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目的，在於立分止爭，使君臣間之異利，經由法的規範，而趨於 君國之大利。其立法的根據，在「因人情」之好惡。所謂「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
八經》）且立法須切合於當時的政治體制。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韓 非子．定法》）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
「法」的性質：其一、具有固定恆常性。為成文法，形式上是「編著之圖籍」； 其二、具有客觀普遍性。為公佈法，所謂「布之於百姓者也」。使「法」成文、
公佈，則官吏可據法以治民，民亦可知官吏是否客觀據法治事，而不致被個人主 觀私意左右。其三、具有平易性。「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韓非子．
用人》）對人民來說，唯有可為、可避，法才有具體落實的可能，而非高懸之理 想。其四、具有強制權威性。「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立法根據固然 在因人情之好惡，然而，法若缺乏執行的力量，亦無由落實，故《韓非子．外儲
說左上》說：「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其五、具有標準規範性。「賞存乎慎法
（守法），而罰加乎姦令（犯法）者也」（《韓非子．定法》）、「事遇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韓非子．難二》）欲使賞罰毀譽皆依於「法」，使「法」成為社會 唯一的規範；否則，君臣異利、公私相背，不利於統治，民亦無從勸禁。因此，
《韓非子》反對儒、俠，獎勵耕、戰，其意亦在此。
「法」的精神在於：去私立公（君國之公），建立一標準規範性。因此關鍵 在於確立其強制權威性，必依「厚賞重罰」、「信賞必罰」之原則，使民無僥倖之 心，並藉「重罰」，希望「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韓非子．六反》）
「術」，是國君統御臣下、行使權力的方法。因為，「法」的推行，仍要由臣 下完成，若君主沒有一套統御臣下的方法，則易遭蒙蔽，欲求賞罰得宜、法令貫 徹，也成為不可能。國君用術的目的在防止重人近習擅主專權，故曰：「故明主 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韓非子．
五蠹》）而且，明主治吏不治民，如何建立一套以簡禦繁的行政管理方法，也是 君主關心的重點。
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韓非子．說疑》
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
以上說明法、術性質之不同：術為君主所執持，重在潛禦眾臣，不見好惡，而為
「明主無為於上，群臣悚懼乎下。」而法具有成文、公佈的性質，循名責實的形 名術也仍是以國家的法為依據，因此，「術」的精神仍在輔助「法」的推行，以
求「賞罰得宜」。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 也，位卑也。（《韓非子．功名》）
勢，指君主之位、統治的權力。桀為天子，能制天下；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
因此，《韓非子》主張：任賢不如任勢。勢代表著君主統治的權力，而要藉由掌 握了賞罰二柄，才得以顯出勢之威。因此，「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而禁止。」
（《韓非子．八經》）
掌二柄，代表著君主行使了統治權力，因此才要君主固執賞罰二柄。賞罰之 權不可下借人臣，否則，統治權力便在人臣手中而不在君主。因此，《韓非子．
主道》所謂「五壅」33君必去之。
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韓非子．難勢》）
勢本身是中性的，是便治且利亂的。因此，賞罰必依於「法」，即：勢必須和法 結合，處勢尚須抱法，君主的權力才不至於無限的擴大。
二、法、術、勢 互補、互助的三角結構
1 任一方有待其他二方的補足，才能發揮本身應有的效能。
「法」，必靠「勢」（強制的力量），才得以「信」賞「必」罰，法令才能建 立強制權威性，達到「令行禁止」之效；「法」必靠「術」，建立考核的原則、方
33 《韓非子．主道》：「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 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69 年。）
法，法令才能貫徹，否則， 如公孫鞅「徒法而無術」，則蔽在：「無術以知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