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韓非子》術論與漢武帝的術治
第二節、 漢武帝的用人、督責之術
從《漢書》資料看來，統治者似對吏嚴酷（傾向法家），對民則寬仁（傾向 儒家）。例如：位列三公而遭極刑者，多至十數人。127這些人，若非下獄處死，
便是自殺，遭棄市、腰斬之刑；然而，對士兵、百姓皆備顯寬宏。例如：漢武帝 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殺統帥之將軍，卻赦士卒之不循法者。以為不勤不 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128、漢武帝元朔元年（西元
125 「……至秦用斯言，禁止私學，思想自由之風遂遭一重大之頓挫。此後帝王多襲始皇之故智，
『持所謂表彰某某，罷黜某某者為一貫之精神。』此雖為專制政體必有之政策，而斯亦行其師說，
責任不在個人，然其對中國學術之影響實至深遠難測。」同上註，頁 283。
126 同上註，頁 308。
127 丞相：竇嬰（棄市）、李蔡（自殺）、青翟（下獄死）、趙周（下獄死）、屈氂（腰斬）
尉：王恢（下獄死）、左將軍荀彘（棄市）、因杅將軍公孫敖（腰斬）
御史大夫：趙綰（自殺）、張湯（自殺）、王卿（自殺）、商丘成（自殺）。（見王先謙：《漢書補注．
帝紀第六卷．武帝》）（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初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頁 84
－102。）
128「匈奴入上穀，殺略吏民… 廣、敖失師而還。詔曰… 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
前一二八年），詔令孝廉129，強調「進民心」，「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漢武 帝元狩元年十一月（西元前一二二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黨與死者數 萬人。之後，丁卯立皇太子，詔曰：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 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遭篡弒，此朕之不德。詩雲：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130
詔令中，引經據典，則旨在收買人心。秦國李斯焚書之議，其中一項是：敢偶語 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而焚書的重點，一在六國的史記（因其多譏秦，涉及 政治），二在《詩》、《書》（這是古代官學之流傳民間，且往往被以古非今之人所 憑藉）。也就是說：武帝引經據典的詔書形式，尤其是多引《詩》、《書》，有收買 人心之意，則此二書，倒像是「工具」，而非「目的」。例如：漢武帝元朔元年春 三月（西元前一二八年），立皇后衛氏，要引《詩》雲：「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
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 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見 王先謙：《漢書補
注．帝紀第六卷．武帝》元光六年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虛
受堂刊本，頁 86、87。）
129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 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 有司奏議曰：『…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 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見 王先謙：《漢書補注．帝紀第六卷．武帝》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頁 87。）
130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帝紀第六卷．武帝》）（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影印清光緒二 十六年虛受堂刊本，頁 89。）
又引《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漢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西元前一二三年）
詔曰：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 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 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 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
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事實上，此「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的行文形式，和法家《商君書．更法》
及「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之言又有何不同？只是詔 中稱孔子之事以文飾罷了；又如「舉孝廉」一事，美事美意，竟成逼迫縣令，若 不奉詔，乃至免職，則「舉孝廉」一事豈非僅似表面藉此招攬人心的工具？
又如漢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西元前一三四年）詔賢良之冊，言：「周之成康，
刑錯不同，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 配三王」漢武帝元光五年（西元前一三○年）詔曰：「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漢武帝元朔三年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 愛也。」漢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西元前一二六年）詔曰：「非期不同，所急異務 也。」則既要明當時之務（法家主張），又習先聖之術（儒家）131，求「賢良明
131 《漢書補注．列傳第二十八卷 兒寬》：「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兒寬為儒生，
初不受重用，而後張湯決疑獄「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
於古今王事之體」（漢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者），於是儒、法兩家在武帝的觀 念中並存，而有陽儒陰法的外貌。
漢高祖時，宰相蕭何本承秦法，作九章律；至漢文帝本欲除「肉刑」，但是，
以「笞」刑代替肉刑，結果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因為笞數過多，
亦無法活命132；到了漢武帝時，就更是到了「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
的地步，「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偏睹。」（《漢書補注．本志第三 卷 刑法志》）這豈不正是孔子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 果，和儒家德化觀念實大相逕庭。
《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七卷 酷吏傳》序曰：「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
其兼併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裏。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
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則漢武帝「陰法」的目的，乃在鞏固君權：
包括用張湯、趙禹修「見知」、「吏傳得相監司」（《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 第六十二》）的官吏連坐法，用酷吏剷除宗室、豪族勢力，以及財政上的求利、
求富強的需求。
先秦法家「以刑去刑」的用意在使小過不生，則大罪不至，而非逞意縱殺；
至於像張湯、杜周等阿主營私，志在權勢之人，則又更加違背先秦法家的精神了。
132 《漢書補注．本志第三卷 刑法志》：「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
多死。」（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初版，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頁 500。）
至於酷吏，而皇帝反稱其曰「能」，原本，漢武帝的用意，正在憑藉酷吏以打擊 地方勢力，包括收回經濟大權，財政權歸於中央，即《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 列傳第六十二》所謂：「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籠天下之鹽鐵，排富商大賈，
出告緡令， 鉏豪彊並兼之家。」等到像義縱那樣，以殺戮管制方式來治理百姓、
王溫舒133以誅殺來建立威信時，就更是所謂：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者流了。
而漢武帝擢升張湯、杜周為御史大夫134，掌法獄大權，相當於副宰相，則漢 武帝應是抱持集權中央的「陰法」者；至於本仁祖義之事，則不得不成為表面上 的「陽儒」啊！
第三節、「陽儒陰法」下的儒者地位 一、公孫弘：緣飾儒術，位至公卿
汲黯曾當面批評公孫弘曰：「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據《漢書．列傳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蔔式 兒寬》曰：「公孫 弘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武 帝元光五年（西元前一三○年），武帝上策詔諸儒：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患，厥咎何由?仁義禮 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如何?
133 業師 徐漢昌：《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讀《史記•酷吏列傳》論漢武帝與酷吏〉「史稱王溫 舒『好殺伐行威』、『為人少文』、『以惡為治』；義縱『治敢行，少蘊藉』、『其治如狼牧羊』；郅都 號為『蒼鷹』；趙禹以『文深』、『賊深』、『酷急』見稱；杜周『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134 《漢書補注．年表 第七卷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
公孫弘對曰：
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 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
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當時太常奏公孫弘第居下等，而武帝擢公孫弘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則公孫弘所謂：擅殺生之柄， 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豈非《韓非子》所論之法 家言論？武帝擢公孫弘為第一，則武帝心目中，想必是希望採儒、法兼行之政策。
而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習文法 吏事，緣飾以儒術135。」「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見《漢 書．列傳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蔔式 兒寬》）而武帝頗敬重之，擢升其為御史大夫。
元朔中（西元前一二八年），代薛澤為丞相，鑒於其無爵位，又以平津鄉戶六百 五十封公孫弘為平津侯。其習文法吏事136，緣飾以儒術之事，武帝竟不以為意而 寵譽有加，豈非正遂武帝「陽儒陰法」之作為？
二、董仲舒：號為醇儒，輒事驕王
董仲舒為漢景帝時博士，至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對策137，
135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曰：「因此公孫弘只是一個善『緣飾以儒術』者，一點
也不錯… 而公孫弘乃是以後天子『惟所與共為治』的士大夫典型。因為他能把法家的專制利用儒
家思想發展出一套『文治』的飾辭。」（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 年），頁 286。
136王先謙：《漢書補注．列傳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補注曰：「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公孫弘著
《公孫子》，言刑名事，謂字直百金。』」
137 王先謙：《漢書補注．列傳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下，補注曰：「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