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醫學不但專科齊全，而且也像吳醫一樣不乏執一專科而世代相傳，形成 很多的「世醫」，一直到今日。其中歷史最久遠的是始於南宋的「醫博」黃孝通 所傳下的一脈「黃氏婦科」，至今已有二十五世，延綿不絕。歷經數百年的世家 的還有明代餘午亭和吳正倫所傳下的「內科」、始自清代王雪健的「新安王氏醫 學」、鄭于豐、鄭于蕃的「南園喉科」、「西園喉科」等。其中知名度最高者屬興 起自明代的吳氏，世代為「目痺醫」，吳氏在嘉靖年間的吳洋、吳橋父子名聲最 盛，超越當地各醫家。如汪道昆在為吳洋立傳的時候就說：「是時眾醫棋布，各 用所長：小兒醫丁氏、婦人醫黃氏以按方，里人汪濟川以著論，路萬以辯給，吳 玄以縱橫，汪椿用纖，巴深用罔，及洋後出，乃得擅場。」
除了世醫可以如數家珍，徽州的儒醫也不落人後。如張玉才就舉「儒醫多」
是「新安醫學」的特點之首。他指出「僅醫官、御醫就有五十八人，種仕積的醫 家達七十二名。」儒醫學醫以經典為依歸，所以喜歡朝學術方面發展，有許多經 典的註釋闡發著作傳世。而且徽州地區受程朱理學、乃至於清代樸學的影響很 深，也反映在古醫書的考據、訓詁上。這些倒不是後人的溢美之詞，確實可以從 史文中找到若干和蘇州一樣從儒轉醫的例子，如徽商阮良臣，早年曾習儒術，「以 脩糈不給，去而學醫」，後來「市中故多醫，復不利」，又轉而至蕪湖為商人，這 才時來運轉，成為大賈。如吳昆《醫方考》的序言作者汪道昆就說到「今人業醫 者，則郡良。吾郡貴醫如貴儒，其良者率由儒徙業。」可見徽州人從明代開始就 有意識地結合儒、醫二道，而且認為這是徽州的醫者優越的原因。
第二節 清中葉江蘇的學術風氣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將《鏡花緣》之所以博識多通 歸因於「雍乾以來，江南人士惕於文字之禍，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證經子以至 小學，若藝術之微，亦所不廢；微語必徵實，忌為空談，博識之風，於是益盛。」16 點出提出了清中葉江南文人創作的重要時代因素，文字獄的政治紛圍影響了文人
1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出版，1996 年 7 月初版五刷），頁 309。
創作的趨向，自此文人避談史事，折而從考證、經、子以至小學，學術風氣轉變 為「語必徵實，忌為空談」，文人小說因此應運而生，影響了《鏡花緣》醫藥創 作。
一、乾嘉學風──考證與博學
清人入主中原僅僅用了四十天就定都北京，但平定叛亂到獲得整個中國卻用 了整整四十年。在清初的四十年中，他們大體採取了三種對策：
最初十年，清兵倉促入關，所以統治者一面招納降臣，賞官封爵，一面開科 取士，為熱衷功名利祿者鋪設棲身之所，其後二十年，除邊陲之地的閩、廣、雲、
貴外，全國都籠罩在政治控管下，被利用過的反叛知識份子因失去了當初的使用 價值，以「越格濫用匪人」而被絞死者有之，以「結黨營私」而被流放者亦有之，
而一般知識份子則災禍頻仍，人人自危。為了蕩除隱患，「人文淵藪」的江浙一 帶更是首要目標，僅「江南奏銷案」牽累者達一萬三千餘人，緒紳之家無一獲免。
由於屢興「文字獄」，一時名士，或下獄、或被緝捕、或遭池魚之殃，士人莫不 人人自危。
其後十年，清統治者又實行懷柔政策，薦舉隱逸。但身負重望的名儒大師卻 無法入其網羅之列，故康熙十八年（1679）開《明史館》，利用他們「眷戀故國 文獻」的特殊心理來收買、拉攏。隨著這些明朝遺老的相繼凋謝，後起之秀有感 於先輩「致用」之學的失敗和社會日趨穩定，在求學有餘裕的條件下，開始了較 為堅實的學業。如承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餘緒的閻百 詩（1636～1704）的經學；承晚明徐光啟（1562～1633）、利瑪竇（1552～1610）
餘緒的梅定九（1633～1721）的曆算學，還有顏習齋（1635～1704）、李剛主（1659
～1733）的實踐學，被宋學廢棄的古典書籍逐漸復活了。雍正時期，一面宣導文 墨，一面又焚書坑儒。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的十年間，就 焚書二十四次，毀去書籍達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大體上與此同時，他又接受 奏請開四庫館的建議，著錄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九萬九千零七十卷；存目書六 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且四庫全書的修訂也是另一種面貌的 文字獄，徹底清查全國書目！
文字獄大興的同時，文人為避災禍，埋頭鑽研考據之學，注重語言文字、文 獻、校勘等考證性的研究，形成清代特有的學術風貌──樸學。考其源流，乾嘉
學發端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閻若璩等人。顧炎武等學術大師不滿意「理學」空 談義理、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積極宣導「明道救世」的經世實學和注重實證的 科學方法，顧炎武本人「行奇學博，負海內重望」，17他反復強調學者應該「博 學以文」、「多學而識」。乾嘉時代，樸學到了鼎盛階段，四海之內「家家許鄭，
人人賈馬，東漢學燦然如日中天矣」。18學者們推崇許慎（30～124）、鄭玄（127
～200）、賈逵（30～101）、馬融（79～166）等人的漢學，並與理學相抗衡，他 們潛心學問、精研經史，採用訓詁、校勘、考據等手段，對傳統的典籍進行了系 統的整理，取得的學術成就可以說是空前的。
乾嘉樸學大而言之可分為兩派，一曰吳派，以惠棟（1697～1758）為中心，
以博學好古為宗旨，以信古為標誌，認為凡漢儒舊說（包括陰陽五行）都為可寶，
故又稱純漢學，他們的成就在於輯逸，提供豐富的考證材料；一曰皖派，以戴震
（1723～1777）為中心，以無徵不信為宗旨，以求是為標誌，認為漢儒舊說是則 從之，非則定之，正確態度應當「尊古而不佞」，故稱之為考證學。而代表清代
阮元（1764～1849）在《傳經圖記》一文說：「有陋儒之學，有通儒之學。
何謂陋儒之學？守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其下焉者，則唯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
此陋儒之學也。何謂通儒之學？篤信好古，實事求是，匯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 其藩籬。此通儒之學也」，並稱讚汪中之學為通儒之學，可見治學走通儒之路是 揚派學者的共識。揚派學者處於漢學鼎盛的乾嘉時期，一方面深受院派首領戴震 的影響，治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另一方面，對漢學日益暴露的狹隘、繁瑣、
拘守等弊端洞若觀火。他們主張通達，強調治學要融會貫通。焦循云：「古學未 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焦循（1763～1820）的這一觀點，
代表了揚派治學的主要思想及方法。張舜傲先生曾說：「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 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22這是十分精闢的見解。
清中葉時期，理學家們虛浮空疏的學風，一直遭到進步思想家的批判和反 對。乾嘉學派的開山祖顧炎武則提倡「博學以文」、「多學而識」加以匡救；乾嘉 學派的另一先驅人物閻若璩曾自題楹聯：「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揚派領袖人物焦循也強調要認真讀書，「證之以實」。李汝珍讀書同樣 是講究從實處入手，在《鏡花緣》第十八回，他借盧亭亭之口說：「學問從實地 上用功，議論自然確有根據；若浮光掠影，中無成見，自然隨波逐流，無所適從。
大賢恰受此病，並且強不知以為知，一味大言欺人。」小說中描寫的白民國的學 究，自詡學問高深，教起書來卻白字連篇，他將《孟子》中的「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淑士國的駝背老者，連用五十四個「之」
字說明醋價高於酒價，酸腐之氣令人作嘔。從這些描寫可以看出李汝珍鄙視淺薄 無知和庸俗煩瑣，提倡博學簡明。《鏡花緣》中所描寫的數十個遠方異國，都以
《山海經》、《神異經》、《博物志》等古籍中的記載作為依據加以呈現，甚至連各 國的地理位置也與《山海經》所記完全相同。書中寫到的種種珍禽怪獸、奇花異 草，也大都能從古書中找到根據。小說後半部分寫百名才女的各種文化娛樂活 動，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泛。如燈謎的謎面和謎底中，用了許多詩文曲賦名篇中 的句子；在行雙聲疊韻的酒令時，一百人用了一百部書，尤能顯示學問的廣博淵 深。
乾嘉樸學精於考據的實證精神，促使了中國傳統學術由注重倫理道德向重視 知識、尤其是向重視具體科學知識的轉變。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焦循，更是一個 著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在中國學術史上，焦循是第一個用數理知識來研究《易 經》的人，所著的《里堂學算記》（1799）被阮元贊為「簡而不遺，典而有則」。
他的《釋弧》、《釋輪》、《釋橢》三書，系統闡述了與天文學有關的數學基礎知識。
22 同註 21，頁 2 。
清代樸學這種重視科學的傾向在才學小說中多有體現。《鏡花緣》中，則涉及到 盈肭演算法、差分法、雉兔同籠演算法以及運用近代光學、聲學知識聽雷計程。
小說中精通數學的米蘭芬，已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面的第八位元數字，以及 書中多次寫到行醫治病、抗洪治水、製造鐵器等，顯示了李汝珍對自然科學的高 度重視。
二、才學小說──學術化的風格
在樸學考據之風籠罩之下，許多文人都有意識地把文學與訓詁、校勘、考據 等學問聯繫起來，當時詩壇的領袖人物翁方綱（1733～1818）在《粵東三子詩序》
中說：「士生今日，宜博經史考訂，而後其詩大醇」，在他自己所作的「學問詩」
中，經史的注疏考證、金石文字的勘研隨處可見。桐城派散文大師姚鼐，極力主 張文章要汲取考證之長，做到「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結合。難怪胡適曾對乾 嘉時期重學風氣作過簡潔而明瞭的概括：「那個時代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時代 的小說，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影響，誰也脫不過的」。23
中，經史的注疏考證、金石文字的勘研隨處可見。桐城派散文大師姚鼐，極力主 張文章要汲取考證之長，做到「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結合。難怪胡適曾對乾 嘉時期重學風氣作過簡潔而明瞭的概括：「那個時代是一個博學的時代，故那時代 的小說，也不知不覺的掛上了博學的牌子，這是時代的影響，誰也脫不過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