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初期水產政策的推動：水產博覽會對臺灣水產業的影響(189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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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歷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論文. 日治初期水產政策的推動：水產博覽會對臺灣水產業的影響 (1895-1910). 研究生：黃馨瑩指導教授：陳國棟. 學.

(2) 日治初期水產政策的推動：水產博覽會對台灣水產業的影響 (1895-1910) 摘要. 博覽會的概念由歐洲興起，在近代日本派出外交使節團與歐洲各國商討外交問題，並學習西方新知、技術和制度時，由外交使節團將該概念帶回日本，對於急需富國強兵的日本來說，博覽會正是一項能夠殖產興業的利器，但基於在國力不足與保護國內產業的前提下，日本捨棄舉辦當時蔚為風潮的萬國博覽會，取而代之的是能夠刺激日本國內產業競爭的內國博覽會。然而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內國博覽會中，水產業被劃入農業一項，為了能夠提升水產業的技術、交流各地的漁業資訊，日本決定在1883 年舉辦第一次水產博覽會。1895年，臺灣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而剛接收臺灣沒多久的臺灣總督府，隨即面臨著1897年要參加日本水產博覽會的重責大任。這場水產博覽會迫使總督府不得不快速了解臺灣水產業的現狀，並在會場上大力宣傳臺灣，同時在參與博覽會的過程，總督府不但了解到當時臺灣水產業的不足之處，更善加利用博覽會的教化功能，派遣以臺灣人為主的考察團參觀博覽會。博覽會結束後總督府則針對臺灣水產業不足之處逐項改善。. 關鍵詞：水產、博覽會、漁業、總督府、水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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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次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2. 第三節. 研究史料與章節架構 ..................................................................... 13. 第二章日本博覽會的緣起與發展 ................................................... 16 第一節博覽會的起源與轉變 ....................................................................... 16 第二節日本與萬國博覽會 ........................................................................... 22 第三節. 第三章. 從萬國到「內國」 ......................................................................... 28. 從水產調查到博覽會參展 ................................................. 37. 第一節. 水產調查 ........................................................................................ 37. 第二節. 第二次水產博覽會 ......................................................................... 44. 第三節. 臺灣考察團 .................................................................................... 51. 第四章. 臺灣總督府水產政策的變化 ............................................. 58. 第一節水產製造試驗 .................................................................................. 58 第二節. 鹽業政策的變遷 ............................................................................. 68. 第三節水產貿易 .......................................................................................... 76. 第五章. 結論 ................................................................................ 92. 徵引書目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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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臺灣四面環海，位於寒暖流交流之處，海岸線長達一千三百餘公里，又因為東西兩岸海流互異，具有相當特殊良好的海洋環境，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水產物極為豐富，棲息的魚類更是種類繁多。從明朝開始即有漁民在臺灣本島和澎湖等地以捕魚為生、發展漁業，甚至與荷蘭人進行交易。1而臺灣島上的先住民們除了在山裡打獵外，也同時從事在溪流或近海捕魚的漁撈生活。2其後，歷經荷治、明鄭到清治，漢人移民從中國帶來捕撈設備和漁法，但對於海洋資源的利用，仍限於沿海捕撈和養殖，然而對於中國大陸來說，臺灣地處邊陲，因此中央政府對於漁業發展政策不明，且當時漁具簡陋、又缺乏動力技術，使得臺灣漁業被侷限在沿岸到近海區域。日治時期，由於政府的積極運作，這些海洋資源進一步被調查、開發出來，而水產這項產業也因技術改良、政策輔導的助力下，慢慢成為經濟活動熱絡的產業，然而在二戰後，臺灣經濟結構改變，歷經工業化社會，走向服務業為主的社會，水產業也似乎成為沒落、不受重視的產業。水產業不但在經濟上成為沒落的產業，在史學上，相較於農業、林業有著諸多日治時期的歷史研究，水產業這塊領域似乎還是史學界的處女地，有待學者開發。筆者在一次的學期報告中，偶然撞進了水產這塊領域，發現不論是戰前戰後，有關臺灣水產業的論著及研究皆不多，在臺灣銀行室叢刊發行初期，對於臺灣水產業進行了一段研究，但之後就沒有更深入的研究，而有關臺灣水產業的研究也隨之停滯不前，近年來僅有一些關於漁業的零星研究，這樣的研究情形，深深引起了筆者的好奇，以臺灣的農、林、漁、牧一級產業來說，臺灣農業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加上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使得臺灣的農業上有著相當豐富且深入的史學研究，在林業方面臺灣則有過樟腦專賣的時期，同時樟腦也是臺灣外銷產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份，因此對於林業的發展，不只當時的政府關心，史學界也有著一定程度的興趣及研究，然而相較於農業及林業，漁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似乎就比較少人關心。若說臺灣受到地理、氣候的影響，較不利畜牧業的發展，有關畜牧業的史學研究也因此很難成為一門顯學的話，那麼擁有這麼豐富海洋資源的臺灣，水產業的史學研. 1.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志略補說〉，《臺灣銀行季刊》第7卷第4期，1955年9月，頁261-262。. 2. 林英彥，〈臺灣先住民在狩獵時期之經濟生活〉，《臺灣銀行季刊》第20卷第2期，1969年6月，頁262-267。. 1.

(7) 究為什麼像畜牧業一樣冷門呢？帶著這麼一個疑問，筆者決定踏進水產史的研究領域，從戰後開始研讀資料，慢慢往戰前的水產業領域邁進。戰後的政府為了復興漁業發展，訂定了「近海、沿岸漁業及養殖扶助民營、遠洋漁業集中公營」的漁業政策。同時經營遠洋漁業的組織，就是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改組成的「臺灣農林公司水產分公司」。然而在日治時期，也是有一段積極發展水產業的歲月，臺灣的水產業並不是從未被重視過。從日治時代有關水產的論著當中，可以發現西元1910年是相當重要的一年。這一年總督府派遣水產試驗船凌海丸，3正式地進行大規模的水產試驗及調查漁業資源，這措施對臺灣擴大水產資源、提升漁業技術有著重大的影響，在這之後臺灣的水產業不但在技術上有所進步，同時也成立了水產會社、也有專門介紹水產相關消息的水產雜誌，總督府更進一步發展近海、遠洋的漁業，同時並採取獎勵措施，鼓勵人民從事水產業，獎勵項目主要有：動力漁船建造、新規漁具普及、水產品加工製造等。從1910到1945年，臺灣的水產業不只在養殖、近海、遠洋等漁業技術上有所發展，就連水產製造業、水產金融業都有持續的成長與進步，然而在1895-1910年中間，卻鮮少有人論述這段時期總督府究竟對臺灣水產業做了什麼事情。這部分又再度引起筆者的興趣，為什麼在1910年之後，總督府才對水產業有著各種相關政策和措施，難道在1910 年以前，總督府就對臺灣的水產業完全沒有興趣嗎？因此本文打算針對 1895-1910之間的臺灣水產業做一個釐清，看看這段期間，臺灣水產業有著什麼樣的發展和重大事件。第二節. 研究回顧. 在水產與博覽會兩個主題下，都有不少研究成果，首先在博覽會的部份，目前國內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產業展覽活動，研究領域分為歷史學與視覺傳達設計兩類，研究的焦點則主要集中在以各個博覽會作為案例，分別或綜合的進行討論。研究比較熱門的有1935年(昭和十年)臺灣總督府所舉辦的「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及1916年的「臺灣勸業共進會」等。首先關於視覺傳達設計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3. 凌海丸為臺灣第一艘專用水產試驗船，重43噸、擁有57匹馬力，並以石油引擎為動力，對於鰹魚、鯛魚、珊瑚、飛魚、旗魚等漁場調查、捕撈與製造試驗上有著重大的貢獻。黃重寬，〈政策、技術與經濟. 以凌海丸為例看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遷〉，2003年財團法人. 交流協會日台交流センタ─歷史研究者交流事業報告書。. 2.

(8) 姚村雄〈臺灣日據時期「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之宣傳計畫及視覺設計研究〉，4此文以「臺灣博覽會」的宣傳內容與相關的視覺設計為研究對象，探究當時臺灣設計史的發展、流行風格和大眾審美觀。作者認為這次1935 年的臺灣博覽會，不但反映了臺灣當時政治、社會環境，並且在博覽會的宣傳中，也隱涵了日本的特殊政治目的、意圖，使得這個博覽會呈現出具有臺彎地域色彩與時代精神的國際性格。蘇文清〈始政四十年臺灣博覽會宣傳計畫與設計之研究〉，5此文也是以「臺灣博覽會」的相關視覺傳達設計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文中試圖從臺灣總督府想要舉辦「臺灣博覽會」的動機出發，進一步討論總督府如何運用設計傳達的方式來傳達「臺灣印象」。鄭建華〈臺灣日治時期博覽會活動設計及其視覺傳達表現之研究〉，6以1916 年(大正五年)的「臺灣勸業共進會」、1923年(大正十二年)的「中部臺灣共進會」以及1931年(昭和六年)的「高雄港勢展覽會」三次展覽作為研究對象。作者針對這三次展覽主辦單位的組織結構、博覽會視覺設計的表達與設計活動競賽三個方面做研究分析，從中探討日治時期日人在博覽會活動中所表現的各項視覺傳達設設計。林文通〈日治時期始政三十年紀念展覽會之研究〉，7作者以文獻資料分析法，針對當時展出活動的內容、形式及表現技法進行研究討論，同時藉著展覽活動的背景和過程，與日治時期其他大型展覽活動相互比較，研究展覽活動的歷史脈絡與演進歷程，並提供日治時期設計發展的史料，也是一篇從視覺設計的概念與角度評析博覽會的展出內容及活動。. 4. 姚村雄，〈臺灣日據時期「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之宣傳計畫及視覺設計研究〉，《臺中商專學報》第28期(1996年6月)，頁681-710。. 5. 蘇文清，〈始政四十年臺灣博覽會宣傳計畫與設計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設計學程碩士論文，1998)。. 6. 鄭建華〈臺灣日治時期博覽會活動設計及其視覺傳達表現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技術學程碩士論文，1999)。. 7. 林文通〈日治時期始政三十年紀念博覽會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技術學程碩士論文，2002)。. 3.

(9) 以上的研究成果皆以宣傳與設計的角度作為研究的切入面，探討日治時期日人如何藉由宣傳手法傳達「臺灣印象」以及對於「臺灣」視覺傳達語彙的運用。因此以上的文章對於了解臺灣早期設計史的發展與情況相當有幫助，然而也因為這些文章皆以視覺傳達設計作為研究主體，探討的內容也多為展覽會如何進行宣傳與當時的設計風格，因此文中較少涉及到日治時期展覽活動與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的關係，當然也沒有特別處理到跟水產較為相關展覽活動、議題或是總督府宣導水產業的手法等。至於從歷史學的觀點來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展覽活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這是國內第一本討論博覽會活動的重要論著。本書先從西方各個先進國家如何利用展覽會作為展示帝國氣象的手段談起，繼而考察日本如何從學習心態轉為競逐之姿加入博覽會的行列，最後則集中觀察日本帝國內部，以及當時作為殖民地的臺灣，兩方展示活動的發展。書中以兩章的篇幅，簡短的回顧萬國博覽會在西方出現的歷史，以及明治時期日本的參與，藉著個案式的描述，綜合分析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和日本所構築博覽展示的特性後，第三、四章便將焦點轉回臺灣，一開始先從日本在國內及國際的大型展覽活動中，如何建構並塑造臺灣的形象，同時從博覽會會場的空間分析此種形象在殖民與帝國的關係中，扮演何種角色及有何實質的政經功能。接著回到臺灣本身，討論1895年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舉辦各種品評會、共進會到博覽會的歷程，並分析日本如何在臺灣社會中展示臺灣。這兩章主要是以1903年大阪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1916 年「臺灣勸業共進會」以及1935臺灣的「始政四十週年紀念博覽會」作為討論的主角，藉著以上的展覽活動，分析日本如何呈現臺灣，使得遊覽者對於臺灣產生「特定」觀感，此外，書中也討論了日本殖民政府希望藉著博覽會，強化臺人對殖民統治的認同。最後第五章則是從展示的概念出發，討論博覽會具有的複製作用，進一步分析博覽會所帶來的物質消費文化。8 該書以大範圍的歷史脈絡的概念，討論日治時期展覽活動對於臺灣所造成政策面、經濟面、社會文化及空間形塑這四方面的影響，並以現代性的觀點驗證日治時期展覽活動如何在臺灣留下痕跡，提供對日治時期展覽活動的新思維及研究空間，是一本研究日治時期展覽活動的代表之作，但是也因為本書是以. 8.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市：麥田，2005)，頁3-5。. 4.

(10) 大歷史範圍來研究日治時期展覽活動的發展，因此，對於有關水產博覽會的敘述及研究，僅有約兩頁的篇幅，主要是闡述臺人去參加日本所舉辦的第二回水產博覽會的觀後心得，並未探究臺灣總督府如何看待這次水產博覽會的參展，亦未針對水產博覽會對臺灣水產業發展的影響作深入研究。在期刊論文方面有呂紹理〈「始政四十周年紀念博覽會」之研究〉9文中從都市體系的角度切入，探討博覽會與都市發展之間的關連性，試圖分析1935年的始政四十周年紀念博覽會，對於臺北市的都市建設造成何種影響。作者從歐美的博覽會看到西方的博覽會不僅表現一國的政經實力，在博覽會舉辦的同時，也會影響到當地人民的生活經驗，進而兩者產生連結，但是總督府在臺灣舉辦的這場博覽會，卻只是殖民統治者孤芳自賞的表演，無法結合當時臺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因此雖然博覽會主要以臺北市作為展出的舞臺，但展覽多為臨時搭建，隨著博覽會的閉幕，展覽館也跟著拆除，由此可知，殖民者無意藉著舉辦博覽會而重新塑造臺北市的生活空間。莊義芳〈殖民統治與產業大展(1935)─以日據「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為中心的呈現〉10此文的特色在於使用了《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寫真帳》11，讓這篇文章除卻文字敘述外，還有書中豐富的圖片影像來呈現當時臺灣博覽會的一些面貌。呂紹理〈展示臺灣：一九○三年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12此文主要是針對西元1903年(明治三十六年)在大阪所舉行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中的臺灣館做探討，研究在日本國內所舉辦的博覽會中，臺灣總督府如何呈現臺灣這個殖民地，而總督府以篤慶堂、臺灣慣習會人偶和喫茶館前往參展時，日人與臺人如何看待被展出的臺灣形象以及觀覽後的感想又是如何。. 9. 呂紹理〈「始政四十周年紀念博覽會」之研究〉，收入於《北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臺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2000)，頁325-356。. 10. 莊義芳〈殖民統治與產業大展(1935)─以日據「始政四十周年紀念博覽會」為中心的呈現〉，發表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主辦「回顧老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2000年5月6日。. 11. 池上清德編《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寫真帳》(臺北：同編者，1935)。. 12. 呂紹理〈展示臺灣：一九Ο三年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臺灣史研究》9：2(2002 年12月)，頁103-143。. 5.

(11) 學位論文有程佳慧〈1935臺灣博覽會之研究〉，13這本碩論是以西元1935年的「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作為研究主軸，作者從日治時期展覽活動的發展開始敘述，逐步討論到臺灣博覽會的組織、規模、宣傳活動、交通規劃、衛生及表演，最後綜論這個博覽會對於當時的臺灣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的各方面的影響。這篇論文雖然在開頭有提到1987年的第二回水產博覽會，只可惜因為不是論文研究的重心，所以並未多做討論。這本碩士論文在2004年已出版成書。14 劉融〈日治時期臺灣參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15此文從歐美的萬國博覽會開始談起，主要是討論在日本有了臺灣這個殖民地後，在日本本身舉辦的博覽會以及參加歐美的博覽會之中，臺灣的參展目的、出品情形以及日本如何利用臺灣的參展，塑造日本已趕上歐美等先進國家，能夠有條理的治理殖民地的形象。簡單來說，臺灣在明治、大正年間參加的島外博覽會中，臺灣的形象逐漸從「中國的臺灣」轉為「日本的臺灣」，也許這種在博覽會傳遞的臺灣形象，並不全然被觀覽者所接受，但是臺灣仍是日本宣揚帝國榮光最佳的媒介。以上的文章集中的焦點可分為島外展覽與「始政四十周年紀念臺灣博覽會」兩類。在島外展覽的部份可以發現文章多以「臺灣形象」作為研究的切入面，討論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如何藉著臺灣參與島外的展覽活動，而宣揚殖民母國的榮光，以及如何形塑「臺灣形象」。至於研究「始政四十週年紀念臺灣博覽會」文章多從總督府如何建構臺灣博覽會開始討論，並研究這個博覽會對當時臺灣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層面的影響。綜合來看，目前國內對於博覽會的研究雖然成果不少，但都以大正、昭和時期的展覽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至於明治時期的展覽活動偶有文章提到，但大多只是以敘述帶過，並未進行深入研究。接著在水產方面，目前在國內研究的成果不算多，研究領域可分為經濟跟歷史學兩類，在專書方面，主要的研究焦點比較偏向經濟層面，以戰後臺灣漁業技術官僚的著作較多，祝平一在〈破鏡零史─戰後臺灣漁業史研究之回顧〉. 13. 程佳慧〈1935臺灣博覽會之研究〉(臺北：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14. 程佳慧，《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年魅力臺灣SHOW》(臺北：遠流，2004)。. 15. 劉融，〈日治時期臺灣參展島外博覽會之研究〉(南投：國立暨南國際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6.

(12) 中已有針對《臺灣省通誌稿》、《臺灣省通誌》、《重修臺灣省通誌》這三本通誌類型的著作進行深刻的回顧。文中清楚說明《臺灣省通誌稿》的〈經濟‧水產篇〉是戰後第一部書寫有關漁業史的論著，而《臺灣省通誌》及《重修臺灣省通誌》，內容上主要是沿用《臺灣省通誌稿》的資料。《臺灣省通誌稿》的內容分為九章：水產概說、漁港、養殖、海藻、珊瑚業、漁業行政、漁業團體、水產供銷、漁業金融，書中將海藻、珊瑚業與養殖並列，反應了戰後初期臺灣原有的漁業種類因戰亂破壞設備而凋敝，而珊瑚漁業成為當時的新興漁業的情況，但是書中敘述海藻及珊瑚的比例過重，與養殖或近海的漁業不相上下，因此在《臺灣省通誌》及《重修臺灣省通誌》中，即以「四大類漁業」(遠洋、近海、沿岸、養殖)取代了《臺灣省通誌稿》中「養殖、海藻、珊瑚業」的分類，並且補充一些臺灣重要魚類的敘述，以及討論漁業各種生產要素，讓書中的內容更符合經濟誌的標題。作者認為以上三本書皆為通誌型態，亦是官方論著，但是在觀點上卻有所不一，《臺灣省通誌稿》較肯定日治時期，日人對於臺灣漁業現代化的貢獻，而其他兩本則是以國族主義看待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化，認為當時的漁業技術、資源皆掌握在日人手中，臺人並未獲得好處，甚至影響到戰後臺灣漁業建設的困難。三本書中的內容都過於偏重量化的資料，鮮少有質性的描述，同時對於漁民生活的描寫亦有所缺乏。16 在1957年內藤春吉和許冀武出版《臺灣漁業史》，17內容共分為十章：水產教育、水產團體、漁業、水產養殖業、水產製造業、製冰冷藏業、漁港、魚市場、水產貿易。全書附有許多統計表幫助閱讀，時間斷線在1950年代，但是書中內容主要敘述戰前臺灣漁業的發展，尤其著重日人在臺時期各種相關的漁業措施，對於戰後的漁業發展篇幅很少，也不強調臺灣漁業發展與中國漁業發展的相關聯繫，雖然書中沒有對漁業施政的有相關討論，只是單純的將漁業史的脈絡書寫出來，因此作者也沒有對於當時的漁業情況有自己的論點，不過此書對於認識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發展的情況很有幫助，算是很基礎的漁業史論。胡興華的《拓漁臺灣》、《話漁臺灣》、《躍漁臺灣》18這三本著作對於臺灣漁業史都有一些討論，三本書具有連貫性，書中從三國時期的漁業發展史開始 16. 祝平一，〈破鏡零史─戰後臺灣漁業史研究之回顧〉，《新史學》，卷12期2，2001年6月，頁 201-217。. 17. 內藤春吉著許冀武譯，《臺灣漁業史》(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 18. 胡興華，《拓漁臺灣》(臺北：臺灣省漁業局，1996)，胡興華，《話漁臺灣》(臺北：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00)，胡興華，《躍漁臺灣》(臺北：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04)。. 7.

(13) 談起，介紹歷史上各時期臺灣漁業的發展與變化，以及當時重大事件對漁業的影響，接著進一步分別介紹各類型漁業發展的過程和內容，作者將臺灣漁業史分成明清、荷鄭、日治和戰後四個時期，其中日本與臺灣漁業發展的關係最密不可分。在日本領臺之初，就以建立臺灣漁業制度、調查臺灣附近海域的資源為重點，除訂定漁業法規，建立水產行政機關，獎勵水產事業，鼓勵漁民多使用新技術、新科技外，也成立水產試驗的機關與負責調查的船隻。至於二戰後漁業的重建則主要依賴美援的幫助。三本書中對於漁業的概況有十分詳細的描述，不但介紹漁業發展的歷史，同時也詳細描述各漁業的型態、漁具跟漁法的種類與差異。以技術官僚的論著來說，胡興華的作品內容比較偏向歷史事件與事實敘述和解釋，而非著重在描述漁業技術、設備的發展過程，胡興華在書中提出他對漁業發展各個時期歷史的不同評價與觀感，雖然這些評價難免帶有一些國族主義的色彩，但是從這三本書中，可看到胡興華對於自己作品的用心，這些作品不但展現胡興華豐富的漁業知識，同時也呈現出他對臺灣漁業史發展的歷史觀。《臺灣早期漁業人物誌》19是一本著專訪漁業界「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書中人物多為戰後初期負責決策的漁業技術官僚，其中也包括少數的漁會代表，書中人物大多經歷日治到戰後兩個時代，但是編撰者將注意力放在戰後國家對漁業體制的影響，稍為忽略日治時期，也缺少第一線漁民的經驗。從書中可發現戰後的漁業技術官僚，有一部分是接受日治水產教育的培養，這些臺灣人與中國遷臺後的技術官僚是否有意見相歧之處，實在令人好奇，可惜此書只是單純口述傳記形式，對於其他問題皆未進行討論。從上列的通誌專書當中，可以發現過去漁業史的官方論著多是漁業官僚所撰寫，內容多偏向漁業知識、技術發展過程的描寫，常依賴過往的紙上材料，而陷入只有官方文獻與觀點的困境，書寫內容也多偏向戰後，而對日治時期的描述則有強大的國族主義傾向，敘述上篇幅也較少，因為想要多了解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的發展情況，這些專論的幫助有限。至於在期刊論文方面，從經濟、技術觀點出發的期刊論文主要有：. 19. 臺灣省政府農林廳漁業局，《臺灣早期漁業人物誌》(臺北：臺灣省漁業局，1996)。. 8.

(14) 1974年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出版了《臺灣漁業之研究》，20書中共收錄了11 篇論文：〈臺灣之漁業概況〉、〈臺灣之遠洋鮪釣漁業〉、〈臺灣之遠洋拖網漁業〉、〈臺灣之近海漁業〉、〈臺灣之沿岸漁業〉、〈臺灣之養殖漁業〉、〈臺灣之漁會〉、〈臺灣之漁港〉、〈臺灣之漁船漁具及漁業器材工業〉、〈臺灣之漁業法規〉、〈臺灣之水產加工業〉，全書等於是將漁業的種類、技術、漁業團體等分別作專文的介紹，而該書的作者大都是戰後漁業體系中的技術官僚，因此全書描述相當多漁業技術的內容、量化資料，還附有相當多漁船或漁民工作的插圖或照片，而在1970年後，漁業的技術和設備大致定型，故此書有如漁業基礎參考書，讓讀者對漁業實際情況有更具體的印象，但由於是技術官僚的論著，因此在書寫上對於漁民的生活情況也就有所忽略，因此這本書的性質稍微偏向了認識漁業的參考書，人文學者在閱讀上可以補足對於自身漁業知識的欠缺。而以歷史學的觀點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水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21此文旨在建立日治臺灣水產業的研究基礎，並使用計量方法來檢視水產業的情況，算是歷史學界第一篇針對日治時期水產業情況，做綜合性討論的論文，他首先利用《臺灣總督府府報》和各項官方出版品，試圖重建當時官方對水產行政的相關政策、行政組織和執掌、調查試驗與獎勵、協力機關、教育等項目，進行概括性的討論，文中內容可分為緒論、漁業環境與早期漁業、水產行政、水產業發展及其關聯效果、水產運銷與貿易、漁民的生計、結論。文中指出幾項重點：第一，1910年是臺灣水產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年，同時也是臺灣水產發展的轉捩點；其次，他編製水產貿易物價指數、物量指數、貿易條件指數做為比較的基礎，進行整體和各類別水產業發展趨勢與成長的量化分析，同時也對水產上下游的關聯產業進行分析，如漁港興築、修造船業、製冰冷藏、水產金融等內容；第三，他討論水產運銷與貿易的相關趨勢，並說明文中編製貿易數據的意義，此外更指出臺灣水產業的貿易，無論輸出入、移出入都呈現成長的趨勢，即使對日本貿易收支有入超現象，整體來說臺灣水產的貿易條件仍有改善的傾向。最後文中則指出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有著在日本的殖民經濟體制下現代化的特色。. 20. 臺灣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漁業之研究》(臺北：臺灣銀行，1974)。. 21.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6年。. 9.

(15) 該文大量使用日治時期重要的水產史料，例如《臺灣水產》、《臺灣水產要覽》、《臺灣水產雜誌》、《臺灣水產統計》及政府機關報紙等等，將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發展概況詳述，並用計量方法做研究，但是可惜的是該文題目過大，主題涵蓋甚廣，以至於出現很多論述不足的地方，尤其在第三章水產行政的部分，或許因為作者史料掌握不足，導致此章流於表面的介紹，作者簡單介紹水產行政組織的發展後，便直接利用Douglas North的「制度分析法」，利用統計公式導出水產行政機關對水產業的影響程度，在結論中又特別強調日治時期的臺灣漁業，是具有殖民體制的特色，然而這個特色卻只是利用公式加以證明，沒有實質的論述與史料論證，令人覺得十分可惜。再來細探此書各節，如行政機關、試驗調查、水產團體、水產教育等課題，書中都沒有完善的釐清各個課題的歷史意義，因此這些課題都值得其他學者再進一步研究。林玉茹〈戰時經濟體制下臺灣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立〉，22一文主要是透過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立與發展，討論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整體情況與特殊性，並分析會社組織、資本構成和事業經營之成效。作者認為首先，東臺灣水產會社雖為民間資本經營，仍受到官方政策影響，會社經營方針以配合國家政策為主，因此應將會社視為國策會社。其次，指出「築港─ 移民─成立水產會社」是東臺灣漁業開發的模式。最後，認為東臺灣水產業有幾項特色：第一，會社的規模有資本集中化的現象；第二，會社的成立是受到戰時經濟體制的影響；第三，除了日系大資本積極介入外，東臺灣水產業的近代化完全是國家政策的影響。林玉茹另一篇〈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23則是在討論日本為了開發東臺灣的海洋資源，加上日本過剩的漁業人口需要找尋出路，因此在臺灣總督府與地方廳配合之下，鼓勵日本沿海的漁民移民到臺灣東部從事漁業，政府不但對移民提供優惠的補助與訓練，而且也積極的興建基礎建設。漁業移民的成功不但使東部漁業從沿岸漁業轉型為近海漁業，甚至進一步發展遠洋漁業，使得產業結構獲得改變，臺灣也因此獲得了日本漁業文化. 22. 林玉茹，〈戰時經濟體制下臺灣東部水產業的統制整合─東臺灣水產會社的成立〉，《臺灣史研究》，第六卷第一期，2000年9月，頁59-92。. 23. 林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第七卷第二期，2000年12月，頁51-93. 10.

(16) 與新式的漁業技術。此篇文章從殖民主義與產業改造殖民經濟史的角度，從政策面分析後期官營漁業移民事業的開展與成效，文中有幾項重點：第一，指出臺灣總督府的移民事業是以「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為方針；第二，從「推拉理論」說明官營漁業移民的發展，並從築港與產業開發的角度論述，並分析前後期移民的模式與成效；第三，指出後期移民的展開主要是以「築港─移民─ 漁業改良」的模式發展，日本移民也成功的代給東部地區具體的影響，改善東部地區的漁業技術。從上述兩篇論文可發現，林玉茹將研究重心放在東臺灣水產業的發展，從區域史和產業史的角度切入，詮釋當時東臺灣水產業的發展，文中除使用日治時期重要水產史料外，更以《臺灣拓殖株式會社文書》來補足論點基礎。然而該文在掌握日治臺灣水產業的整體發展上，並未談到東臺灣的地形交通以及當時漁業技術對漁業發展的影響。由於東部臺灣地形與西部大不相同，東部雖然有豐富的水產資源，卻難以發展沿岸漁業，因此在缺乏動力技術和港口的情況下，總督府難以積極拓展東部水產業。此外日本在1898年才開始以蒸氣機作為漁船的動力源，準備發展漁船動力技術，直到1905年，才確定以石油代替蒸氣作為動力來源，並應用在一般漁業經營上，24而臺灣在1910年才有第一部動力漁船。因此除了該文提到的理番事業外，臺灣漁業技術不足也可能是東臺灣水產業發展較慢的原因。此外該文研究仍侷限在東臺灣和日治末期，並非全面性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謝佳珍則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團體有兩篇研究，第一篇是〈臺灣水產協會成立初探〉25，文中探討臺灣水產協會成立背景、經過及會中成員分析。文中指出臺灣水產協會是臺灣水產會的前身，在世界時局的刺激及日本水產團體相繼成立後，臺灣島內的水產政策也開始傾向成立正式水產團體，因此在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技師樫谷政鶴和臺灣水產株式會社專務董事的推動下，臺灣水產協會得以成立。文中更指出此會的成立是時局與有心人士預謀之舉，並認為會中的成員民間和官方各半，因此官方雖有一定的力量主導會務，但是水產會社亦能透過協會與官方協調。. 24. 二野瓶德夫，《日本近代漁業史》，(東京：平凡社，1999)，頁139-142。. 25. 謝佳珍，〈臺灣水產協會成立初探〉，《臺北文獻》，第160期，2007年6月，頁123-146。. 11.

(17) 第二篇〈臺灣水產會成立初探─兼論其與臺灣水產協會的差異〉，26文中探究臺灣水產會的成立、經過、背景與成員分析，並比較其與臺灣水產協會的異同。文中首先指出在日本的水產會法建立後，臺灣島內為了方便管轄各州廳水產會、與日本帝國水產會聯絡等考量，而有引渡、實施日本水產會法及成立臺灣水產會的建議，而臺灣水產協會因會中成員具有雙重身分與協會本身財務困難的窘境，加上外在環境需要一個統一的機關，因而轉型為臺灣水產會，在成立的過程中，臺灣水產協會為主要催生者，其他各州廳則扮演輔助角色。最後文中更比較水產協會與水產會的幾點差異：其一，後者的會員因水產會法而有各項強制規定，各州廳的水產會也被強制加入臺灣水產會成為會員：其二在組織架構上，協會成員民間與官方人數各半，因此民間建議可向上傳達，但是決策卻無法向下推動，相反的，臺灣水產會的幹部與職員，皆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議員則由會則規定是各州廳水產代表任之，因此政府決策可由上而下，帶有強制利性質推行到地方；第三，在經費來源方面，臺灣水產協會主要依賴會費與捐贈金為主要收入，而臺灣水產會在水產法的保護下，得以收到政府預算內的補助金做為經費來源。另一方面臺灣水產協會解散的同時，仍有多數成員存在臺灣水產會內，以新的形式維持其影響力與舊勢力。謝佳珍利用水產雜誌、報紙和官方出版品進行研究，同時以殖民統治、水產團體的主體性的角度，詮釋當時的歷史意義，該文清楚說明水產協會成立的歷史背景及水產協會成立經過，文中強調水產協會成員努力維繫協會運作，最後成功轉型成水產會的過程，但該文過於強調民間成員的重要性，而忽略水產協會中有擔任政府水產官職的成員。因此水產團體的成立和轉型，官方究竟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具有官職的成員，是否在水產團體中擔任仲介協調與協助的角色？而總督府當時的水產政策與水產團體的成立是否有關，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此外，關於戰後漁業的研究有：蔡昇璋的〈戰後初期臺灣的漁業技術人才 (1945-1947)〉27及〈美援與戰後臺灣漁業技術發展之研究〉28的兩篇文章，及吳 26. 謝佳珍，〈臺灣水產會成立初探─兼論其與臺灣水產協會的差異〉，《臺灣風物》第57卷第4 期，2007年12月，頁145-177。. 27. 蔡昇璋，〈戰後初期臺灣的漁業技術人才(1945-1947)〉，《師大臺灣史學報》，期3，2010年3月，頁93-134。. 28. 蔡昇璋，〈美援與戰後臺灣漁業技術發展之研究〉，收入於《跨青年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臺北：國立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93-134。. 12.

(18) 伯勳的〈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29和陳慶華的〈東港漁業的發展與變遷，1948-2008〉30兩篇碩士論文等。蔡昇璋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針對過去官方論述的臺灣漁業史架構，對日籍和臺籍漁業人才的貢獻加以平反文中認為戰後初期臺灣漁業之所以能夠順利發展，主要是有日、臺藉的漁業技術人員協助戰後政府的接收工作，在日藉技術人員被遣返後，臺灣漁業面臨嚴重技術人員短缺的問題，此時是臺藉技術人員在第一線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蔡昇璋的第二篇文章則是著重在美援對臺灣漁業技術發展的重要性，著重的面向除卻人才技術的培育外，更偏向硬體設備的恢復與發展。而吳伯勳的碩士論文則將焦點集中在美援如何協助臺灣遠洋漁業發展，包括資金運用及成效等。至於陳慶華則以東港地區為研究主題，內文多利用口述訪談的方式，探討當地漁業發展和漁業文化。以上的論文的時間都偏重在大正以後的水產發展，而忽略了明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水產業的施政，以及1897年日本舉辦的第二回水產博覽會對臺灣的影響，這是相當可惜的地方。第三節. 研究史料與章節架構. 有關臺灣參加第二回水產博覽會的相關史料，可分成以下幾類： (一). 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現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已有網路資源可使用的《臺灣總督府公文類. 纂》，在檔案文件分類上的「殖產門‧水產類」及「殖產門‧博覽會類」中，有著豐富的水產調查、試驗及博覽會資料。博覽會資料的部份包括了參加博覽會的目的、人員、經費、出品及參展心得等相關紀錄，是筆者在本論文研究中主要使用的一手史料。雖然《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明治年間的資料，遠超過大正末期及整個昭和年間的數量，然而有關水產部份多有佚失，不若其他殖產部門中的農業、林業、礦業等保存狀況完整，尤其是明治28-30年間的部份資料不是當時未保留下來，就是目前已經損毀，此為筆者在研究上所受到的限制。 (二) 29.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吳伯勳，〈美援與臺灣遠洋漁業之發展(1951-1965)〉，(桃園：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11年)。. 30. 陳慶華，〈東港漁業的發展與變遷，1948-2008〉，(桃園：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10年)。. 13.

(19) 由成文出版社根據臺灣總督府編印的《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記載了總督府歷年來各單位的施政情況和成果，其中由於水產及博覽會的相關事務皆由「殖產部門」負責，因此總督府每年對於水產和博覽會方面的重要政策、成果及評價等皆可從《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的「殖產部門」得知，由此資料可以補充《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已毀損或未保留下來的重要部分。 (三). 報紙雜誌：報紙部分主要使用的是明治年間即創辦的《臺灣日日新報》，雜誌部份則是. 日治時期的《臺灣水產雜誌》，《臺灣水產雜誌》雖然是大正初年才創辦的雜誌，但從中亦可找到一些回顧政府政策或是基本漁業史的資料，可補充報紙和官方資料的不足。另外日本大水產協會針對第二次水產博覽會出版了《第二回水產博覽會誌》，此為了解水產博覽會內容的重要史料，該刊物內容除了針對會場中各府縣展品有著清楚的介紹外，亦有一些關於各府縣水產業的雜談。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先說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接著回顧博覽會及水產相關的前人研究，之後說明本文的研究資料，最後則是說明本文章節架構。第二章的內容主要是先對博覽會出現的背景以及日本參加博覽會的情況作一簡單的概述，主要闡明博覽會的變化，藉著解說當時幾個比較代表性的博覽會的影響，並說明博覽會的舉辦是如何從歐洲影響到日本，而成為殖民地的臺灣又如何藉著日本來接觸到博覽會。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從萬國博覽會出現的時空背景出發，從「地理大發現」後，西方人對於「發現」的新東西、新世界感到好奇，並且加以系統性的分類，形成博物學的知識發展以及建造各類型私人的博物館，到了18世紀末則出現「展覽會」、「博覽會」這種新的展示方式，本文正是要從「展覽會」、「博覽會」如何從帶有教化意味的展示空間出發，探討這些空間如何轉變成歐美各國宣示帝國力量的場所。第二節則從日本開始參加歐洲的博覽會開始談起，論述日本如何在博覽會中，從被展示的一員轉變成能夠提供展覽的國家，同時日本又是如何藉由參加博覽會的過程，在震驚歐美技術的同時，吸收並引進歐美的水產技術。第三節則把焦點放在日本國內的舉辦博覽會，看日本如何吸收萬國博覽會的舉辦、評審方式，將其轉為自用，並探討日本何時重視國內的水產業，進而在自己的國內舉辦水產博覽會，達到殖產興業的目的。. 14.

(20) 在了解博覽會的背景以及日本參加歐美博覽會的過程後，第三章將把焦點轉回臺灣。臺灣在1895年成為日本的領土，而總督府在統治臺灣不到2年的時間，就面臨參加全國性的博覽會的大事，因此總督府在短時間內必須快速掌握臺灣水產業的發展情況，並從中選出展覽品前往參展，本文將探討臺灣總督府在參加第二回水產博覽會前後所做的事情。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主要針對在水產博覽會舉辦前，總督府藉由水產調查來了解當時臺灣水產業的情況並趁機調查各地特產，從中選出參加博覽會的展覽品。因此本節重點在於總督府在水產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臺灣水產業的面貌。第二節則對於針對總督府參展品的內容進行分析，探討參展品如何反映出當時臺灣水產業的優勢與劣勢，以及總督府如何佈置會場及會場內容。第三節則探討總督府為何要派遣以臺人為主的博覽會考察團，說明臺灣人參觀的情況以及參觀後的心得，並對考察團的心得進行分析參觀完第二回水產博覽會後，臺灣總督府是否從水博當中，獲得一些有關發展臺灣水產業的想法？本文基於這個基礎，在第四章中討論參觀團隊總督府提出的心得與建議，是否影響總督府往後幾年的水產政策，並進一步去研究第二回水產博覽會對臺灣的水產業造成什麼影響，而總督府又是否有接受任何參觀團隊的心得或建議。本章同樣分成三節，第一節針對總督府進行的水產試驗做討論，在水產博覽會過後不到一年，總督府就開始進行的水產試驗，試驗的內容是臺灣所欠缺的水產加工品。第二節將焦點專注在食鹽政策的變化，1895 年廢除食鹽專賣制度，但到1899年又再度恢復專賣制。在這節本文將釐清專賣制度的廢和興與水產博覽會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則是綜合以上兩節的內容，進一步探討在水產博覽會過後，以及總督府在水產業所做的努力，對臺灣的水產貿易造成什麼變化。結論是在綜合以上各章的內容論述後，將所有的研究成果作一總結。. 15.

(21) 第二章日本博覽會的緣起與發展第一節博覽會的起源與轉變「博物學」與「博物館」在歷經15、16世紀的「地理大發現」，以及17世紀的「海權時代」後，知識系統也跟著產生變化。傅柯(Foucault)認為，直到16世紀末的歐洲，都是以類似性(resemblance)作為知識的基本構成原理，因此在那個時代，要記述一樣生物，不單記述該生物的外貌、器官的樣態，同時也會記述該生物的傳說及各個故事。然而在十七世紀中葉人們不再以類似性來編織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以同一性和差異性的新視野來構成世界的秩序，卡爾‧馮‧林奈（Carl von Linné）的生物分類法正是新視野的代表，他藉由物種之間生理上的相同或相異點的部份，對各個物種進行分類。而17世紀開始發展、18世紀達到鼎盛的博物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31 博物學以不同以往的視線、分類和配置原則，彷彿是將物與物並列在一個「透明的認識空間」的格子櫃中，透過分析這些物品的特質，給予他們一個屬於自己的名字。在「被發現的新世界」中，航海者帶回了許多珍奇動植物、標本以及圖畫，這些原本被當作異國的奇觀、寓言故事再現的物件，在博物學發展起來後，被博物學者依據物品的特徵加以分門別類，而在分類配置的過程中，分類的依據或標準逐漸變得精細與複雜，同時分類觸角也不限於珍奇的動植物等，而延伸到民族、宗教、社會與政治制度。32 至於博物館發展的歷史可追溯自西元前的希臘化時代：費洛德大帝曾在皇宮中修建一個包含有動物園、氣象臺、圖書館及演講聽的繆思館；到了羅馬時代則因盛行私人蒐集陳列品之風，富豪之家常為了社交娛樂的目的，在庭院飼養珍奇異獸，在家中特闢專室陳列各式藝術品；而在中古世紀的歐洲，則是由教會及修道院這些地方負責蒐集珍奇異品及保存歷史與美術的各種文物；至於文藝復興時代，由於好古研究的風潮，許多古代美術品被大量地收藏在各地的專門陳列館中，而這些陳列館則成為近代美術館的雛形。33 31.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7-8。. 32.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8-10。. 33. 包遵彭，《博物館學》，(臺北：正中書局)，1972，頁8-10。. 16.

(22) 到了16世紀，王侯貴族的宅邸中，常會出現所謂的「珍品陳列室」、「驚異室」等特別的房間，這些房間主要是用來陳列各種珍奇物品，從古代的錢幣、遺物，到異國奇妙的動植物標本等，作為誇示財富和權力的象徵，然而此時，陳列在房間的各種珍奇物品，尤其在動植物標本方面，並非以系統性的分類作為展示的標準，直到18世紀後，一方面賞玩奇珍異品不再限於王侯貴族之中，私人蒐集古物與生物的風潮也傳入到一般市民階級，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與大眾化的觀念出現、人文主義思潮盛行，博物館被視為市民社會中給予教育與文化的一環；34另一方面配合博物學的發展，陳列物品的方式開始出現有系統的分類及保存，不僅是標本，活體展示的動植物，也跟著博物學的方式進行分類。之後私人的陳列室更是公開化，西元1759年，原是英國史隆爵士的私人蒐藏與陳列室，在被英國國會收購後，成為了世界上首度開放給國民自由參觀的公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35西元1793年，在法國內務部長的主張下，將過去法國宮庭內所珍藏的彫刻、繪畫及藝術品公開陳列在巴黎塞納河畔的羅浮宮，「共和國立藝術館」因而成立。36 由於博物學和博物館的發展，原本以類似性作為分類的展示陳列，那種混合著神話傳說、嗅覺甚至是觸覺的私人蒐藏或是以馬車在街道上巡迴展示物品的行列，已經被博物館的公開化和博物學的「視線」分類方式所取代，陳列的物品被依照表面的型態和各種特徵要素進行分類，然後被放置在標本陳列館或是動植物園的「表格」中。 37在整個18世紀，各類的標本、植物、動物的展示甚至是古代遺物或異國的珍玩，隨著博物學那種嶄新的分類系統和思維加上追求自由、平等與大眾化的觀念出現、人文主義思潮盛行，使得私人的「珍品陳列室」逐漸轉為「公共博物館」，不但成為一般社會大眾能夠輕易接觸到的展示物品，這樣的歷史演變，更恰好對19世紀歐洲各國舉辦博覽會這一展示方式，提供了厚實的基礎。博覽會的前身 34. 倉田公裕監修，《博物館學事典》，(東京：東京堂，1996)，頁20。. 35.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13-14。. 36. 許鐘榮，《世界博物館─羅浮博物館》，(臺北：錦繡出版社，1987)，頁164. 37.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9。. 17.

(23) 一般認為中古的世紀歐洲出現的市集，可當作博覽會的起源。由於日耳曼民族的破壞城市，社會到退回原始自然經濟的狀態，工、商業幾乎絕跡，因此在政治、經濟的背景下形成了許多自給自足的莊園(Manor)，住在莊園裡的農奴利用農閒時期，從事木工、皮革、紡織、陶器等製造，以供日常生活之用，又因為各農戶所製造的手工用品不盡相同，為了交換自己沒有製造的物品，而產生了將自己製造多餘的手工品與其他人交換的商業行為。起初這類商業行為僅侷限於同一莊園，後來逐漸擴大於各個莊園之間，這樣就產生了「市集」 (Market)，也就是在約定的時間內，相鄰各莊園的農民，帶著自己想販賣的物品前往固定的幾個地點，而需要的人就前往購買。38 在工人生產技術日漸進步，商品的數量也因此增多，加上市集活動越來越密集出現，無形中擴大了商業活動的範圍和數量，到了11、23世紀間，歐洲各地開始出現以慶祝重要宗教節日為名的「賽會」(Fair)。主辦的主教或貴族常會在賽會開始之前，就張貼海報公佈聚辦日期及地點等，並事先佈置場地、攤位，不但讓附近居民或遠地的商販都能夠知道先知道舉辦消息，更可以讓遠來的商家方便擺攤。賽會舉辦時不但會聚集許多商販帶來各地的商品，同時也會有魔術師、雜耍的江湖藝人在賽會中表演賣藝。賽會中有著豐富的商品販賣，也有提供娛樂的藝人，因此除了本地的居民外，賽會也吸引了鄰近莊園的居民攜帶家眷前往，賽會的內容與形象就成為日後展覽會的雛形。39 在18世紀末，隨著歐洲科學、產業技術、博物學與博物館的發展，加上發現新航路與新大陸，歐洲的開始重視起手工藝品與發明物，因此在「市集」與「賽會」之外，出現了僅展示而不販售的展覽會。在1760年代時，英國就出現了工藝品和發明物的展示會，雖然這個展示會規模相當小，也並未負擔國家政策的目標，但是展示內容包羅萬象，有繪畫、雕刻、幫浦機、紡織機等各種「發明物」，因此雖然在規模和目標上稱不上是博覽會，卻也具有與博覽會相同特質的綜合性。40真正比較具有國家規模的展覽會是在法國大革命後，由於法國急於要振興貿易和工業，因此將以往用於美術品的展示會，擴大至工業製品的領 38. 彭慧媛，《日治前期「殖民臺灣」的再現與擴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為中心之研究》，臺南：國立成功大學歷史研究所，2005年，頁19-20。. 39. 費羅南‧布勞岱爾著，施康強、顧良譯，《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二)》，(臺北：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8-14。. 40.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31。. 18.

(24) 域。 1797年，由法國的達維茲(Marquis d＇Aveze)侯爵在奧塞園邸策劃了為期4天的展覽會，展出的內容以瓷器、地毯和掛毯為主，這場展覽會成功的吸引住參觀群眾的目光，不但達到銷售商品的目的，更使得參觀群眾產生反覆參觀商品的欲望，當時法國的內政部長察覺到這場展覽會的成功之處，決定讓這樣的展覽會擴大成國家規模的產業博覽會。因此在隔年，歷史上第一次的產業博覽會就在戰神廣場(Champ de Mars)上展開。這場產業博覽會展期共5天，展出110樣產品，會場中不但有軍隊遊行、舞踏大會、煙火表演外，會場四周還有雜耍表演。展覽會不再只是商品展示或販售的場所，更具有教化國內廠商以及延續節慶氣氛的作用，同時在歡樂的氣氛下，展覽會也將販售商品慶典化、幻想化，成為資本主義將商品美化的文化裝置。41 這場產業博覽會的成功，讓法國決定要定期舉辦類似的博覽會，因此從1798 到1849之間，法國總共舉辦了11次的產業博覽會，42不但規模越來越大、展示商品越來越多，甚至會期也從幾天、幾十天擴展到數個月，尤其是在1849年舉辦的博覽會，連阿爾及利亞和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都前來參加，幾乎可被稱為「準萬國博覽會」。受到巴黎產業博覽會成功的影響，不僅在法國各地如南特、里耳、波多爾、土魯斯和第戎等都相繼據舉辦了博覽會，同時法國的產業博覽會也刺激了歐洲各國，使得歐洲各國也前仆後繼的開辦同樣性質的博覽會，例如：義大利的德里雅斯特、德國慕尼黑、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比利時的都爾奈和布魯塞爾、荷蘭的哈倫、愛爾蘭的都柏林、西班牙的馬德里、俄羅斯的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和德國的柏林等。當時的博覽會已經不單只是以振興產業為目的，某些博覽會也開始不僅限於本國的參與，產生超越國界的多國博覽會性質，在舉辦國邀請其他國家參加博覽會的之時，博覽會就已經開始走向國際化。此外博覽會也被利用來傳達出國家的政治與文化意涵，這也使得博覽會逐漸被意識到是個可用來扮演現代國家重要的政治文化角色。儘管博覽會逐漸邁向國際化，但在1851年以前，卻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舉辦一個結合眾多國家聯合參與的「萬國」博覽會。. 41.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27-28。. 42. 博覽會的舉辦時間分別在西元1798、1801、1802、1806、1819、1823、1827、1834、1839、1844 和1849年，舉辦地點則有戰神廣場、羅浮宮、廢兵院、協和廣場和香榭麗舍。. 19.

(25) 在經過歷史的洪流下，原本做為交換、買賣生活物資的市集，隨著新航路與新大陸的發現，以及博物館和博物學的發展，部分市集轉型成只展示而不販賣的展示會型態，在法國達維茲侯爵的巧思下，利用展示的特色吸引人們的目光而達到銷售的目的，則形成了產業博覽會的型態，由於地方博覽會的成功經驗，讓國家開始重視博覽會的宣傳與銷售的效果，使得產業博覽會的規模不斷擴大，所覆蓋的範圍也從地區擴大到全國，這樣成功的情況也相繼被歐洲的其他國家所模仿，促使歐洲各國也跟著舉辦博覽會，博覽會也從振興產業的功能，逐漸轉變為能夠代表國家重要政治和文化意涵的角色。萬國博覽會萬國博覽會跟一般市集、商店或是陳設貨品的賣場之所以不同，第一個大差異就在萬國的「國」字，也就是說，萬國博覽會是由國家所策劃或支持的展示活動。萬國博覽會又被稱為「世界博覽會」，在1928年11月，31個國家的代表在巴黎開會簽訂了《國際展覽公約》。該公約規定了世博會的分類、舉辦週期、主辦者和展出者的權利和義務、國際展覽局的權責、機構設置等。《國際展覽會公約》第一章第一條明確了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目的：世界博覽會是一種展示活動，無論名稱如何，其宗旨在於教育大眾。它可以展示人類所掌握的滿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現人類在某一個或多個領域經過奮鬥所取得的進步，或展望未來的前景，位於巴黎的國際展覽局對於萬國博覽會的正式定義：「不論主題為何，主要意義提供一個對公共大眾有教育價值的展覽場所，其內容可以包含人類之生活或歷史中人類致力於各項領域的成果，或者呈現人類展望等各方面題材。」。43 1851年5月1日正午，英國女王在倫敦海德公園內作了簡短地致辭，隨後近代世界史上第一場「萬國博覽會」正式揭幕。這場博覽會是由維多利亞女王的丈夫，同時也是皇家藝術學會主席亞伯特親王主辦，一共有10個國家願意參與這場為期161天的展覽，參觀人數則超過六百萬人次。博覽會的會場是由庭園建築家派克斯頓(Joseph Paxton)所設計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這是一個以植物園. 43. 吳志逢，〈從世界博覽會發展歷程思考2008臺灣博覽會及中興新村的未來〉，《臺灣月刊》245 期，2003年5月，頁26。. 20.

(26) 的溫室為原型，主要以大量的鋼鐵和玻璃為建材，設計出的一座建築物。 44這棟佔地約19英畝的建築，是世界上第一座最大的金屬玻璃帷幕建築，透明耀眼的玻璃在陽光下閃閃發亮，吸引了所有人的目光，日後人們甚至用「水晶宮博覽會」來稱呼這次博覽會。這座水晶宮不但是英國工業界技術與力量的象徵，同時也結合了博物學的視覺觀點所創作出來的建築技術和設計風格。這場博覽會也遺留下許多遺產：會場上的物品都沒有標價，純粹以展示觀看為目的，與過往市集中陳列物品的目的完全不同，而觀看的背後又隱含了「教育民眾」的目標，從會場的建築、展品的分門別類都有想讓觀眾認識並理解近代機械工業的技術與知識的企圖，此外展示品中機械、製造、原料品與美術則成為日後所有博覽會分類概念的基準。45 「倫敦萬國博覽會」的舉辦，等於是向歐洲擲出一枚震撼彈，正式宣告著「博覽會時代」的來臨。在英國舉辦了這場足以向世人誇耀英國盛世的博覽會之後，法國也不甘示弱地以慶祝1815年滑鐵盧之役後歷經40年和平為由，在1855 年的巴黎舉辦萬國博覽會，46為了與英國一別苗頭，除了會場建築比英國的大 1.5倍外，更重要的是設置單獨的藝術宮建築，也就是除了工業展示部門外，另有獨立的美術展示部門，此外，不同於倫敦萬博的展示品皆無標價，這場巴黎萬博在會中強調展示品在商業市場上的價格與用途，雖然這場博覽會的參觀人數並未突破倫敦萬博的6百萬人次，但卻獲得讓維多利亞女王首肯，前往參觀，促進英法兩國的外交，也奠定了巴黎成為法國政治、經濟、文化首都的地位。之後英國也立刻還以顏色，在1862年為了重拾水晶宮的輝煌與榮耀，舉辦了第二次萬國博覽會，法國復在1867年舉辦萬國博覽會回敬英國，除了英法兩國將萬國博覽會作為競賽外，其他國家也不願讓英法兩國專美於前，位於中歐的奧匈帝國在1873年的維也納舉辦了本國在19世紀的第一場萬國博覽會，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國記取1853年紐約博覽會的教訓，在1876年的費城，以慶祝獨立一百年的名義，舉辦萬國博覽會。美國以異軍突起之姿加入了英法兩國的博覽會競賽，自此英法美三國，在博覽會上互別苗頭，不斷標新立異，形塑出更豐富、更多元的博覽會展覽。47. 44. 這座水晶宮共使用了3,800噸鑄鐵、700噸鍊鐵、30萬片玻璃以及60萬立方英尺的木材，長1848 呎、寬408呎、高108呎，總面積約99萬平方英呎。. 45.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市：麥田，2005)，頁48-55。. 46. 在1853年有柏林博覽會及紐約國際博覽會。. 47.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市：麥田，2005)，頁56-58。. 21.

(27) 當物品被陳列在博覽會的會場展示中，不但蘊含著受到博物學觀點影響，分門別類地呈現在觀眾眼前，背後更隱藏著「進步」和「競爭」的兩種精神。在分類的過程中，代表著主辦者如何看待各個展覽品的想法，展示位置與會場動線則不但決定了物件被觀看的出場順序，更隱含著主辦者希望觀眾的焦點能夠被特定的展覽品吸引。在眾多參展品中，能夠被選上成為展示品，尤其在工藝、機械方面，通常代表著這是個擁有先進技術的物品，而相類型的物品比鄰而立，立刻又產生了相互競爭的情況。不論是進步還是競爭，展示博覽會物件的目的在於吸引群眾目光，獲得群眾的認同。從會場離開，舉辦博覽會本身，也是具有「進步」與「競爭」的意涵，只有先進的國家，才能夠不畏其他國家的模仿、競爭，大膽的將自己的技術、文化等公開展示，甚至邀請其他國家的參展，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葉，歐美各國爭相舉辦這種世界性的博覽會，不僅是為了吸引、教育觀眾、宣傳會場中的展示品，更重要的是藉著舉辦博覽會，炫耀國家整體的實力，不論是經濟、文化或是科技，進一步提高國家在國際地位的影響力。第二節日本與萬國博覽會日本接觸萬國博覽會的開端日本首次認知到萬國博覽會的存在是在西元1853年，這一年發生了所謂的黑船事件，美國的培利將軍為了要求德川幕府開港，而率領四艘船艦來到東京灣，同年紐約正好在舉行萬國博覽會，荷蘭人將這個資訊記錄在《日荷風說書》中，日本就從《日荷風說書》中，獲得萬國博覽會的情報。48不過從認知到正式參與，其中相隔了一點時間。真正有確實紀錄的參展經驗，要追溯到1862年，那時日本為了跟英國交涉江戶、大阪、兵庫、新瀉四城的開港、開市問題，特地派出「竹內使節團」 49前往歐洲，使節團在4月初抵達法國，4月底則到了英國，恰巧當時英國在5月1日要舉辦萬國博覽會，便邀請了日本使節團一同參與，因此該使節團便穿上日本的正式禮服50參與了博覽會的開幕儀式。日本使節團參與了英國萬博博覽會一事，在倫敦引起了相當程度的話題：. 48. 國雄行，《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東京：岩田書院，2005)，頁22。. 49. 以竹內下野守保德為正使共38人，其中也包含了福澤諭吉、松木弘安及福地源一郎等人。. 50. 使節團一行人穿著的是「紋付羽織袴」，也就是江戶時代武家的半正式禮服，禮服包括了紋付長衣袴和羽織短外套。. 22.

(28) 一方面博覽會中有英國公使提供的日本展示品，另一方面日本使節團穿著異國服裝出現在會場中，帶給倫敦市民相當不同的視覺感受，根據當時《倫敦畫報的》的記載，日本使節團的服裝雖然普通而不登大雅之堂，不過日本人對他人的注目全然不在意，因此呈現出一個來自遠東而有特異風貌的使節團景象，吸引了倫敦市民的目光。再加上當時的歐洲人並不了解中國與日本的差異，因此對於日本使節團所穿的服飾，抱持著「龍紋」與「金線」交織而成的期待，在會場看到比起中國而言，較為樸素的日本服飾，出現了驚訝與失落之聲，或許也因此更加深了話題的討論性，而引起更多人的注意。51 除了帶給英國視覺衝擊外，對於日本來說，更重要的是使節團成員在參觀博覽會後，立刻敏銳的捕捉到博覽會對國家政經建構的效果，團員之ㄧ的淵邊德藏在他的著作〈歐行日記〉中，提到：原本此展覽之企圖，在以博覽各國產物之名、匯集海內外之商人，使其自國所誇之產物、製品、器械等為人所見，以增多本國產品輸出而獲取利益；……本國則因尚未諳此意，未能積極賣弄產物於他人……52 亦即透過舉辦將物品集中展示的博覽會，能夠在特殊的展覽空間下，讓日本的產品迅速有效的推廣出去，而日本因尚不了解博覽會的效果，僅拿出一些粗俗的文化產品，錯過了這種宣傳的機會，讓淵邊深感可惜。這是日本使節團首次體認到博覽會具有促進商品銷售及流通的效用。而身為另一位使節團成員的福澤諭吉，則寫出了《西洋事情》一書，該書內容中指出歐西博覽會的意義在於藉著嶄新器物的陳列，以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可取他人之長以利己，同時也將英文的「Exhibition」翻譯成「博覽會」，介紹博覽會這個名詞到日本，此外福澤也認為博覽會這個場所，就像是一個能夠交易智力功夫的地方，在其中的各種展示品，能夠讓愚笨的人看了之後自我勉勵加以學習，而聰明的人則可藉此自我反省，也就是說福澤不但將博覽會的概念引進日本，同時也發現到參加博覽會能夠促進技術交流，讓技術相互碰撞後，產生出新的火花。53 51.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104-105。. 52.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104-105。. 53. 呂紹理，《展示臺灣：權力、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北市：麥田，2005)，頁77。. 23.

(29) 使節團的參觀英國博覽會經驗，對日本帶來一個相當大的刺激，雖然使節團並非是一開始就有計畫的去參觀，但是藉著在倫敦停留的期間，使節團多次進出博覽會場，並詳細地進行觀察紀錄，之後更將博覽會一詞及概念帶回日本，更說出博覽會的種種好處，如此的作為，不但開啟日本對博覽會的興趣，也激發了日本開始不斷參加國外博覽會的誘因。日本正式參加博覽會在英國倫敦博覽會的刺激下，日本各地興起了參與博覽會的風潮，像是在 1867年，德川幕府就在法國公使的建議下，以陶、漆、銅器、繪畫和木材、礦物等等展覽品參加巴黎的萬國博覽會，同一時間日本南方的佐賀與薩摩藩也各自參展，甚至產生三方互爭代表權的情形，由此可知當時日本並非由中央政府統一參展。直到1873年的維也納博覽會，日本才第一次以國家名義進行統籌，並以中央政府出資、官方指定人員的方式去參加別國舉辦的博覽會。一開始日本對於維也納博覽會其實興致並不高，1871年3月20日奧地利公使便勸誘日本的外務卿澤宣嘉參加維也納博覽會，在當時澤宣嘉便加以拒絕，之後面對奧地利公使的再三遊說，外務省便以「政府有百般事務尚未整頓，人民無法運送物品到遙遠的貴國去」的理由拒絕。但奧地利公使並不因此而氣餒，在同年的12月3日，公使藉著與外務卿副島種臣及外務大輔寺島宗則的會談上，巧妙的利用日本政府想要推行西洋化，以超越西方列強的心態，並說明參加博覽會後日本不但能夠快速得知各國物產情況，花費上比派遣使節團來得少，而效果比使節團大得多，終於成功地說服日本政府參加維也納博覽會。54 至此日本政府從不願意參加轉變為積極參與，針對這個博覽會，日本表現出相當慎重的態度去面對，在前一年還特別成立了「臨時博覽會事務局」，事務局由大隈重信與佐野常民領導，統一規劃參觀人員及參展的事務，文部省博物局也積極準備參展物品，日本用了一年的時間去籌備參加的種種事項，其中佐野常民則扮演相當於靈魂人物的關鍵角色。在參加博覽會之前，佐野就列舉參加這次博覽會的目的：(1)收集及展示精良物品，使日本國土之豐饒、人民之巧技為海外所周知；(2)觀摩各國之物產、. 54. 國雄行，《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東京：岩田書院，2005)，頁31-32。. 24.

(30) 學藝之精妙，並傳習其機械技術；(3)在日本籌備創建博物館、開辦博覽會之基礎；(4)整備日本製品成為各國之日常用品並增加輸出之途徑；(5)調查各國製品之原價、售價及供需狀況。55從佐野提出的目的，可以發現淵邊德藏和福澤諭吉所提倡的建議發揮了影響力，因此參加博覽會不單只是為了增加外國對日本產品的認識或是增加貿易的通路，更重要的是要藉著參加這次博覽會，將博覽會中的外國技術引入日本，以及學習如何開辦博覽會，開啟民智，而維也納博覽會正是一個能作為日本開辦博覽會的典範。在前往參觀的人員方面，以佐野為首，派遣了相關從事農、工、水產、林業的公務員和實業家，其中跟水產有關的人員是田中芳男、關澤明清、平山成信等人，在這次展覽會中，他們實地視察了有關歐洲的水產情況，並帶回編網機械和人工孵化的知識。基於佐野第二目的之考量，維也納萬博閉幕後，技術人員並不只是帶回會場的所見所聞，日本也留下了一些人在當地學習，這些技術人員並不只限於在維也納學習新技術，甚至會到歐洲其他國家或是美國追求適合在日本發展的技術，再將技術帶回國內發展，以關澤為例：他在維也納博覽會得知人工孵化的技術後，就前往加拿大調查人工孵化法的詳細情況，在當地也順便研究如何製造鱒魚、鮭魚的罐頭。後來他在英領哥倫比亞省56學到了罐頭的製作方法，並將製作罐頭的機器帶回日本，在北海道設置罐頭實驗場，推動製造罐頭的技術。57 在參展物品方面，主要除生絲、礦物、動植物外，很大一部份是工藝品，甚至還有名古屋城和谷中天王寺五重塔的巨大模型， 58 在展示場地的擺設方面，也請了外國人進行指導：在細長的展示空間裡，入口處先擺放著巨大的名古屋城模型，接著是鎧甲類的武具擺飾，再往裡面一些，則依照紡織物、竹細工、瓷器、漆器、銅器的順序展示，最裡面則擺放著五重塔、太鼓及大佛模型。雖然日本的機械技術遠不如歐洲，但是藉著參展物品及擺設方式，反而讓歐洲對於日本充滿傳統及悠久歷史風味的優秀手工藝品感到興趣，加上巨大模型深深吸引了參觀者的目光，給予參觀者強烈的印象衝擊，使得參觀者對於「日本」 55.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111-113。. 56. 英文為：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當地華人稱為「卑詩省」。. 57. 二野瓶德夫，《日本近代漁業史》，(東京：平凡社，1999)，頁102。. 58. 參展物品主要有：生絲、紡織品、漆器、瓷器、銅器、玉臺、竹器、雕刻類、畫、團扇、紙類、礦物寶石類、動植物及巨大物品等。. 25.

(31) 的記憶相當深刻。此外，在維也納博覽會期間，正好也是日本派遣岩倉使節團前往歐洲，與西方各國進行條約修訂的時候，因此岩倉使節團也順道參觀了維也納博覽會。使節團成員之ㄧ的久米邦武，在回國之後的著作《米歐回覽實記》中，首度明確指出舉辦博覽會具有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效果，同時也是讓日本進行現代化的機制：博覽會，即「エキスビション」， 59乃蒐集各國物產，於一樓宇之內陳列供眾人觀賞，以廣之各地人民之生意、土宜、工藝與嗜好、風俗者也。一則集結眾人，持其物品供他人觀賞，以增廣其買賣聲譽、求得永久利益；二則觀看他人物產，思考若自己欲如此作為，從今應作何努力，俾達到順應各方嗜好、廣增我國生意之目的…… 是以，為求興盛貿易、獎勵製作、廣增眾見，乃應規劃此一重要會場作為國民之治安、富強之媒助。60 久米邦武不但體認到博覽會有著促進產業發展與商品流通的效益外，他同時也看到博覽會會場的重要，會場設計及展場配置也就是「陳列」，是博覽會中最重要的元素之ㄧ，因此如果規劃得宜，就能夠讓國家產生「國富民安、產業興盛」的情況，此外，他也產生「博覽會乃是太平之世中不用軍事力的工業戰爭」的危機感。在參觀了維也納萬國博覽會後，岩倉使節團認為博覽會場，相當於濃縮世界萬國的空間，一個個的場地，就如同國與國之間的邊境一般，參觀萬國博覽會一圈，就相當巡遊世界一周，而各個國家的參展物品相互競爭的情況，幾可比擬戰爭。在這個博覽會場上，不論是大國還是小國都沒關係，在這個「和平的戰爭」中，就算是小國也能夠藉著參展物品，而名列文明之國，在這種認知下，維也納博覽會給予以摸索國家方針之旅的岩倉使節團，相當大的衝擊。61 負責籌劃、主導整個博覽會事務的佐野常民在回國後，則提出了《澳(奧) 國博覽會報告書》，書中紀錄的對象不只是維也納萬博，同時也包括了農業、林. 59. 即為Exhibition。. 60.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李衣雲、林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北市：群學出版社，2010)，頁113-114。. 61. 國雄行，《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東京：岩田書院，2005)，頁34-35。.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