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韓非子》術論與漢武帝的術治
第四節、 漢武帝「陽儒陰法」對術治的影響
《韓非子．五蠹》言：「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
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商君書．賞刑》中講壹賞、壹刑、壹 教，可收統一思想、價值標準之功。《韓非子》的法家理論，是專為專制君主而 設計，但所謂法家的「法」，是包括：法律條文和客觀的官僚行政體系，絕不能 說成是僅指狹義的刑法。因此，若是從：君權高漲時，官僚系統則受壓迫而無法 理性的角度來看，則漢武帝任內，宰相權力受制、三公遭處極刑之頻繁，也可見 武帝時，君權高漲的情形。
而從「酷吏」來看，固然酷吏之流，已違背先秦法家的精神，且發生變質；
但是，若非君權高漲，張湯之類的酷吏也不會受重用。且以深刻之法，而竟被皇 帝稱之曰「能」，酷吏在武帝的授權下，仍是在君權的掌控下行事的，此時的官 僚系統，仍屬於受壓迫的狀況。《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四 歷代一》：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 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 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
漢武帝心中的想法，便是要攬大權以掌控政治，而法家正提供此攬權的方法140。 漢代變質的儒家、法家，以及陽儒陰法的形式，都和武帝尋求權力的維持，劃上
140 參見《韓非子》〈揚榷〉、〈八姦〉。
等號。而武帝時，酷吏是專制統治的工具，（此後酷吏勢力越大，而殺戮及於百 姓，則顯示君權的下降。）君權既具強烈獨占性，那麼，陽儒陰法的現象則必然 存在。
當時宗室、外戚勢力足以威脅君權，故武帝藉推恩令和酷吏以集權中央；
既然法家理論結構是應時而生，則漢代日益龐大的政府組織和財政問題，也必須 靠法家建立的制度來維持。而從政治上考量，緣飾以儒術，正是武帝所採取的策 略。
侯外盧說：
漢代是蕃刑《刑法志》與縟禮並進的，其間法儒或相互為用，或相為攻詰，
而本質上則是相反相成的141。… 陰法陽儒的矛盾，由皇帝御而用之，可以 頭頭是道。142
武帝在法律制度上，也有維持集權控制（政權鞏固）、和降低階層衝突（社會安 定）的兩面，則陽儒是治國的策略，而陰法便成了治國的手段，而在鞏固武帝政 權上，形成相輔相成的局面。
漢高祖時，宰相蕭何本承秦法，作九章律；漢文帝以「笞」代替肉刑，結 果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到了漢武帝時，就更是到了「姦猾巧法，
轉相比況，禁罔寖密」的地步。然而，若非漢武帝用法嚴苛，恐怕不足以應付當
141 侯外盧：《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二章第一節 漢初諸子學說的變質概說〉（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7 年初版，頁 63。）
時宗室、外戚勢力，以及漢代日益龐大的政府組織和財政問題。從政治上考量，
緣飾以儒術，正是武帝所採取的策略。而用法家的「術」來督責，也有其存在的 必要性。
但是執「法」者用酷吏，卻又背離了法家「法治」的精神。司馬遷論酷吏，
於《史記•太史公自序》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 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 也。昔天下之往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 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吞舟之? ，而吏治蒸蒸，
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史記•酷吏列傳》）
《史記．循吏列傳》也說：
法令所以導民，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 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武帝時，天下之網嘗密，然姦偽萌起；漢興，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則史 公之意以為：法密，民無所逃。至於法密刑嚴，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老子•五十七章》）並非正本清源之道。
《韓非子》書中雖主張嚴刑重法、以刑去刑，但也指出：此種方式的目的，
是希望能「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 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韓非子．姦劫 弒臣》）用意在使小過不生，則大罪不至，並非用以殘民；所謂「刑當無多，不 當無少。」（《韓非子．難二》）至於像張湯、杜周等阿主營私、刑酷又失當之人，
則又更加違背先秦法家的精神了。此《韓非子．八說》也批評說：「暴者，心毅 而易誅者也……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憎心見，則下怨 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並不以嚴酷為目的，仍然要一遵於「法」。
至於酷吏，而皇帝反稱其曰「能」。君主心意如此，則何以酷吏倍出、競 以嚴酷為事，也就不難猜想。有「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 抵盡仿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史記•酷吏列傳》）而朝廷以強 力鎮壓斬殺，仍不足以制之，於是又制定「沈命法」。就是採取「群盜起，不發 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史記•酷吏列傳》） 的辦法。此法不但未能止姦，官吏反而因為畏罪，紛紛隱蔽事實。所謂「小吏畏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作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盜賊寖多，上下相 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史記•酷吏列傳》）酷吏嚴刑峻法，而民仍不免於盜，
可見：整個政治的制度面出了問題，一味用嚴刑峻法治之，不但無法收效，恐生 暴民，更不利於統治。
酷吏在武帝的授權下，仍是在君權的掌控下行事的，則究其實，有漢武帝 始有酷吏。而張湯、趙禹之屬，執法雖非最嚴酷，然而佐君制法，其罪尤甚於其 他酷吏。酷吏彼此間善於排擠，死時甚且「仇家欲燒其尸」（《史記•酷吏列傳》）， 可知民眾恨之入骨，終皆難得善果。
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智之吏。故明主治吏不 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漢武帝的統治術，放在依憑酷吏執政上，雖有其功效，但欲國之長治久安，卻也 不易。
而下一章，將藉由《韓非子》和馬基維利（N．Machiavelli）學說的比較，
看出《韓非子》術治的致命傷，在於忽略了「人性」的複雜面，而終不能長治久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