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腹圈足碗、杯

（一）深腹碗

南北朝開始出現的斜弧壁、碗身呈半球形、帶圈足的深腹碗，是另一類具 有代表性的響銅器物。關於此類陶瓷深腹碗，謝明良、森達也、劉未等人皆曾 討論其分布與發展，⁹⁰下文討論便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之上進行。目前所見響銅 深腹碗可分兩型，第一型圈足足徑較大、圈足低矮，以南朝宋元嘉十六年

（439）江蘇句容春城墓出土響銅碗【圖 242】為代表，此例與成組的銅托共同 出土；⁹¹湖北應城高廟南朝墓也出土同式銅碗。⁹²此式響銅碗的口緣較為肥厚，

且在口緣外側及碗身帶有數道弦紋。此形式陶瓷深腹碗在北朝墓葬中最早的出 土例是五世紀後半的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圖 243】，⁹³其後見於北朝晚期紀 年墓如北魏延昌元年（512）山東臨淄崔猷墓【圖 244】、⁹⁴熙平元年（516）河 南偃師元睿墓、⁹⁵東魏天平四年（537）河北景縣高雅夫婦墓【圖 245】、⁹⁶北齊 天統三年（567）山西祁縣韓裔墓、⁹⁷武平元年（570）山西太原婁叡墓【圖

90 謝明良，〈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頁 115；森達也，〈北朝後期陶瓷編年の再檢討─

北魏洛陽城大市遺跡と鞏義白河窯出土陶瓷の年代をめぐって─〉，頁 172-176；劉未，〈北朝 墓葬出土瓷器的編年〉，頁 226-228、234、236-237。

91 見第一章第三節表二編號 1。

92 應城市博物館，〈應城市高廟南朝墓清理簡報〉，頁 60 圖四-4。

9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六-1。

94 淄博市博物館、臨淄區文管所，〈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 年 3 期，頁 217 圖三-5。

9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 9 期，頁 822 圖四-2。

96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 3 期，頁 27 圖二二。

97 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 年 4 期，頁 67 圖五-1。

246】、⁹⁸河南安陽隋墓等。⁹⁹此類作品於南朝也極為流行，從紀年墓葬出土例如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浙江龍泉查田鎮墓【圖 247】、¹⁰⁰宋元嘉十二年（435）

福建政和松源墓、¹⁰¹齊永明十一年（493）江西吉安墓【圖 248】等，¹⁰²可知此 碗式在南朝流通的時間早於北朝。此式響銅碗最早的紀年出土例為江蘇句容春 城墓（439），不過同樣形式的瓷碗於東晉興寧三年（365）福建浦城墓【圖 249】便已出現，¹⁰³這說明此類響銅碗可能於東晉四世紀中期便已出現，有待未 來考古材料進一步佐證。此外，韓半島百濟武寧王陵（525）【圖 250】也出土 同類型瓷碗，雖然過去曾有論者認為武寧王陵深腹碗屬於白瓷，近年龜井明德 藉由實物考察已經明確地指出，這些作品其實是在淡褐色胎土上施黃綠色釉的 青瓷，並非白瓷；透過比對南朝出土物，龜井氏將武寧王陵瓷碗推定為安徽或 浙江產品，並認為此類瓷碗的造型和口沿的圈線紋皆是忠實模仿自銅碗。¹⁰⁴

另一型深腹碗圈足較高、足徑較小且足緣外撇，此型銅碗又可分為直口和 侈口二式。高圈足直口式碗出土例見於韓半島百濟武寧王陵（525）【圖 251】、

105廣東廣州第十六中學工地 9 號墓【圖 62】、江蘇江都大橋窖藏【圖 252】等，

106此式銅碗口緣較厚，口緣外側帶有一圈弦紋。武寧王陵共出土五件此式銅 碗，其中一件於器表帶有表現蓮池圖像的細線陰刻紋，器壁外側是帶蓮莖的蓮 花紋飾，內側則佈排繁密的蓮花雙魚紋【圖 251-2】；值得注意的是，武寧王陵

9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彩版一三六-1。

99 陳佳翎，《縈青繚白：安陽隋唐墓瓷器》，頁 35。

100 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 136。

101 福建省博物館、政和縣文化館，〈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頁 52 圖一四。

102 平江、許智范，〈江西吉安縣南朝齊墓〉，《文物》，1980 年 2 期，圖版六-4。

103 福建省博物館、浦城縣文化館，〈福建浦城呂處塢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8 年 10 期，

頁 928 圖十一-3。

104 龜井明德，〈武寧王陵隋葬青瓷杯再考〉，原載《亞洲古陶瓷研究》，第 1 號，2004，增修改 寫後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 79-84。

105 大韓民國文化財管理局編，《武寧王陵》，圖版 66-5、85。

106 見第一章第三節表二編號 11。

響銅碗所見雙魚紋，與大都會博物館藏銅碗【圖 115-1】器表內壁雙魚紋極為 陶瓷碗目前所見數量較少，在北方可見於河南洛陽楊機墓（536）【圖 259】、¹¹⁷ 河南沁陽墓【圖 260】等，¹¹⁸南方可見於重慶忠縣大坟壩 3 號墓、¹¹⁹重慶豐都

藏出土的此類響銅碗，很可能與久保惣胡人獸紋杯在樣式發展上存在承繼關 係。

南方出土之銅製深腹碗不僅數量較北方多，形式也較多樣。除了上文所 述，宋大明六年（462）福建政和松源 831 號墓也出土了碗腹斜收、圈足高、足 徑寬的另一式銅碗【圖 262】，¹²¹與此類銅碗形式相近的陶瓷作品見於重慶豐都 匯南 10 號墓【圖 263】。¹²²此外，南朝墓葬還出土數件限於發表狀況、尚無法 歸類的銅碗，如南齊永明七年（489）福建福州墓、¹²³福建閩侯關口橋頭山 1 號 墓等。¹²⁴從造型的比對，陶瓷深腹碗造形式上的特點，如高圈足以及在口緣處 裝飾弦紋的手法，皆是源於響銅碗。陶工也進一步發展出新的裝飾手法，如南 朝深腹碗在五世紀初開始可見蓮瓣紋，北朝作品如高雅夫婦墓和婁叡墓瓷碗則 在碗身飾以臺階狀弦紋。雖然南北朝墓葬皆可見陶瓷深腹瓷，北方最早出現於 五世紀末山西大同雁北師院墓，南方則早在四世紀中便出現，顯然深腹碗流行 的時間南方早於北方，深腹碗於北朝的流行應是來自南方。

（二）圈足杯

另一類從六世紀開始出現的直口、桶形腹的圈足杯，也是受響銅影響的器 類，此類響銅杯僅見於梁太清二年（548）江蘇鎮江窖藏【圖 264】。¹²⁵由龜井 明德的研究可知，¹²⁶最早出現此式陶杯的紀年墓葬是河南偃師染華墓（526）

121 福建省博物館、政和縣文化館，〈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頁 54 圖二〇-2。

12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豐都縣文管所，〈豐都匯南墓群發掘簡報〉，收入重慶市文物局、重 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707 圖一九-1。此墓葬被定為蜀漢晚期至晉初，亦即三世紀中晚期。

123 見第一章第三節表二編號 4。

124 見第一章第三節表二編號 10。

125 劉興，〈江蘇梁太清二年窖藏銅器〉，《考古》，1985 年 6 期，圖版五-4。

126 龜井明德，〈北朝．隋代における白釉、白瓷碗．杯の追跡〉，頁 91。

【圖 265】，¹²⁷其後包括東魏天平四年（537）河南安陽趙明度墓【圖 266】、¹²⁸ 北齊天保四年（553）河北磁縣元良墓、¹²⁹河北景縣封子繪夫婦墓（565）【圖 267】、¹³⁰山西太原婁叡墓（570）【圖 268】、北齊武平三年（573）河南安陽賈 寶墓【圖 269】、¹³¹河南安陽范粹墓（575）【圖 270】等墓葬，¹³²皆出土此類陶 杯。河南安陽賈進墓（572）所見的陶杯與高足盤的組合，也見於江蘇大橋窖藏

【圖 32】，此類組合目前只見於南方，北方還未見同類的組合產品，這個差異 是刻意的選擇、或只是考古還未發現，還未能遽下定論，不過杯、盤組合遠至 越南也可見同類產品。¹³³

透過上文實物的比對，明顯可見到陶瓷深腹圈足碗、杯的出現與發展受到 響銅器的影響。畢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在討論南朝開始流行的 青瓷深腹碗時，她列舉了造型相近的的漆碗，並討論了可能來自玻璃器的影 響。¹³⁴不過從前文呈現的材料可知，南朝青瓷深腹碗出現的時間與響銅大致重 合，在造型和形式特點上兩者極為相近，此外青瓷深腹碗常與托盤成組搭配，

這樣的器類組合也見於江蘇句容春城南朝墓（439）響銅器【圖 7】，因此南朝 青瓷深腹碗的流行可能與響銅有更密切關連。

前文整理的碗、杯類型之中，武寧王陵（525）及江蘇鎮江窖藏（548）出 土響銅碗【圖 257、264】表現出值得特別留意的形式特徵。Jessica Rawson 曾 指出，侈口外翻的口沿和外撇高圈足是西方鍛造薄胎金屬器物的樣式特點，這

127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頁 419 圖六-6。

128 河南省文物局編，《安陽北朝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彩版五七-4。

129 磁縣文物保管所，〈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1997 年 3 期，頁 38 圖一三-3。

130 彩圖引自龜井明德，〈北朝．隋代における白釉、白瓷碗．杯の追跡〉，頁 100 圖 2-1。發掘 報告見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 年 3 期，頁 28-37。

131 河南省文物局編，《安陽北朝墓葬》，彩版一〇九。

132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12 河南》，圖 20。

133 Janse, Olov R. 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 Vol. 3. Bruges: St-Catherine Press Ltd., 1958, plate 75-1~3, plate 76-1~7.

134 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 "From the Ear-Cup to the Round Cup: Changes in Chinese Drinking Vessels (2nd to 6th century AD)," p. 22, 25.

樣的造型並不見於以塊範法鑄造成形的中國傳統青銅器，唐代鍛造金銀器便表 現出此類受西方金銀器影響的樣式特點。¹³⁵Rawson 對於樣式與工藝技法的相互 關連有敏銳的觀察，不過如武寧王陵及江蘇鎮江窖藏出土品所見，高圈足與口 沿外翻的金銀器樣式特點在六世紀前半便出現於響銅器，在久保惣記念美術館 藏六世紀中期胡人獸紋杯【圖 107-1】上則表現得更加突出。如本文第二章所 述，岡村秀典等人將久保惣胡人獸紋杯比定為粟特系響銅，我除了認同且進一 步補強他們的論點；因此，我認為在形式上與久保惣胡人獸紋杯有承繼發展關 係的侈口高足碗，應該也是受外來影響的器類。雖然我目前還未能從實物比對 確認侈口圈足碗、杯的形式來源，武寧王陵、江蘇鎮江窖藏出土響銅碗以及久 保惣胡人獸紋杯，這些作品的形式很可能是源於西方金銀器。

在此理解之上，必須進一步反思南北朝陶瓷與貴金屬器的相互關係。就現 存的中國本土製作南北朝金銀容器而言，¹³⁶這些作品未顯現西方金銀器的影 響，反倒是如侈口圈足杯這類響銅器，迅速反映了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新風尚，

且這股外來新風尚也擴及至陶瓷器。換言之，具有樣式分期意義的六世紀陶瓷

且這股外來新風尚也擴及至陶瓷器。換言之，具有樣式分期意義的六世紀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