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臺灣總督府水產政策的變化
第三節 水產貿易
如同前兩節所述,總督府在水產博覽會過後,針對臺灣水產業技術不足的 部份進行試驗,將日本的技術應用至臺灣漁產上,同時也對水產業當中的鹽業 政策,開始思考修正方案。總督府這麼做的目的,並非單純想促進臺灣水產業 的進步,而是為了母國的利益,需要將臺灣的資源徹底開發利用,同時臺灣的 市場,也成為母國傾銷貨物的對象。水產博覽會的舉辦除了能夠促進漁業技術 外,會場中往往也是日本各府縣進行銷售跟採買的重要場所,不論是否為產業 界的人士,到會場參觀後,往往會選購商品。因此對於各府縣來說參與水產博 覽會不僅是為當地的產業爭取榮耀,更會將重點擺在能製造的商機。
食鹽貿易
以往的研究中,認為臺灣向日本輸出食鹽,是從1900年(明治33年)才正式開 始,187也就是認為臺灣總督府成立了鹽務局、實施食鹽專賣後,才了解到臺鹽 有輸出的價值,然而筆者從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所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第 二統計書》中發現,其實早在1898年,臺灣就有輸出食鹽到日本。而《臺灣事 情》更是有在1897年就有食鹽輸出日本的紀錄。上節提到,在水產博覽會和水 產諮問會中,總督府的高橋課長和萱場技手皆積極向日本企業家推銷臺灣鹽 業,1897-1898的食鹽輸出,很可能就是水產博覽會和諮問會的宣傳發生功用,
讓日本的鹽界人士以試探性的少量進口來確認日本市場是否能接受臺鹽。
但在談臺灣食鹽輸往日本之前,先談臺灣以往的食鹽貿易情況。臺灣的鹽 業發展在中國移民大量進入臺灣前,原住民為了生活所需,早已發展出初步的 製鹽法:曬鹽法及煮鹽法。188在16世紀以後,由於漢人與原住民的交易量增加,
原住民逐漸依賴漢人輸入的食鹽,使得原住民的製鹽業因而消失,開啟臺灣食 鹽貿易。荷治時期,荷蘭人將臺灣的自然發展的食鹽貿易做出規劃,除了針對 進口食鹽徵收關稅外,更將在臺灣島內設置了一個「漢人─自由市場」與「原 住民─贌社制度」的貿易體系,189鹽從此開始成為漢人控制原住民政治、經濟
187 李秉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鹽業政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
188 黃淑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頁70、陳淑鈞,《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 刊第160種,頁227。
189 鹽從大員進口,漢人可以在大員附近的市場自由買賣鹽,但是原住民只能從贌商手中購買 鹽。
的一種手段。190另一方面,由於當時烏魚漁業的興盛,在臺灣南部的沿海地區,
漢人可能因應烏魚旺產而製作食鹽,一開始利用煮鹽的方式來應付臨時性的缺 鹽,後來可能進一步發展成常態性且規模較大的煮鹽事業。191
明鄭時期,由於滿清實施海禁政策,原本依賴中國輸入食鹽的臺灣,無法 再從中國取得食鹽,為了讓臺灣能夠自給自足,加上煎熬鹽的品質不佳,陳永 華不但在瀨口、洲仔尾和打狗三處建立鹽場,並於1665年引進漏曬法,自此對 於食鹽,臺灣成為自給自足的地區。192清雍正時期開始實施鹽政改革,臺灣鹽 業由荷治時代開始的自由運銷制轉變為專賣制。從雍正至道光年間實行的專賣 制,最大特點在鹽是由「民製、官收、商運、商銷」,193但道光年間,此種鹽專 賣制由於運費高昂,販鹽成本因而上漲,加上當時銀貴錢賤的影響,販戶多賣 多虧,臺灣府為了補貼販戶的額外虧損,實施兩次加價,造成鹽價飆漲,消費 民眾更不願意購買官鹽,轉而購買私鹽,販戶因此倒罷或退辦,到了同治初年,
臺灣府被迫接手全臺鹽務,商運商銷的鹽專賣制體系就此瓦解。同治6年臺灣道 吳大廷設置全臺鹽務總局,建立起「官運官銷」的運銷體系,接著夏獻綸和劉 銘傳在這個體系下一方面加強查緝私鹽,另一方面將私鹽就地轉化為官鹽,同 時與福建合作,將運銷格局打開,朝向「北路收外來鹽,中路領運南鹽,南路 曬鹽」的方向前進,降低鹽的運銷成本,讓消費民眾重新購買官鹽,並藉此達 到「裕課」的目的。
鹽專賣制的成立對於臺灣鹽業的產銷有著非常大的影響,雍正時期的專賣 制是將臺灣府設想為一個封閉單位,以臺灣南部為生產中心,供應全臺的食鹽 需求,政府為了穩定食鹽供給,所以相當鼓勵和支持生產技術的提昇或是鹽場 的建設,然而當臺灣中北部的人口越來越多,南鹽北運的高成本,讓北部民眾 則多購買從福建運來的私鹽,造成臺鹽的滯銷。之後政府以南鹽供應中部、福 建鹽供應北部的方式,解決食鹽高運費的問題,相對的臺南鹽場的生產量則被
190 鄭博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頁14。
191 鄭博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頁17。
192 鄭博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頁18-23。
193 臺灣府在強制收買場鹽後,把鹽賣給販戶,並寓課於價,使得鹽課能夠順利徵收,藉此確 實到達「裕課」的目的。
要求節制,避免生產過多的食鹽而無處可銷。194總觀日治時期以前的臺灣鹽業 貿易,可以發現雖然臺灣有著豐富的鹽資源,卻因技術、運輸、政策等問題,
導致臺灣相當依賴從中國進口食鹽以滿足內需。在日本剛統治臺灣之時,臺灣 鹽業市場正處瑜無法自給自足的情況,因此在1895年的鹽業調查會所下的最後 結論,便是開放臺灣市場以滿足日鹽外銷的需求。然而當總督府廢除臺灣食鹽 專賣制後,日鹽從外銷壓力轉變成內需壓力,臺灣鹽業市場不但沒有成為日鹽 銷售的管道,反而被廉價的中鹽佔領,此時,總督府便改變政策,積極開發臺 灣鹽田、獎勵人民生產,以滿足日本市場的需求。
從廢除專賣到重新實施專賣制度,其中也不過短短5年,在這5年之中,臺 灣即使面臨需要大量從中國輸入食鹽,才能滿足本島所需的情況下,在1897年 明、1898年皆有部份食鹽外銷到日本,1899年(明治32年)則是完全沒有輸出,依 照筆者推測1897-1898年可以說是一種試探性的輸出,主要試探日本是否能夠接 受臺灣鹽的進口,同時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目錄可發現,在1897年總督 府即有改變鹽業制度的想法,積極地向日本各縣詢問當地的鹽業制度,更在1897 年中詢問日本政府是否可以重新實施專賣制度。1899年5月,臺灣重新實施食鹽 專賣之時,島內鹽田約有203甲,到1899年末,鹽田增加到354甲,產量為1800 萬斤。195當時臺灣總督府預估臺灣島內食鹽需求約為4000萬斤,1899年的產量 距離這個數字仍有些差距,但從1899年9月開始,臺灣總督府便將臺鹽銷往日本 的業務包給了日本愛知縣的小栗富治郎氏,食鹽的運輸與進口採取官營,委託 販賣的方式,1903年改為直接售賣,買主仍為小栗氏,而小栗商店自行負責運 輸的工作,1905年日本國內實行食鹽專賣,1907年5月起,臺鹽輸日的方式改為 直接與日本專賣局交易,而小栗氏則成為包運商。196也就是說自從1899年開始 到1905年日本國內實行食鹽專賣之間,臺鹽運銷日本的管道一直是由總督府和 小栗氏所掌控,筆者認為因為有1897-1898年試探性的輸出,總督府確認臺鹽有 向日本行銷的貿易空間並等到鹽務局成立、食鹽專賣制度確立後的1900年,才 以官方與日本鹽業者接洽,掌握整個臺鹽外銷的業務,雖然1900年島內需求未 被滿足,但總督府仍以外銷為優先考量。
194 鄭博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頁99。
195 松下芳三郎,《臺灣鹽專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2010),頁69。
196 李秉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鹽業政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
頁55。
在臺鹽輸日初期,即獲得十分亮眼的成績,從表4-3-1中可以發現,臺鹽輸 日的數量在短短三年內即有倍數的成長,這不但代表著日本國內因成本問題而 缺鹽,更表示臺鹽在臺灣總督府的鼓勵及技術改革下,產量迅速的增加,根據
《臺灣鹽專賣志》中的記載,總督府在1899-1905年,除了積極恢復原本的荒廢 鹽田外,也積極新闢鹽田,使得鹽田面積快速擴大,加上製鹽效率的提高,讓 臺鹽的產量能夠突飛猛進。197再從表4-3-2來看,向日本輸出的食鹽呈現持續上 升的趨勢,僅在1899年沒有輸出,以及1903年的輸出量略減。這樣的統計表顯 示出臺鹽打入了日本食鹽市場,日本不但對臺鹽的接受度高,同時也逐漸將對 臺鹽的依賴度也逐漸增加。從1903年後,臺鹽外銷地區除了日本外,更增加了 朝鮮、庫頁島、蘇俄沿海地區及香港、馬尼拉等地。198
4-3-1 臺鹽初期輸日數量(斤)
年度 1900 1901 1902 上等鹽 1,130,000 16,140,000 中等鹽 8,900,000 11,210,000 14,950,000 下等鹽 14,790,000 18,470,000 42,580,000
資料來源: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二)》,臺北:成文,頁280。
4-3-2 臺鹽輸日之貿易金額
品目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食鹽
¥24,739 ─ ¥49,958 ¥87,448 ¥122,178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63,687 ¥133,533 ¥100,714 ¥125,713 ¥160,335
資料來源:歷年臺灣總督府統計書。
水產貿易
在水產博覽會期間,總督府除了積極開發鹽業貿易的市場外,臺北縣的殖 產課長也為了喚起京阪各實業家對臺灣水產的注意,攜帶各種標本前往神戶參 與水產博覽會,199該縣殖產課管轄下的海藻業者,更是沒放過水產博覽會有販
197 松下芳三郎,《臺灣鹽專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2010,頁66-68。
198 李秉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鹽業政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
198 李秉璋,〈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鹽業政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