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道德、知識與權力之辯證
第三節 求真與價值：史家筆下的古今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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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求真與價值：史家筆下的古今協奏
胡昌智對於歷史意識建構性的活動，曾下了如下的定義：「從自己行為的 目的為出發點，去解釋過去時間中，人們之所經歷；並且將那些無限多的經驗 事實挑選出部分，賦予它們意義，建構出一個前後相關的關連體系。……這個 意義體系也是人們所以能察覺、能了解世界其他變化現象、其他後繼變化的基 本架構。」257在歷史洪流中的人物之所以能成為共同語言的原因，不外乎是因 為他們能夠持續在當代產生意義。這個意義在不同的人手上產生不同的樣貌，
也產生了權力的流動。本節將要討論的是史家在其中的話語權，以及他們如何 去行使這個權力。
一、勾勒永恆藍圖：史家的歷史意識
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在提稱聖王時背後的思維，有著「歷史可以重現」
的概念。為什麼這樣的概念可以成立？歷史學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 色？這也就是本節要接著分析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自述：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258
從司馬遷自敘中，可以發現史家對於歷史建構的意義，已具有一定的自覺與意 識。這一段文字中司馬遷提到自己走訪天下，求取流傳的古今事跡，收集之後，
還加上自己的判斷與考察，才得以作為寫作《史記》的根據。「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略考之行事」，這一句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方法，收集「舊聞」，依 據過去的人事加以自身的判斷，而史書的性質就在於整理，有因果性的記錄下 來後，考究朝代、人事興亡的端緒、條理。而後能：
257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年），頁 23。
258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引自《漢書．司馬遷傳》，頁 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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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259
在他的觀點中，史書的功能是從歷史興衰中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規律、從古至今 的歷史發展過程，最後是他期許自身成就一家的學說。天與人，古與今都可從 過去的紀錄而得到聯結。
史家相信著「過去－現在－未來」裡具有穩定的規律，所謂「天道」便在 其中。這種規律使得史事不再只是侷限於短暫的時間中，而有了永恆的意味。
徐復觀於〈論史記〉中，便揭示了「通古今之變」背後的「復古今之常」。260透 過記錄過去，將恆常之「道」保存於史書之中，進而能指導當代甚至指引未來，
當這些都能達到之後，司馬遷本身也就成就了他參與社會的自我期待，而成就 不朽之志業。司馬遷更於〈太史公自序〉中以大篇幅談論孔子《春秋》在安定 社會的作用：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 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261
春秋末年，孔子因王道衰微，以魯史為本修《春秋》，於《春秋》中記載得失，
寄寓褒貶。司馬遷提到，孔子的《春秋》樹立了一套標準，在當時起到撥亂反 正的效果。後人無論君臣都能從春秋所記史事中得到殷鑑，能使人知所進退，
遠離可能會發生的禍事。司馬遷自謙「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
259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引自《漢書．司馬遷傳》，頁 4368。
260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三）》，（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335。
261〔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336-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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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262而後卻也同時於序中提到：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 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讓焉。」263
在這段文字中，司馬遷提到他寫作《史記》之意正在於期許《史記》能夠繼承
《春秋》的精神，於當代撥亂反正，於後世提供歷史經驗以得到教訓264。文字 何以能夠達到撥亂反正的功能？從司馬遷極力推崇的《春秋》可見，孔子成為 歷史書寫裡的一個典範，道德評判是相當重要的標準，而且具有明確目的性。
班固的《漢書》中則這麼提到：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 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265
班固對《漢書》的期待也不脫「殷鑑」的概念。事件是隨著因果而發展的，讀 者能夠從歷史中提煉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事理，當掌握這些事理，則得以保 全自身、宗族甚至影響到一國之興亡，所謂的借鑒及教訓從此而來。
這樣的論述很明顯的包含著對公眾領域的改造。史家對人類過往軌跡反省，
以同樣的思維進而反省當今的社會，透過書寫史書與世界溝通，並且為自己的 存在定錨。史家可以說是以寫作歷史的方式在參與社會引導、實現知識的經世 致用，意圖對大眾的道德與智識產生積極作用，甚至將對象拓展於未來的人。
262〔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338。
263〔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336。
264 關於《史記》繼承《春秋》哪些義理的細節討論，可參考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
（《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1999 年，頁 1-60。）
265〔漢〕班固：《漢書．敘傳》，頁 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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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時一政，而是超越時空的影響力。如同黃俊傑先生論中國傳統歷史所 言：「絕不只是純粹的知識活動而已，它與道德主體的建構互有關連，互相滲 透」266，司馬遷、班固的期待如此，在立場上偏側於儒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史家們主要設定的讀者是君王與在社會有一定地位者。
畢竟，在一般的情況下，一介平民難有撼動國運的可能，與國家興亡直接相關 的，當然就是掌握最多權力的統治者，這反映在史家對聖王印象的堆疊。以個 人的道德來解釋權力正當性的敘寫，這是一個私領域通公領域的思維。由於領 導者具有影響公眾的身分之故，其私領域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於是可看到 史家對於領導人在私德的特別關注，在建立聖王形象時往往藉由私人事件來顯 明聖王權力之「應然」。這樣的筆法或許與史家對於權力者的想像有著一定的 關連，也是對當今掌權者之告誡。
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我們不免要問：對漢代史學家而言，對於「真實」的 要求所占的比重有多少？實筆與傳遞道德價值之間，是否是有衝突的呢？這牽 涉到的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最後歸於價值選擇。事實上，求真有 兩個層面，難以重現「真實」的原因在於：現實條件的不可能以及作者自身的 歷史性。
當史家選擇材料並面對著「如何呈現材料」的問題，對於事件史家必定會 有自身的解釋，使實際狀況與史家筆下文字之間多了一層模糊空間。在組織材 料時，為了連結材料，所謂「歷史的想像」在所難免，隨著敘事角度的不同、
詞語的輕重、材料組織的方式等變因，呈現的樣貌也可能與真實差以千里，史 家的判斷與猜測有時候也會有誤差。因為回溯是一種逆時的行為，而逆時在現 階段而言是無法做到的，經過重述的總是會有不可避免的失真。特別是面對上 古聖王這樣詮釋空間如此廣大的書寫對象，在填補與整理的過程裡，勢必滲入
266 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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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史家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認知。在統合分歧異說的過程中，其取捨正折射出 史家對於「聖王」概念之定位與評價，這也就是黃俊傑所說的「人的歷史性」。 黃先生認為「正因為人的存在是一種歷史的存在，人的『歷史性』的解構就等 於人的『自我』之肢解……也就是說「解釋者的『歷史性』不但不可能被解消，
而且也不應該被解消。」267史家的歷史性包括了自身的價值觀以及所在的生活 環境，前者是史家主動想讓歷史呈現的樣貌，後者則是被動的受到時代影響。
《史記》裡的聖王傳記之中，司馬遷歸類賢君「德」的類型，為政權轉移的類 型找到了古代的前例，也許都與他所處的漢帝國不無關係，是以他所想像的古 代政治與權力運作，來構築一個共同的歷史記憶。司馬遷同時依據自身的價值 觀對聖王的境界做出高低的判斷，並且隱藏於其敘事之中。又如班固以較《史 記》更多的篇幅引用董仲舒的說法，也一定程度的反映出當代對董仲舒系統中 聖王形象的認同。
文體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讀者與作者對於此文體產生的期待並認 定此文體應當具備某些條件，例如最適合此文體的表現方式，此文體最適合負 載甚麼功能等等……，繼而成為一種傳統。它是歸納出來的，一種約定性質的 規則，而不是一種強制性的「法則」。它有時會隨著個人與時代觀念的改變而 有不同的面貌。不過，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傳統對創作者、批評者一直都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史家特殊的「角色位置」也使得後人持續討論撰史者應當具備的 能力以及在品德上的嚴格要求，這也成為史家的制約之一，也是之所以被重視 的原因。
如果史家都只憑一己之好惡書寫歷史，那麼他們便無法取得大眾的信任以 及道德上的權威位置。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與班固都有提到「實錄」的
如果史家都只憑一己之好惡書寫歷史，那麼他們便無法取得大眾的信任以 及道德上的權威位置。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與班固都有提到「實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