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氣候談判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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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談判與媒體
本節首先回顧過去與全球暖化相關的媒體研究，找出媒體的報導趨勢和特色，
以及對閱聽人認知、態度等層面的影響。研究者接著探討媒體和社會結構的關係，
認為媒體報導受到權力、商業利益、政治意識型態等結構性力量影響，因此可能 呈現出某種偏向。最後，本研究援引新聞框架理論，期望以框架的觀點切入研究 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並提出研究問題。
壹、全球暖化與媒體
一、報導特色及效果
綜觀過去全球暖化議題的媒體研究，可發現媒體報導趨勢與全球氣候談判的 發展脈絡大致相符，儘管 1990 年前後非常關注全球暖化的科學爭議，但如今報 導重點已轉移至全球暖化問題的解決層面（Butler & Pidgeon, 2009），並且已出現 和政策、經濟、道德倫理、科技及社會發展等面向的連結，形成混雜（hybrid）
的媒體氣候論述（Carvalho, 2007; Zehr, 2009）。消息來源使用方面，Carvalho（2007）
發現，隨著報導重點轉移，科學家在新聞中的重要性逐漸被政治人物和其他政治 行為者取代。換言之，全球暖化爭議在媒體場域也出現了逐漸政治化（politicized）
的現象（Carvalho, 2007），與此議題的現實發展脈絡頗為一致。
陳靜茹與蔡美瑛（2009）發現，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全 球暖化報導數量在 2003 年後急劇上升；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也出現類 似趨勢，報導主題則從國際逐漸拓展到國內政策面向（邱碧婷，2007；轉引自陳 靜茹、蔡美瑛，2009）。Shanahan 與 Good（2000）則認為，報導數量波動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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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特別是全球氣候談判）、科學報告的發布，以及極端氣候現象（如不 尋常的高溫）有關；顯然媒體對全球暖化議題的關注，仍是高度事件導向的。但 總體而言，近年來媒體報導數量已趨於穩定，顯示全球暖化議題已從最初未知的 科學議題發展至較成熟的階段（Good, 2009; Krosnick, Holbrook & Visser, 2000;
Zehr, 2009）。
全球暖化是民眾日常生活經驗接觸不到的議題，因此閱聽人對媒體的依賴性 相對較高（Dirikx & Gelders, 2009）。有鑑於此，過去學者大多站在「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觀點，認為隨著報導數量增加，民眾對議題的重要性認知也會 隨之提高（Stamm, Clark, & Eblacas, 2000）。然而過去研究卻發現，儘管在新聞 中的顯著性已較過去大幅提高，閱聽人對全球暖化的風險及重要性認知卻並未如 預期上升；此結果與媒體報導多半聚焦於全球暖化的「爭議性」（controversy）
和「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有關（Corbett & Durfee, 2004; Zehr, 2009; Zia & Todd, 2010）。此外 Carvalho（2007）更發現，爭議性報導也可能影響民眾對環境政策 的支持。也就是說，報導過度突顯爭議性，不只可能使民眾忽略問題的嚴重性，
更會進一步阻礙氣候政策的推行。一旦缺乏足夠民意支持、要求政府盡快採取行 動，有效的氣候政策便不可能出現（Carvalho, 2007）。
另外，Krosnick et al.（2000）針對美國 1997 年《京都議定書》簽署爭議進 行研究，亦發現媒體密集報導氣候爭議，不僅未能有效改變民眾的政治態度，也 沒辦法提高知識，更不存在議題設定效果。很顯然報導數量增加不必然會對閱聽 人產生效果（Krosnick et al., 2000），民眾的認知基模（schema）、政治立場與意 識型態、人際互動和討論、對政府的信賴程度，以及媒體報導的內容及框架方式 等，都是影響媒體效果的中介因素（Butler & Pidgeon, 2009; Carvalho, 2007;
Krosnick et al., 2000; Zehr, 2009; Zia & Tod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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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a 與 Todd（2010）認為，就爭議性議題而言，針對不同意識型態的閱聽人 量身定做不同的報導內容，是增進傳播效果的有效方式。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曾 試圖將全球暖化議題框架為「能源安全」或「經濟」問題，博取反對環境議題的 保守黨派支持。換言之，不同的報導方式可能對閱聽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因 此研究者認為，唯有更細緻、深入研究媒體的爭議性內容、呈現的方式及背後的 社會脈絡，才能更準確預測媒體的效果（Krosnick et al., 2000）。
二、新聞中的爭議性和不確定性
Zehr（2009）指出，全球暖化的爭議性和不確定性，是議題能受媒體及大眾 持續關注的主要原因。爭議性內容不但有新聞價值，更能吸引閱聽人目光，因此 容易成為報導焦點（Butler & Pidgeon, 2009）。此外，過去研究指出，新聞規範
（journalistic norms）與新聞產製過程，也是報導強調全球暖化爭議的主要原因
（Antilla, 2005; Boykoff & Boykoff, 2004, 2007; Zehr, 2000）。以科學事實為例，僅 管主流科學家大致同意全球暖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基於客觀（objectivity）與 平衡報導（balance reporting）原則，記者仍有必要尋求相反意見加以平衡（Zehr, 2009），導致比重不同的論述在經過新聞產製過程後，以同等重要的樣貌呈現出 來，產生「資訊偏頗」（information bias）的狀況（Boykoff & Boykoff, 2004）。
另一方面，Good（2008）指出，將全球暖化爭議定義為純科學議題，是政 治人物規避制定氣候政策責任的手段。這種框架方式意在將氣候爭議控制在科學 知識的範疇與政府的掌控之內（Good, 2008; Zehr, 2000, 2009），刻意忽視全球暖 化的結構性根源。McCright 與 Dunlap（2000, 2003）亦指出，新聞中的全球暖化 質疑論述，實際上受到保守黨政治勢力、反環保運動，以及石油和煤礦產業的支 持和贊助。換言之，除新聞產製規範外，媒體報導中的爭議性和不確定性，也可 能是受到社會結構影響所致，背後存在科學家和政治人物的權力及利益考量
（Carvalho, 2007）；因此將全球暖化爭議視為「純科學」議題加以研究，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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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忽略了議題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跳脫科學的框架，
將氣候爭議視為一個整體，深入探尋爭議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貳、氣候報導與社會結構
一、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
如前述，過去研究發現全球暖化報導中的爭議除受新聞產製規範影響外，更 與社會結構有緊密關連。Kim（2009）指出，許多學者皆將問題的癥結，歸咎於 媒體的「財團化」（corporatization）現象，其中又以菁英報紙（elite newspaper）
最為明顯（Beder, 2002; Kim, 2005, 2009）。當媒體組織的規模不斷擴大、階層和 分工越來越精細時，為了追求利益極大化，便可能喪失對體制的批判性（Kim, 2009）。換言之，媒體不願在報導中直接挑戰既有石化產業（fossil fuel industry）
和保守黨派的思維，可說是媒體高度依賴相關企業和政治人物的津貼、贊助及廣 告利益所致（Carvalho, 2007; Good, 2008; Kim, 2005, 2009）。
Good（2008）分析美國、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地區媒體報導的語彙使用，
發現三個地區的媒體都傾向將全球暖化的成因與科學色彩較濃厚的「溫室氣體」
連結，而非「石化燃料」或「交通工具」等人類活動。解決方案方面，媒體更刻 意迴避使用「節約能源」、「替代能源」等鼓吹社會結構改變的詞彙。此外，美國 媒體報導中出現《京都議定書》的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另一方面，Carvalho
（2007）分析英國菁英報紙的新聞論述，則發現媒體氣候論述明顯受到政治意識 型態左右；然而經濟利益的影響力比政治意識型態更大，因為所有報紙皆未鼓吹 結構性的改變，顯然無法跳脫自由市場、經濟成長與開發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思維。Zehr（2009）亦發現，美國菁英報紙近年來開始採取一 種融合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框架報導全球暖化新聞；而 Howard-William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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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澳洲及紐西蘭的菁英媒體，也指出媒體的主流氣候論述是「提高能源效率」，
忽略了「消費主義」或「石化燃料」才是全球暖化問題的主因。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既有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確實對新聞媒體的全球暖化報 導具有某種影響力；儘管近年來科學爭議在媒體場域已大幅減少，但整體而言媒 體仍舊是站在維護現狀的立場報導氣候議題（Carvalho, 2005, 2007; Kim, 2009;
Zehr, 2009）。雖然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各國媒體仍傾向將之框架為可以透過 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解決的問題（Howard-Williams, 2009）。
二、氣候報導的跨國差異
上述研究發現大多集中在英、美等文化相似、地理位置相近的英語系國家；
然而在其他地區，媒體的全球暖化報導可能有所差異。Dirikx 與 Gelders（2009）
指出，歐洲內陸的媒體普遍使用較「警戒」（alarmist）的語氣（tone）報導全球 暖化新聞，美國則較為「中立」（neutral）；此外，歐洲媒體傾向肯定人類活動是 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與向來以平衡報導突顯科學爭議的美國不同。研究亦發現，
歐洲媒體的氣候報導篇幅較長、背景及知識面著墨較多，因此更具有喚起民眾理 解和關注、監督政府與敦促政策制定的功能（Dirikx & Gelders, 2009）。
然而開發中國家卻較不樂觀。Shanahan（2009）分析中國、印度、巴西等 12 個開發中國家的氣候報導，並訪問一百多位記者，發現媒體普遍存在以下困 境：首先，包含最大國中國在內，所有國家的媒體都非常仰賴西方通訊社外電，
因此氣候報導大幅偏向西方觀點，鮮少有聚焦於本土科學研究、氣候現象及解決 方案（如調適）的報導。此外，記者的專業知識和資源不足，加上編輯對全球暖 化議題的重要性（priority）認知不高，因此無論就質、量而言，氣候報導皆相當 匱乏。最後，開發中國家媒體傾向將氣候問題的責任歸咎於西方國家，即使是最 大排放國中國，仍然很少提及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及責任（To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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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lez、Höijer 與 Olausson（2009）的瑞典媒體研究，點出氣候報導出現國 家差異的可能原因，與國家的社會及政策脈絡有密切關聯。該研究發現，媒體為 了吸引閱聽人注意、刺激銷售量（Berglez et al., 2009），會重新建構或「馴化」
（domesticate）國際議題，使報導與本國較熟悉的政治、文化與歷史脈絡產生關 連，以符合國內閱聽人的需求和利益（陳韜文等，2002），因此反映的是一種「國 家化」（nationalization）的意識型態。
總而言之，媒體處於不同政治及社會脈絡中，新聞報導必然會反映出國家的
總而言之，媒體處於不同政治及社會脈絡中，新聞報導必然會反映出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