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事實 已逐漸受到科學界肯定。儘管科學限制和不確定性無法完全消除，自從 1992 年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簽署以來，全球氣候建制在經過《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峇里島路徑圖》（Bali Roadmap）的發展後，至今已經邁入「後京都
時期」1（林子倫，2009；Boston, 2008；Freestone, 2009）。現階段全球氣候談判 的首要目標，就是制定出取代或延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公約，規範人類社 會日益增長的溫室氣體排放（Freestone, 2009）。2009 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 峰會，正是因為背負了此項嚴峻的任務，被知名經濟學家 Nicholas Stern 稱為「二 次戰後最重要的國際會議」（莊蕙嘉，2009 年 12 月 4 日）。
儘管肩負重任，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最後卻未能完成這項目標。仔細分析問題 癥結，可發現後京都氣候談判在本質上即存在許多難解的爭議，諸如減量目標多 寡、減量時程表及制度設計、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責任分配、遵約制度規 劃等，因此很難形成全球一致的共識（林子倫，2009；Boston, 2008; Whalley &
Walsh, 2009）。王京明（2009）更進一步指出，全世界依照地理環境、經濟結構、
開發水準，以及受全球暖化衝擊的嚴重程度，至少就有已開發國家、中國及 77 國聯盟、小島國家聯盟、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石油輸出國家等幾個陣營；每個陣 營各自擁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及政治、經濟利益考量；此利益分歧是全球氣候 談判進展得如此緩慢的主要原因。然而無論全球氣候談判的結果如何，若要落實
1 「京都議定書」將 2008 至 2012 年定為全球溫室氣體第一承諾減量期，其法律約束力也僅只於 此；2012 至 2020 年則為第二承諾減量期，學界普遍以「後京都時代」稱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2
為可實行的國家政策，最終仍須仰賴各國公眾對氣候政策的支持，通過國內立法 程序（葉保強，2004；Howard-Williams, 2009）。
在缺乏直接生活經驗的前提下，大眾媒體自然成為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最 重要的管道（Dirikx & Gelders, 2009）。過去研究指出，媒體報導除對公眾的全球 暖化風險判斷及重要性認知有決定性的影響外（Corbett & Durfee, 2004; Zehr, 2009; Zia & Todd, 2010），更可能進一步改變公眾對國家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
（Carvalho, 2007）。換言之，無論是反映國際情勢與權力關係（Carvalho, 2007;
Good, 2008），或是形塑民眾的認知與態度，不同國家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 方式，很可能反映了一個國家及其社會、乃至於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
進而左右其對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因此觸發本研究深入探討氣候談判爭議與媒 體再現之間的關連性。
第二節 問題意識及研究目的
全球暖化問題大約在 1990 年前後，從科學議題逐漸進入政治範疇，成為國 際政治的一環（李河清，2004；林子倫，2008）。與此趨勢呼應，媒體的氣候論 述也從最初的科學報導，逐漸轉變為解決方案的討論，因此不免觸及到政治、經 濟、道德等層面（Carvalho, 2007）。換句話說，近年來媒體的氣候論述不僅拓展 了廣度，深度也較過去增加許多（Zehr, 2009）。為呼應媒體論述的轉變，研究者 認為，全球暖化的「爭議性」（controversy）研究，應該跳脫過去科學傳播的範 疇，將國家的政治及社會脈絡納入討論（Carvalho, 2007; Good, 2008），如此才能 確實反映氣候變遷議題的全貌。
Pan 與 Kosicki（1993）認為，新聞媒體是論述競爭的場域。文本除了受到媒 體組織及新聞工作者的影響外，更與外在市場、政治權力密切相關，形成特定的 新聞框架（潘忠黨，2006）。因此若從建構論（constructionism）的觀點理解新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3
媒體，則新聞文本可說是各種利益和權力相互角力後產生的結果，無可避免帶有 某些文化價值（Gamson & Modigliani, 1989; van Gorp, 2007a）。
儘管媒體向來以監督、制衡政府的「看門狗」（watch dog）自居，卻有不少 學者指出，由於媒體報導總是偏向維護現狀（status quo）和體制的穩定，反而接 近為既有體制站哨的守門狗（李金銓，2007；Durfee, 2006; Howard-Williams, 2009;
Trumbo & Shanahan, 2000）。研究者發現，在氣候議題的再現方面也找得到類似 現象：雖然全球暖化與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結構有直接關聯，過去研究卻發現美 國主流媒體很少批判既有政治、經濟體制；而媒體報導更是明顯偏向小布希政權 和石化產業（McCright & Dunlap, 2000, 2003）。此偏向除來自新聞媒體「平衡報 導」原則外（Boykoff & Boykoff, 2004），也與傳統石化產業和保守黨派政治人物 的投資或經濟利誘有關（Carvalho, 2007; Lahsen, 2005; Zehr, 2009）。
若將視野再擴大至國際場域，可發現新聞媒體無論是基於銷售考量，或是國 族主義思維的影響，勢必會以符合本國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的方式產製新聞，
吸引閱聽人關注（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換句話說，閱聽 人最終接觸到的訊息，已是社會中不同行為者相互競爭、妥協，再經過媒體框架 後的結果（Gamson & Modigliani, 1989; van Gorp, 2007a），反映了某種社會脈絡 或意識型態（Carvalho, 2007）。
有鑑於此，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即在透過分析新聞媒體對哥本哈根氣候峰 會的報導，了解媒體在報導氣候談判的諸多爭議與衝突時，所採用的報導策略或 新聞框架，以及背後的文化脈絡。本研究的重點包括：不同國家的媒體框架哥本 哈根峰會的方式是否有所差異？與氣候談判相關的特定議題在不同新聞文本中 如何在框架化的過程被刻意強調、或是忽略？媒體報導究竟反映了哪些政治行為 者的聲音和利益？和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有何關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
全球氣候談判正朝向「後京都」階段前進，其中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同時被 要求背負最大溫室氣體減量責任的美國，以及當今年排放量世界第一的開發中國 家中國，無疑是其中最關鍵的角色（林子倫，2009；Whalley & Walsh, 2009）。這 兩個國家基本上代表著全球氣候談判中，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兩大陣營的對 立觀點（Boston, 2008），因此兩國媒體框架此議題的方式，可說是氣候談判爭議 的縮影，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對象。
最後將焦點轉移至本土，台灣雖然不是全球氣候談判會議的實質參與者，國 家發展卻與此國際事件息息相關。全球氣候談判對國內氣候政策的推進始終有明 顯的引領作用（林子倫，2008）；此外，馬英九政府更將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視為國家重要的外交與氣候政策，而包括前台北縣長周錫瑋在內的多 位台灣官員，也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的名義參加哥本哈根會議。在媒體報導方面，
則有《聯合報》等幾家平面及電視媒體前往採訪。因此儘管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 場合不具份量可言，此議題在國內仍有一定重要性，受到大眾媒體不少關注。有 鑒於此，台灣媒體再現氣候談判議題的方式同樣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事實上，
分析台灣媒體的報導毋寧是了解台灣社會及公眾如何理解此一全球性議題的機 會，因為媒體論述很可能反映了國家特殊的國際地位，以及在此處境下面對氣候 變遷議題的態度。
總而言之，透過分析、比較三國的新聞報導框架，研究者最終之目的，還是 希望能夠回歸台灣本土，了解台灣媒體的氣候報導存在哪些問題、受到哪種立場 或觀點的影響，與本土的社會文化脈絡如何產生關聯？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現象，
而全球氣候談判亦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方可達成共識；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對 不同國家的氣候談判報導進行跨國媒體研究，將有助於思考在特定國家情境影響下 的新聞媒體，框架氣候變遷這個全球性議題時的角色及其缺失，進而提出國內相 關研究及新聞實務上的反省與建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