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質與母親共讀行為

雖然騰動性／外向性氣質因素及專注度氣質向度皆與父母中心行為具有顯 著之簡單相關（r(48) = .31, p = .031, r(48) = -.38, p = .007），但在同時納入兒童性

別、母親教育程度、及母親信念的迴歸式中，這兩個氣質向度卻沒有穩定顯現對 母親共讀行為的預測力。而活動量氣質向度則不僅在簡單相關的分析中與父母中 心行為有顯著正相關（r(48) = .32, p = .024），且在納入兒童性別、母親教育程度、

及母親信念的迴歸式中，仍然可以顯著預測共讀情境中母親所顯現的父母中心行 為（βs = 0.28, 0.26, 0.26, ps < .05），亦即越認為孩童好動活潑，母親越可能在共

讀情境中展現強調規範、指令式的行為，且亦不隨孩童的需要而調整自己的行為。

而CBQ-VSF 第 21 題「喜歡字詞的聲音，例如童謠中的韻腳」雖然與兒童中心行 為及傳統華人教學行為的簡單相關皆不顯著（r(48) = .25, p = .078, r(48) = .28, p

= .849），但在同時納入兒童性別、母親教育程度、及智力本質觀或努力本質觀的 迴歸式中，第21 題卻可顯著預測母親的華人傳統教學行為（βs = 0.30, 0.29, ps

< .05）；亦即在排除人口變項及母親的本質概念後，母親越認為孩童喜歡讀書的 字詞與韻腳，便越會施予傳統華人的教學手段。此外，在同時納入兒童性別、母 親教育程度、及努力永遠有用信念的迴歸式中，第21 題亦可顯著預測母親的兒 童中心行為（β = 0.29, p = .050）；亦即母親越認為孩童對語文有興趣，其在共讀 情境也越容易展現其敏感性，並有稱讚及正向情緒等行為。

討論

對華人父母來說，親子共讀除了是親密、正向的親子活動，也可能是提昇孩 童的知識水平、道德涵養，及培養學習態度的機會。本研究整理Wu 等人（2016）

以觀察法編碼華人母親在與學齡前兒童共讀時的行為，並探討母親之兒童中心、

父母中心之社會情緒互動行為，及敦促練習、矯正錯誤、給予機會教育的華人傳 統教學方式是否可被母親的信念與對孩子氣質的印象所預測。編碼結果顯示，華 人母親在共讀情境中，會表達兒童中心行為的頻率遠高於展現父母中心或華人傳 統教學手段的頻率，顯示共讀情境即使被華人父母設定為學習的場景（康雅惠，

2006；Wu & Honig, 2010），仍舊為親子互動提供了正向的媒介。

但有趣的是，這筆數據中的華人母親雖平均在三分之一以上的錄影時段會展 現讚美、創新、敏感、回應等兒童中心行為，但這樣的行為除了與母親的學歷有 正向關聯之外，與任何其他本研究所分析超過十個以上的母親信念與母親覺知孩 童氣質的預測變項都沒有直接關係。而即使納入迴歸式中，同時考量多個變項與 調節效果時，也只有發現母親覺知孩子對字詞聲音的偏好可解釋其兒童中心行為；

以及在母親相信努力永遠有用又認為孩子不是那麼偏好靜態活動或母親具有高 努力本質觀而孩子的活動量較低時，其兒童中心行為顯著較低。過去許多研究都 顯示了兒童中心行為對從嬰兒到青少年的正向發展效果（Deci & Ryan, 1987；

Grolnick & Ryan, 1987；Zhou, Eisenberg, & Losoya, 2002），也發現共讀情境中母 親的正向情緒與應答性可預測孩童的投入程度（Bergin, 2001；Landry et al., 2012）、閱讀興趣（Ortiz et al., 2001），顯示未來實有必要以此著眼，探討可預測

在Wu 等人（2016）所提供的這筆數據中，母親的教育程度不但可正向預測 兒童中心行為，還可反向預測父母中心行為。這樣的結果，一方面顯示學歷高的 母親比較願意放下自身對共讀的特定期待、從孩子的角度與其互動，另一方面或 許也代表著學歷高的母親西化程度較高，與孩子的互動模式因而與西方文獻中以 兒童為中心的「好父母」比較接近。然而Lay 與 Wu 之觀察系統中的兒童中心與 父母中心行為，多以西方親子互動觀察文獻中的變項為本，未來研究應發展更多 具本土特色的親子觀察編碼，甚至打破「孩童」、「父母」中心的分類概念，重新 思索華人父母展現社會情緒互動的文化特性。

此外Wu 等人（2016）的資料也顯示，母親對孩童施予華人傳統教學模式的 傾向無法被其學歷高低所解釋。亦即即使華人母親在親子社會情緒互動的層面會 因學歷或西化程度而有所差別，一旦涉及教學行為，高或低學歷的母親卻有同樣 的機率回歸到敦促練習、矯正、考試的傳統教學策略。透過親子共讀，讓年幼的 孩子享受文學藝術本身的樂趣及建立探索式的深度學習，本已成現今社會所認可 並積極倡導的共讀模式，本研究卻仍顯示橫跨不同學歷的華人母親對學齡前孩子 實施各種傳統教學行為並無差異。由此來看，即使是學歷較高、可能西化程度也 較高的華人母親對幼蒙、努力、勤練等傳統學習方式的執著仍頗根深蒂固。

母親之教育程度影響本研究結果的另一個潛在的可能性，不在於教育程度高 的母親較會以西方價值觀所認可的兒童中心行為（而非父母中心行為）與孩童共 讀，而是教育程度高連帶社經地位較高的母親可能較有機會接觸到現今教育機構 大力宣導的共讀資訊，或者較有空餘時間使其平時便與孩童有較多共同閱讀的經 驗，這些母親因而得以在Wu 等人（2016）的錄影中展現更為純熟的共讀互動技

讀活動調查問卷中的第十三題「我平常與孩子一起看書或唸故事書（包括睡前說 故事等）的頻率大約為：1 = 很少、2 =偶而（1-2 次／月）、3 = 有時（4-5 次／

月）、4 = 經常（1-3 次／每週）、5 = 總是（> 3 次／周）」之五點量尺，作為母 親在家中與孩童共讀頻率的指標。在依母親的學歷分成大學以上與大學以下兩組 後，發現兩組在家中與孩童的共讀頻率之平均數差異檢定不顯著（t(48) =1.269 , p = .211；大學或以上：M = 4.19, SD = 0.83; 大學或以下：M = 3.84, SD = 1.12）。

這樣的結果，排除了因為母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日常共讀頻率，繼而使不 同學歷的母親之共讀技巧具不同熟稔程度之可能性；同時，本研究也在所有階層 迴歸分析之第一步驟便先排除了母親教育程度之效果。即使已小心處理社會階層 對本研究數據的影響，但本研究之結果仍具有僅足以描述漢人中產階級族群之共 讀樣態，而無法推論至其他華人族群的疑慮。亦即仍有必要保守詮釋本研究結果 對跨族群之應用性。

一如本研究所預測，父母中心行為與母親覺知孩子的專注度有負相關，當母 親預期孩童無法持續且專注地投入在閱讀繪本的過程時，便會以較高壓強制的作 風與孩子互動；這樣做的目的，有可能是為了確保共讀活動能夠順利進行。父母 中心行為也與孩童活動量氣質有正相關，且這樣的效果即使考量了人口變項與母 親信念等效果後，也仍穩定地呈現，顯示當母親預期孩子活潑好動時，便較可能 會以高壓命令式的互動方式確保孩子能夠穩定下來進行共讀活動。不同於本研究 根據過去西方研究的結果而預測騰動性／外向性氣質能夠正向預測母親之兒童 中心行為，母親覺知兒童的外向程度不但與兒童中心行為無關、且反而與父母中 心行為具正相關。這樣的結果，或可由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加以解釋；亦即，相對

社會卻不但強調幼蒙，且從孩童幼年起便給予結構化的學習情境。換言之，也許 華人母親將學齡前的親子共讀已然視為正式入學的準備階段，並將讀本視為教學 的媒材，有其特定的學習目標。在這樣的情境中，孩子自然唯有安靜聆聽，遵循 大人提供的知識範本，並隨著既定的學習步調，才能在知識、待人處事、與學習 態度上有所進展。在傳統華人學習結構的設定下，華人母親自然對於高趨近性、

高活動量、總是興高采烈（亦即具有高騰動性／外向性氣質）的學齡前孩童的印 象，不是孩子具有總對新事務興趣盎然、喜歡探索的學習優勢，反而是擔心這樣 的孩子在制式的學習情境中自主性太強而無法掌控其注意焦點，因而會展現出較 多的高壓強制與命令式的行為，以避免孩子無法平靜下來參與共讀活動。

華人母親對具騰動性／外向性氣質的幼童的學習狀況之擔心，及其所衍生之 因應行為，似乎也可從Shiner（2000）對美國兒童的研究結果中獲得支持。Shiner 測量一群8-12 歲兒童的氣質與學校適應，並在十年後追蹤，檢驗一類似騰動性 氣質的指標對青少年期學校適應之預測力。結果發現，類似騰動性／外向性氣質 的測量指標，可在學齡階段正向預測兒童的學業成績，但到了高中、大學階段，

同樣的測量指標卻對學業成就有反向之預測力。Shiner 認為，或許原先有助於主 動探索的氣質因素，確能讓兒童更容易浸淫於學習情境，但隨著成長，個體進入 較為結構化、須高注意力的中等／高等教育，衝動、追求高刺激活動等特徵，卻 反而不利學習。若將 Shiner 筆下對美國高中／大學教育環境的形容比擬至華人 家庭與學校所習慣自幼年起便提供給孩子之結構化的學習情境，或可說明本研究 所發現騰動性／外向性氣質與華人母親之父母中心行為的正向關聯。亦即，華人 母親對具有高騰動性／外向性氣質的孩童施以較多父母中心行為的目的，是因為

的期待，因此會以較多父母中心行為導引孩童符合此期待。這樣的結果也同時顯 示，在討論特定氣質對於特定發展任務（如：共讀）的貢獻時，需先考量該任務

的期待，因此會以較多父母中心行為導引孩童符合此期待。這樣的結果也同時顯 示，在討論特定氣質對於特定發展任務（如：共讀）的貢獻時，需先考量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