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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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聖王」一詞最早出現於早期史書如《左傳》：「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1、《國語》：「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2。「聖王」，在這裡指將人民視為首位、行為有度，
能為人民謀最大福祉的理想領導者，但此時聖王只是個通稱，尚未指稱特定的 人物。到了墨子，他認為的聖王是能兼愛天下、尊天事鬼愛民的「天子」，並 列舉「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3，視為符合其政治學說的理想典範。
之後，《孟子．滕文公下》也提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考其 文脈，孟子所指人物與墨子重疊性頗高，是為堯、舜、禹、文王、武王。即使 沒有出現「聖王」一詞，《詩經》、《尚書》等古典典籍中，也分別以讚賞的筆 法記錄了堯、舜、禹、湯、文、武等人的事蹟。不僅儒家談論聖王，莊子、韓 非子的筆下也出現了堯、舜、禹、湯的事蹟，雖容貌各殊，但這些人物是具有 代表性的古代帝王，應無疑義。
「形象」一詞在各領域的解釋各有側重，心理學認為中解釋為：「對人、
團體或政府機構的一種帶有價值性的判斷（或觀感）。」4社會心理學則區分認 為「形象的主要訊息來源有三：情境、目標人的特質及觀察者本身的特質。」
5而用傳播學看來，形象有時並不等於真實，有時是為了吸引觀眾而製造成的 印象，同時具有主觀與動態的屬性。6
1 《左傳》桓公六年。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出版社，1993 年），頁 111。
2 《國語．魯語下》。徐元誥編：《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94。
3 這樣的用法出現於多處，如見於《墨子．尚賢中》。
4 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書局，1992 年），頁 320。第三種解釋。
5 李美枝編：《社會心理學》（臺北：大洋出版社，1981 年），頁 285。
6 Tim O’Sullivan 等著，楊祖珺譯：《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 年），
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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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家說法，可知「形象」的概念具有以下特徵：「具有外貌形體與內 在心理，包括行為態度帶給他人之觀感，形塑出的人格特色，而它是可以被「建 構」出來的。」形象既然是動態的，換言之，也可能有人為編造，觀察文獻中 的聖王形象，可以發現其中具有一個或數個演變與轉化的痕跡，同時在不同的 語境下也會產生不同的面貌。有時是被賦予道德意義，強調「聖」的一面，做 為一種理想典範；有時則只是做為歷史人物，強調「王」的一面，做為一種歷 史教訓。可見聖王同時具有道德（聖）與人間權力（王）的雙重性，二者在此 概念中完美結合，是政治上的終極理想，在思想與文化中有特殊的意義。
歷代的領導者如此之眾，卻是這些人獨受重視，被標舉成為具有特殊性的 模範人物，這難道是出自偶然嗎？「聖王」成為一組觀念而不斷被詮釋，背後 的原因值得玩味。特別是，被視為「聖王」的這些領導者，多是離作者年代遙 遠的人物，這意味著一個一體兩面的現象：其一，作者要找到「聖王」的真實 面貌已十分困難；其二，則是想像與詮釋空間之廣大。這個兩面性，使得「聖 王」概念得以向諸多思想家、政治家、史家開放，不同的詮釋者依據各自的理 解，為此概念賦予不同的意義。而這些理解的背後，往往便帶有「解讀者的歷 史性」在其中運作。黃俊傑曾指出：「任何經典解讀者都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一 個空白『無自性』的主體。經典解釋者就像任何個人一樣地生存於複雜的社會、
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網絡之中，他既被這些網絡所制約，又是這些網絡的創 造者。」換言之，「經典解讀者的『歷史性』包括解經者所處的時代的歷史情 境和歷史記憶，以及他自己的思想系統。在經典解讀的過程中，解釋者以他們 自己的『歷史性』進入經典的思想世界，而開發經典的潛藏意義。」7這些解 釋者或引用聖王行跡，或提稱聖王名號，逐漸形成一個詮釋脈絡，且此意義網
7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收入《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年），頁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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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隱涵著詮釋者自身的歷史記憶與價值判斷。也就是說，以「聖王」觀念作 為研究標的，即可觀察詮釋者對此概念的理解、敘述與創造。
作者身分造成的差異不可忽視，不一樣的詮釋者對同樣的事件，可能有不 同的理解與描繪。例如舜繼堯位之事件，《孟子》、《韓非子》與《竹書紀年》
的說法便有所側重與不同。各家說法自然有其學說與歷史的背景，但對於後繼 史家來說，便面臨了選擇。在選材上或許必須遵照史家所認定的歷史事實，但 敘述的方式、事件順序的安排、視角的選擇……在在影響了歷史事件的樣貌，
也造成人物形象的差異。面對著不同的資料來源、概念架構、選擇原則、敘述 目的，史家填補、重組，並聯絡其因果關係，形成史書之樣貌，創造出獨特的 古史脈絡。
史學發展到了漢代，產生一個較為顯著的變化。相對於春秋戰國的紛亂，
漢代是一個穩定的大一統時代。政治上，皇權逐漸膨脹趨於穩固；學術上，思 想則逐漸融合統一。葛兆光評論漢代思想時提到：為了因應統一王朝的建立，
對於「治」的需求，使思想開出兼具理論與實用的模式。8而《史記》與《漢 書》兩部正史，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產生。漢代是正史建立的時期，史家 對於歷史有著更明確的認識，從司馬遷與班固的〈自序〉中，皆可見對於著史 之認定標準，與史家之自我期許。然而，在司馬遷著作《史記》的西漢初，「古 代祝、史、卜、宗一流文化人還在掌握一定的思想與知識的權力」9，如此現 象與班固著《漢書》時已有極大差異。此外，司馬遷與班固二人的身分背景、
生命歷程也有所不同。司馬遷寫作通史，有著對從古至今的歷史做總結之意味；
且由於個人生命經驗，使其在史書中投注較多個人情懷。而班固寫作斷代史，
延續《史記》，為漢代撰著正史；在皇權的介入之下，作品中滲透較多的政治 意識。在如是之歷史性中，他們會如何呈現「聖王」之形象？
8 參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2001 年），第三編。
9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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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王」既是一個概念整體，又有其各自屬性。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 定的大一統王朝中出現之《史記》，對於聖王的書寫，在歷史環境、作者經驗 的交錯之下，加強了哪些屬性？削減了那些屬性？同樣撰寫於漢代的《漢書》， 在班固筆下的聖王，相較於《史記》，又產生了如何的變遷與轉化？在各自屬 性的強化或淡化中，「聖王」之概念群體，又呈現何種同質與變異？是否能自 這些同與異中，更進一步觀看出某些更深層的時代意義？
職是之故，本論文即以《史家天工——從《史記》到《漢書》聖王形象研 究》為題，考察《史記》、《漢書》聖王形象之書寫，突顯神聖典範之建構、發 展與轉化；繼而觀看史家生命與時代的交織、鎔鑄，試圖挖掘史書、史家與歷 史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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