯（Cobarrubias, 1983, p.63）區別四種語言政策的動機：語言同 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語言多元論（linguistic pluralism）、本土化
（vernacularization）、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ism）。語言同化的政策要求所有的 人民不論其族群背景為何，都必須說主流語言。這個政策後果通常是弱勢族群的 語言死亡。相反的，語言多元論承認各種語言團體的事實，給予弱勢語言官方地 位，並且賦予各族群維繫其母語的權利，例如比利時、瑞士、新加坡和芬蘭等國。
本土化指的是恢復或發展本土語言，並將之訂為官方語言。如秘魯推展奇楚瓦語，
菲律賓對他加祿語的推廣。國際化的動機則選擇廣泛通用的語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而非本土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同時也作為教育語言，
例如新加坡、印度和新幾內亞（Hoffman, 1991, pp.215-216）。科巴如比亞斯
（Cobarrubias, 1983, p.71）歸納官方對弱勢語言的態度為：1.嘗試語言殘殺；2.
讓語言（自然）死亡；3.不加聞問的共存；4.對特定的語言功能提供部分的支持；
5.（將弱勢語言）訂為官方語言。這幾種深層的官方語言意識形態將影響語言政 策的制定，同時也會決定弱勢語言的未來命運。（施正鋒、張學謙，2003）
第二節：標準語與語言標準化
「語言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即 「在一語區內製訂出一套 『正確用
法』，將之編為正典並加以推行（Stewart, 1968; Fishman、黃希敏譯，1991）
語言標準化有以下幾個步驟
1.挑選（selection）：挑出一個語言或其變體。從數個競爭的變體中尋找一個或是 從主要的方言中合成一個。（Whiteley, 1957）
2.系統化（codification）：將語言結構或是其特徵標準化，這個改造語言的進程也 可稱為「本體規劃」
3.精緻化（elaboration）：擴展語言功能以使用於新領域。這涉及開展必要的語言 資源來處理新的概念及脈絡。
4.確保其被接受（securing its acceptance）：這個新語言的位階很重要，還有要考 慮到人民對這個被發展出來的語言的態度。要增強這個語言的威望，例如，鼓勵 人民使用這種語言。
挑選並發展一個標準語常常是一種全然的政治性的決定，儘管語言學家可能 會指出選擇這個語言或是另一個語言會衍生出的問題。要使人民接受新的語言會 需要藉由政治人物或是社會上有威望的團體支持，系統化和精緻化語言使其有更 多功能。（Holm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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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規範化的語言被稱為標準語，接著透過行政命令、教育、傳播媒體等把 標準語推行到全國各地；評議、監督單位則負責督導時所欲的阻力獲評定期成效。
再來要擴大標準語的功能層面，使之能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情境，並隨時將詞彙「現 代化」或學術化（intellectualize），使之能生存於現代知識爆炸的高科技社會。（黃 宣範，1993，頁 116）
標準化這個術語被某些特定的學者固定使用（Haugen, 1972），在他們的解 釋裡，它的主要特徵為對有可選擇的變體的語言的不容忍性。而在其他學者的觀 點中，語言標準化的數個階段是包含在語言的發展歷史中，他們認為標準語擁有 有最小的變體形式和最大功能變體。（Leith, 1983, p.32）這樣的定義是很合理的，
但很明顯地，包含在語言的發展歷史中的標準化階段被視為是在特定時間內的社 會觀點所影響的一致性需求的結果。一個變體先是被「挑選」成為標準語的基礎
（其他與其競爭的變體無疑地會被社會中的其他群體選擇，然後在長期的發展過 程中，只會有一個變體可能變成標準語）；接著這個變體被有影響力的人接受，
接著在地理上和藉由數種方式（如官方文件、教育系統、寫作系統、直接或間接 地對非標準語的使用者的歧視）在社會上被擴散。某些學者（Giles et al, 1974, 1975;
Leith, 1983）認為標準語是一種強制的、被疊放的變體，一旦它被建立好了而且 打敗其他競爭的變體，那再來就需要被維持。維持需要藉由幾種方式，作為功能 的精緻化（elaboration of function），標準語被視為是比其他單純被使用的變體更 具有社會活動的價值。它同時也需要威望（prestige），藉由最成功的人的寫作和 演講使其被注意。它也因為識字率而被維持，如寫作系統協助建立「正確性」。 接著還需要被認知，寫作系統就作為被認知的其中一種規範，然後再經過規範化 後，語言會密集地被認知。因為說話者開始有管道去取得字典、文法書等被視為 是權威的書籍。說話者們會比較容易去相信這些書中的「語言」是神聖的（儘管 裡面可能有很多錯誤或是疏漏），而非百萬人每日在語言學上或溝通性上的競爭 所使用的語言。（Milroy & Milroy, 1992, 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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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南斯拉夫的情形，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拉多萬諾維奇提出他認為的語言 規劃和標準語的形成（如下圖），首先要先挑選一個語言、方言
或是社會方言，並使其被標準化。接著這個語言要能被描述（有概述性的文法）。 接著要「製作」它（規範文化、編撰字典），然後這個語言要能符合文明社會文 化發展的需求，並被官方和大眾接受。接著要讓語言在社會能使用，並擁有主導 的地位，使其能自然地應用在功能和社會上的各層面。再來藉由學校教育或是大 眾傳播來培養語言，且要不時地評估被規範化的語言是否需要修改，在所有文法 的層面上，從語言學、形態學到字彙、語法。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重建標準語，關 閉這個循環，使語言規劃能一直持續被發展。而要將這個理論套用到南斯拉夫上，
就要先假定「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標準化會朝向一致性，且語言規劃的過 程能被持續。」。他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已經完成了前面六個階段（挑選、
描述、製作、闡述、接受和執行），而且前面這些階段是經過兩個世紀的成果，
也就是地位規劃和本體規劃。剩下四個階段需要去完成，目標為讓標準語傳到所 有講方言的區域還有社會各階層，這要藉由教育和媒體的力量，最後要評估現有 的標準語是否有改變的需求。
挑選 描述 製作 闡述 接受
執行
擴展
評估 培養 重建
圖 1 語言規劃與標準語的形成
（圖形引用自Radovanović , Milorad. (1991) Standard Serbo-Croatian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in Yugoslavia.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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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vanović, 1992）
但嚴格上來說，標準化並不允許變化（variability）。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標
Milroy, 1992）
台灣語言學家黃宣範也提到其實不論是日本政府推行的日語還是國民黨政 府推行的國語，這樣的標準語概念其實是一種形上的東西，是一種意識形態。一 種超越現實的信仰、理念。這樣一套超越現實的信念建立之後就形成一套假象，
常人為之所努役（因此必須要常去追問某個字的「標準」讀音究竟是什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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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也無法經由標準語了解語言社會的真實。當然，在另一方面，標準語的意 識形態卻得以使一般人相信我們語言社會程序是合理的，理想的，而偏離這個意 識形態就是不合理、不理想的。掌權者經常設法將標準語弄得難以專精，以便無 限期地掌握語言優勢。（黃宣範，1993）
而英國語言學家蕾絲莉和詹姆斯・米爾羅伊也認為標準語是抽象的，或是更 確切地說，所有語言都是抽象的、是一種意識型態。術語「標準」和「非標準」
被專家使用在表面上價值中立的意義上，即使這些術語和他們每天的用途並不相 當。但是許多規範性的術語，如―sub-standard‖經常在已經吸收「標準化的意識形 態」的母語人士間出現。（Milroy & Milroy, 1999）他們認為只有一種語言可以符 合「標準」，然後其他相關的非標準變體就是不完美的相似物。還有另一點從社 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標準化是一種文化壓迫，主要來自上層階級，而且很難從 藉由接受標準化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大部分說話者的社會優勢。這種意識形態的 概念也解釋了風格變體，這是由社會情況所決定的，很少有說話者享受這種語言 安全性，他們可以去忽略當他們需要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溝通時，這是風格變體 和情況變體的來源。（Armstrong & MacKenzie, 2012）
對於標準語的傳播，人們一般持有矛盾的看法。一旦國家的政治合法性來源 於人民，標準語就成了一種必要條件，原因是它為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論壇、一 種媒介。從另一角度來看，標準語又成了一種霸權中心的強加手段，並隨著標準 語的推形而扼殺社會多樣性。由於其他語言連同其文化遭到扼殺，那些特殊社區 裡就會產生個體損失，因為他們再也沒有機會或得自己社團內由語言所傳遞的文 化遺產。這些社區語言表達的意義的獨特方式所呈現的洞察力如果伴隨語言一同 喪失的話，對整個人類而言都是一種損失。 (蘇・賴特著、陳新仁譯，2012，頁 66)
相對於語言學的概念，標準語更是一種政治下的產物，從選定語言到推行，
處處皆需要政治的介入。我說的是中文、他說的也是中文，要如何判斷我們說的 是否是「標準」的中文？甚至可以討論，「標準」的中文意義何在？它代表的是 一種規範、一種意識型態。而這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在當前情況下，都會被國家 採用，只要人民認可民族主義，那一般來說國家就會採取國家的標準語言，因為 國家的標準語言除了它在建構民族交際共同體中的實際作用外，還是民族共同體 和民族榮譽的標誌，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陳新仁譯、蘇・賴特著，2012，頁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