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取材、鎔鑄而成型：聖王典範之建立
第二節 聖與王：從神話傳說到典範歷史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0
第二節 聖與王：從神話傳說到典範歷史
袁珂在討論堯舜時，以神話的角度切入，將史書的紀錄都看做是象徵，而 回推、分析堯、舜在神話中的本相，161但他也同時提到：「神話中的堯、舜、
禹，除禹的天神性較重以外，堯和舜都已經由神性漸趨向於人性了。因而要把 這些神話人物看做是純屬虛構，那是很難做出這勇敢的判斷的。只能這麼說，
他們有可能是虛構的，但也有可能是原始民族社會時期的著名領袖，確實替人 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人民的尊崇敬愛，因而在傳説中將他們神話化了。」162 袁先生的說法裡呈現出上古聖王傳說流傳的兩種可能，以及學界的研究進路：
「神話歷史化」以及「歷史神話化」，兩種預設的路線也往往影響論述的理路。
究竟是哪一種狀況為真實樣貌，恐怕不是本文能夠處理的問題，也不是本文的 重點所在。因此本文採取開放的態度，也就是相信兩種可能的彼此滲透，且無 論是哪個角度來看，上古聖王具有著神話傳說的特性，而後經由史家之手加以 判斷、寫定是可以肯定的現象。在神話脈絡下的聖王乃是具有職能的「神靈」， 可以自由的操控自然環境，而歷史脈絡下的聖王則是以「人」的身分脫離蒙昧，
開創文明、建立人與自然關係的人間領袖，其間經過了神聖內化的過程。
從上一節看到司馬遷採取的是以人為主體的立場，而排除或是合理化了神 話中較為怪誕難解的故事，然而也並未完全去除神祕性的敘述，我們可以發現 一個現象：隨著人文精神的勃發，上古聖王的神性逐漸去除或是轉化，然後，
反覆言說中累積、強化之後這個重新生成的「人」，又再度被推上了祭壇。前 一節的「聖」是意指「神聖」，此節所謂的「聖」則是「典範」意義上的封聖。
本文在此希望探索的，是史家筆下傳說人物形成符號的過程。也就是聖王的形 象如何成為某種社會共識，而其背後的深層結構為何。
161 這類型的研究為數不少，另可參考葉舒憲、楊寬、張光直關於上古史以及中國古神話的研究。
162 袁珂：《中國神話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頁 1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1
一、典型形成與文化象徵
從先秦諸子開始便可以看到，對聖王們事蹟的變造使得傳說眾說紛紜，聖 王們或許是模範，或許是被反過來批評的標靶，這許多的關注正顯示在反覆的 重提、塑造之下，這些傳說人物於是承載了特定的意義，而形成一個典型。剛 開始，這個典型的意義網也並非牢不可破，然而隨著在各種語境之下的使用，
以及現實條件下各方的推波助瀾，其意涵逐漸趨於穩定。呂微在〈鯀、禹神話：
口頭傳說與權力話語〉中將鯀、禹的故事分為「神話敘事」與「歷史（傳說）
敘事」兩條脈絡，提出了傳說敘事流傳的深層原因，在於夏、商、周、秦等政 權為了政治上建立正統合法性的需要，都承認禹的地位並自稱是大禹事業的繼 承者，但各自對原始神話做了變造。司馬遷在寫這段傳說時，參考了《尚書》、 儒墨思想家的說法，由於《尚書》為官方文書，儒、墨為顯學，史書又具有較 崇高地位，所以理性化、道德化的歷史敘事在經典文獻中被「欽定」，至於神 話敘事，則被民間作品、口傳以原始的型態保留下來，而形成兩套不同的文本。
163從作者舉出的這個例子，我們發現各種故事流傳的背後，連接著敘述者的立 場，而敘事的延續，有時並非是出於偶然，而實受到現實上的需求，或是再敘 事者所接觸的資訊來源影響。也就是說，聖王傳說的流傳及其典範建立背後有 其客觀的因素存在。
這是社會上某族群依其需要有意識的塑造，或是大眾在無意間形成這些擔 負特殊意義的角色？或許這兩種可能性都是可以成立的，甚至是多股力量相互 作用，產生效應，因為這樣的人物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各方的需求，所以 形成適合的傳播條件，於是成為了「典範歷史」。而他之所以被傳述「乃因其 最符合當前之社會現實，或最能反映人們對未來社會現實的期盼。更進一步說，
163 收錄於呂微：《神話何為──神聖敘事的傳承與闡釋》（北京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頁 58-94。在這篇文章中，將兩種文本相互比對，提出史書對於神話情節的置換，使得創世神話 被改造為治水的傳說。以〈天問〉為証，認為戰國時期兩種文本都各自傳承，保持均勢。然而司 馬遷在寫定時卻更多的接受官方性質、「地位」較高的文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2
一人群共同信賴的典範歷史與傳統文化是掌握知識權力的個人或群體所主張 的『歷史』與『文化』。」164王明珂說《史記》所建構的古史是「對一全新的 現實（漢帝國之人類生態與社會情境）之完美摹擬」，也就是反映著秦漢帝國 的政治社會結構，為漢代華夏之人建構一個典範的社會歷史記憶，因為符合當 時社會主流群體之意識形態與階級利益，而受到政治權力的維護。165也提醒著 對於習以為常的知識為何能穩居核心，應該有所警覺與反思。我們須得注意所 有的文化語言都是具有操作空間的，其中自然不乏政治化的痕跡。根據黃進興 的研究，漢代時的孔廟從私廟晉升為官廟，在地方與庶民大眾之間發揮影響力，
166而漢武帝之後尊儒的方向，使得儒家的典籍更容易為人所知，也被列為學術、
知識的主流，於是大眾對於古史的理解也會更接近儒家的說法。漢代統治者自 稱漢承堯運，便有著利用堯從先秦以來，已經累積的形象來強調自身之正統的 比附意圖，不僅是血緣的攀附，更有著文化上的承繼意涵，連帶著對於以下的 整個聖王系統也投以認同與宣傳。由於官方的推廣，的確讓這些人物以某種特 定印象普及於世，對聖王美好形象的延續產生作用。對於大眾共同認知的——
無論是傳說還是歷史，加以重塑、填補，統一這樣的形象，也會使國民對於國 族文化產生認同，建立一體感。而基於詮釋者的「歷史性」，不可避免的，史 家所呈現的也是當時知識與社會認識的反映，故會發現司馬遷以一統海內的帝 國敘事去重建遠古政治型態。
不過，此說似乎只把史家放在被動位置而忽略其主動性。本文認為《史記》
古史之建構，不可避免有政治工具那面，但也有著反映普世的集體意識那面。
在秦漢帝國尚未建立之前，這樣的傳說就已經廣為流行，王明珂所說的「最能
164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臺北：允晨出版社，2015 年），頁 49。王先生之研究雖取 徑不同，但他對於族群想像與文化建構過程的論述，對本文多所啟發。
165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頁 239-240、242。關於核心與邊緣的概念可以參考傅柯《知 識的考掘》（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 年）。
166 黃進興：〈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收入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 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頁 143-14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3
反映人們對未來社會現實的期盼」或許便是因素之一。167聖王都有著一個相同 處：層級高出一般人，或許是智慧，或是品格，而扮演著教育或是帶領一般人 的角色。這是一個集體性的深層情感需求——有個英雄一樣的人物去引導民眾、
解決問題，期盼一個完人，不僅是個能力強大的英雄，同時在人格上也要完整 無缺。
除此之外，從三代的傳記裡還有一個相當明顯的特色就是對規範訂立細節 的描述，以及敘述在秩序之中的生活形態。歷史寫作是一個從過往尋找意義以 立定自身所處位置的行為，司馬遷在《史記》中建立文明與事件的因果關係，
以及制度、社會形成的解釋：
（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 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 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168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
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169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 大川。……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 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170
我們知道文明的發展往往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且已經飄渺難考，所以在這 個過程中持續的「發明」，像是天時的制定、度量衡、農業、經濟、禮法制度，
167 當然這樣的期盼是否也是被暗示甚至灌輸的，也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就如同專制體制下，生 活於「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百姓與現代「民主」政體中的公民，二者的基本權力以及政治觀念、
教育背景不同，對於「理想政治」的樣貌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想像。
168 〔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頁 24-25。
169 〔漢〕班固：《漢書．律歷志》，頁 1135。
170 〔漢〕司馬遷：《史記．夏本紀》，頁 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4
相關的故事與情節事件會箭垛式的歸於這些特定的聖王，而顯得當時社會是在 短時間持續進步的狀態聖王們也因而成為了「文化英雄」，有了光環作用，過 去的遠古記憶也由司馬遷的建構而完整化與系統化起來。而後班固的書志之中 更是延續這樣的論述。171在黃金世代裡，除了聖君之外，實施政事的有能大臣 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臣往往在聖君的指揮授權之下，以 其長才執行這些發明的開發與運作，開創人民安樂的生存環境。這一點也正好 是儒家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他們在這樣一個系統中找到，或者是說設定自己的
相關的故事與情節事件會箭垛式的歸於這些特定的聖王，而顯得當時社會是在 短時間持續進步的狀態聖王們也因而成為了「文化英雄」，有了光環作用，過 去的遠古記憶也由司馬遷的建構而完整化與系統化起來。而後班固的書志之中 更是延續這樣的論述。171在黃金世代裡，除了聖君之外，實施政事的有能大臣 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臣往往在聖君的指揮授權之下，以 其長才執行這些發明的開發與運作，開創人民安樂的生存環境。這一點也正好 是儒家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他們在這樣一個系統中找到，或者是說設定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