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第四節 民眾的暖化實際行動現況分析及背景變項差異檢定 民眾的暖化實際行動現況分析及背景變項差異檢定 民眾的暖化實際行動現況分析及背景變項差異檢定 民眾的暖化實際行動現況分析及背景變項差異檢定
本節主要探討民眾的暖化實際行動現況及其與背景變項的關係，以行動的三 個依變項分別探討，首先是居民的政治參與，再來是分析居民的政策支持，最後 是居民的環境行為。
一、居民的政治參與分析
研究者分析居民參與環境公民行動問卷，此問卷為是非題，答是可得 1 分，
否為零分，以基準分為 0.5 分來看，居民在參與公民行動方面，整體平均值只 有.34(見圖 4-4-1)，尚未達到基準分的情形下，顯示北高兩市民眾整體參與政治的 行動是較不積極的。其中有比平均值高的項目包括「與親友討論環境議題」
（M=.81），「支持重視環保的候選人」（M=.79），「與同事討論環境議題」（M=.77）
以及「響應環境政策如關燈」（M=.72）；平均值最低的為「因環境問題請願或上 訴」（M=.05）和「參加環境抗爭運動」（M=.04），可見民眾雖然大多願意配合政 府政策，並關心環境議題，支持重視環保的候選人，但比較美國的環保運動，台 灣民眾仍然較傾向以個人行動的方式代替參加抗爭、請願上訴等較集體的政治行 動，誠如許世璋(2001)曾指出，台灣民眾偏重個人環保行為，忽略以群體方式行 使公民行動，且傳統的學校環境教育偏重認知，較缺乏情意的培養，但研究者認 為更可能是傳統教育很少普遍教導學生如何採取實際的政治行動，讓政治行動諸 如請願、訴願淪為紙上談兵，一般民眾對此一領域較為陌生，更遑論採取此一政 治行動來解決環境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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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福，2008）。而除了透過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改變民眾的認知外，要確實 落實環境行為，除了給予實際的回饋鼓勵，如資源可以換現金，也應輔以政府單 位適時的落實公權力（曾艾，2008），方能讓效果更為彰顯。
另外，環境行為中以「共乘汽車（2.51）」最低，雖仍超過平均值，但選擇從 不共乘的民眾是諸多環境行為中比率最高的，研究者認為可能與黃幹忠、葉光毅
（2001）指出台灣的交通複雜，汽機車混雜，且大眾運輸普遍不足有關，且中村 於 1997 年曾對東京外的成田新市鎮進行案例研究指出，即使大眾運輸車站離居 住地點很靠近，除非透過強力的政策來推動，否則仍不易改變人們使用小汽車的 習慣。但從平均值超過一半來看，表示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觀念已逐漸改變，觀念 改變，應能逐漸改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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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5 行8 行7 行3 行6 行4 行2 行1
環境行為項目
行 1：與人共乘汽車。（2.51）
行 2：走路或騎腳踏車取代開車。（2.67）
行 3：購買包裝比較簡單的產品。（3.08）
行 4：儘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2.82）
行 5：隨手關燈或其他電器。（3.52）
行 6：攜帶環保餐具。（2.9）
行 7：溫度 28 度以上才啟動冷氣。（3.1）
行 8：隨手做回收。（3.39）
註：選項為四點量表(1 代表非常反對 4 代表非常支持)，整體平均值為 3.0
括號內為平均值。
圖 4-4-3 居民的環境行為分析圖
環境行為量表平均值
四、暖化實際行動與背景變項的關係
研究者為進一步探討民眾的背景變項與實際行動的關係，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4-1），在政治參與方面，結果顯示「年長者」及「高 收入」的人傾向於較願意從事政治參與。此部分結果則與 Jones & Dunlop(1992) 調查美國民眾的研究一致，可能是年長者具有較熟練的公民技巧有關。政治參與 與性別、居住地區及教育程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與 Jones & Dunlop(1992) 分析美國國家專業研究中心的資料（1973-1990）中的環境關注的關聯性結果不 同，研究者認為可能是教育方式及觀念的不同，導致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雖然認 知較佳，但卻不一定積極參與政治行動。
在政策支持方面，影響民眾支持政策的顯著變項為居住地區、年齡、教育程 度及平均月收入。以居住地區而言，居住台北市的民眾，較支持政府的抗暖化政 策，研究者認為可能因為居首都附近，與政府行政機關為鄰，且網路建設覆蓋率 達 90%，較高雄僅 50%相較，資訊流通較發達有關。而年輕人有較高的意願支持 政府的環境政策，便與 Jones & Dunlop(1992)的研究結果相似，均發現年輕人有 較高的意願去支持環境。就教育程度及收入而言，高教育程度及高收入的民眾傾 向於較願意支持政府的暖化政策，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一致（Jones & Dunlop, 1992; Samdahl & Robertson, 1989），研究者認為高教育程度及高收入的民眾可能 較能留意暖化訊息且具備較正確的認知，所以更能認同政府的抗暖化政策。
在居民的環境行為方面，影響的顯著變項包括性別、居住地區及年齡。女性 較男性更關注環境及參與環境行為，研究結果與 Davidson & Freudenberg(1996) 研究美國民眾對科技與環境的關注，及 South & Spitze(1994)針對美國已婚及未婚 家庭對家事的分配研究中，提到女性較男性常從事環境行為有類似的結果，但與 林新沛、蔡英媛(1997)以整合環境行為模式預測民眾對社區環境行動的參與的研 究結果不同，可能是研究時空或受訪者背景不同，也可能是量表的取材與設計所 致。以居住地區而言，台北市民眾的環境行為顯著優於高雄市民眾，與許琇玲(2005)
針對台灣及日本學生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居住地區與行為意向有顯著差異，至於 北高兩市民眾的環境行為是否由於產業的不同，抑或是兩地民眾大眾運輸發展先 後差異、市府的提倡等，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而以年齡而言，年長者較年輕者 傾向從事環境行為，研究結果與大多數的研究發現不同（Van Liere & Riley, 1980），可能是由於時空背景及國情的差異所以有不同的結果。
表 4-4-1 民眾的背景變項與暖化實際行動之差異檢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