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領臺時期 Tjaqau(大狗部落)的分析

對照Tjaqau(大狗部落)遷徙史，清朝領臺時段約略為Tjaqau(大狗部落)第四遷 徙地至第九遷徙地之間。此間部落頭目之產生或部落之遷徙皆由部落依慣習決定

，未見國家勢力介入痕跡，相關文獻亦僅見部落戶數之記錄。此是否表示清朝領 臺時期之勢力仍未及於當時所謂後山地區？亦或出於其他原因致使清政府力有 未逮？以下藉由清朝領臺行政區劃與理蕃政策發展衍替，檢視清朝於東台灣所形 構之治理樣態，據以分析Tjaqau(大狗部落)發展與清朝領臺時期間之權力構建情 形。

一、行政區劃之形成

1683年（清康熙22年）清朝艦隊由施琅領軍，先於澎湖、臺南擊退明鄭勢力

，後於承天府（臺南）接受鄭克塽投降。受降之際卻引發朝廷要員對臺灣納入版 圖－棄與留之爭議。主棄者認為「臺灣隔在大洋之外，生息皆不相通」、「海外 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日廢天府金錢於無異，不若徒其人而空其地」（轉引 自施雅軒，2003：52-53）。在經施琅以「陳臺灣棄留利害疏」²⁶極力保臺與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趙士麟等主留者支持下，康熙皇帝終於下令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形成臺灣第三次的國家政權進駐（孟祥翰，2001：29；施雅軒，2003：54）。

將臺灣納入版圖後，期間行政區劃由1683年（康熙22年）之隸屬於福建省下 一府三縣制，發展到1812年（嘉慶17年）臺灣府轄四縣三廳，清朝當局因對東部 地區不了解，及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施政僅著重於當時所謂「前山

」之臺灣西部且轉向於隔絕漢番的隔離政策（孟祥翰，2001：32；施雅軒，200 3：55-72），促使此期百餘年間，清朝當局對後山（臺灣東部）施行封山政策。

縱使清政府對「山地統而不治，使清朝力量自絕於山地之外」的封山政策，使英

、美、日等國認為臺灣山地非屬中國政府管轄而生覬覦之心，然清政府一般官員 對此一問題仍保持只求東部諸族不侵不叛，外人不尋釁生事之消極態度（孟祥翰

，2001：56-57）。直至1871-1874年「牡丹社事件」²⁷後，為「杜洋人覬覦之端

」（轉引自李文良，2001：109）一改封山政策而積極派兵進入臺灣東部地區，

由時任清朝欽差大臣之沉葆楨奉旨渡臺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孟祥翰，2001

：64）。

除開山撫番政策外，原偏重於南部的行政區劃，已不符十九世紀中葉後全臺 社會經濟發展情形（孟祥翰，2001：69），也為防範類似牡丹社事件之發生，行 政區劃亦同時實施若干調整。1875年（光緒元年），從臺灣府獨立出下轄淡水縣        

26  此一奏書亦成為攸關臺灣地位發展的重要文件。 

27  牡丹社事件起於 1871 年日琉球船民船難漂至屏東牡丹，遭牡丹社人殺害。日本於 1874 年三 月，藉此事件出兵恆春半島直至同年十月退兵。 

  縣、澎湖廳；東臺灣設「臺東直隸州」（施雅軒，2003：84-86）。

當時後山實際行政區劃形成過程，先是1886年（光緒十二年）將後山分為兩 大區域，南北各設卑南與水尾兩撫墾局，隔年改廳而設臺東直隸州，並將州治規 劃於「北可控歧萊，南可聯絡卑南」之水尾²⁹（今花蓮縣瑞穗）。1889年因清賦 事業，設置具有行政區劃意義且沿用至日治初期之五鄉九堡徵稅區（施雅軒，2 003：81；林玉茹，2007：75）。

表 4‐ 2 清末臺東直隸州行政區劃‐南鄉卑南堡 

圖 4‐ 16 清末臺東直隸州      資料來源：林玉茹（2007：38）；本研究整理

二、開山撫番政策之執行

後山之封山起於1721年（康熙六十年）發生於臺灣西部之「朱一貴事件」。

1873年（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對此事件之處置，除開禁後山也 啟動日後日本政府也接續實施之「開山撫番」政策。此政策由沉葆楨奠基，後由 劉銘傳集其大成。

如沉葆楨言「夫務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

則撫番仍屬空談」（轉引自孟祥翰，2001：64），開山與撫番，沉葆楨認為係一 體兩面之政策，具體步驟與目的為：

開山：

屯兵衛、刊山林、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 隘碉、致工商、設官吏、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

撫番：

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塗、給茶鹽、易 冠服、設番學、變風俗。

而「開山」的方法及步驟，沉葆楨認為在確保地方安全基礎上，以武力為後 盾鑿山開道，除保護施工路工，亦須保持行路暢通。然後由政府出資，提供農具 與牛種以招徠墾民。形成聚落後，再招商以繁榮地方，復置官治理納入行政體系 之中（孟祥翰，2001：65）。亦即開山涉及地點選擇、道路開通、墾民招募，始 能進一步開展地方繁榮與設官納治。

至於撫番，首要了解番社人數、生產方式等基本資料，通曉番語後，傳授種 植農物技術，改獵為農，施以教育，通盤轉換番人生活方式，以達到移風易俗之 最終目標（孟祥翰，2001：65）。

中法戰爭後，劉銘傳任台灣首任巡撫，其撫番拓墾措施與成就（孟祥翰，2 001：81）計有：墾闢未化番地、恩威並用招撫土番、教育番童、指導番民授產 之道、嚴禁漢人妄侵番地。劉銘傳經營臺灣成為中國當時最現代化的省份，臺東 直隸州的設置也突破臺灣西部廳縣格局，但有限之兵力與官員，相對於範圍廣闊 之東部地區，清廷對臺灣東部地區之實質控制力仍相當有限（林玉茹，2007：7 6）。

三、清廷與Tjaqau(大狗部落)間權力互構分析

清朝領臺時段約略為Tjaqau(大狗部落)第四遷徙地至第九遷徙地之間，時程 將近兩百五十年，清廷領臺初期刻意封禁台灣東部地區，後迭因諸如日本、英美 外國政府對東部地區之垂涎，始有經營東部之理番措施、建立東部地區之行政區 劃，理番政策由沉葆禎奠基，後經王凱泰、丁日昌、吳贊誠等中繼，至劉銘傳集

大成。孟祥翰（2001：85-87）認為東部的開山撫番工作，雖有論者指出之官方 力量的強化、荒地的開發、水利系統的開鑿及農作物的栽培等重要效果，其也條 列在人事「官不久任、閩臺不協」、臺灣財力不足、政策執行不當與先天地理條 件限制等內、外在限制因素。

除此之外，清廷早期對台灣東部地區之漠視，致使延宕其規劃及經營東部地 區之時程，而對清廷所謂「眾番」之移風易俗與廣大後山之墾荒而言，種種條件 莫過於「時間」之及早運用，理番事業於劉銘傳集大成下，頗有可期之勢，卻止 於中日戰爭後之馬關條約。

以上清廷與Tjaqau(大狗部落)符合本研究所設觀察命題如下：

（一）國家與部落發展之間的關係命題：

清廷雖藉由理番政策極力主導東部地區發展之主導權，然卻未及於位於金崙 溪流域之Tjaqau(大狗部落)，部落頭目之產生或部落之遷徙與運作皆由部落依慣 習決定，未見依行動者網論觀點與清廷進行周旋。

（二）治理性命題：

此命題為「透過統治技術的施用，國家可以有效地由上而下對部落發展進行 遠距統治」，清廷藉由奏折與地圖等統治技術將Tjaqau(大狗部落)納入其管轄，然 此技術仍係以「入京賜官」³⁰之統治技術將卑南納入其統治體制後，藉由卑南覓 之協助得知當時東部地區各社情況（孟祥瀚，2001：42-43），始藉由奏摺與地圖 等統治技術納Tjaqau(大狗部落)，此情況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如出一轍。

而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命題則未能於清廷與Tjaqau(大狗部落)權力互構 中出現，而傳統之上對下統治模式，就部落遷徙史與部落口傳歷史，均未能發現 Tjaqau(大狗部落)對清廷統治之客觀記述或主觀感受，本研究認為不宜用傳統上        

30  1788 年（乾隆 53 年）將協助截堵林爽文餘黨有功之番社入京賜官以示嘉許，其中卑南覓社頭 目Kulasai 代表南部之傀儡番名列其中且賜「六品頂帶」等物件（孟祥瀚，2001：38-41） 

圖 4‐ 17 臺灣後山總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孟祥瀚，2001：81；本研究整理 

對下統治模式觀察清廷與Tjaqau(大狗部落)之權力互構情形，而清廷與Tjaqau(大 狗部落)之權力互構亦不存在「不同權力運作模式」互易之命題所述情況。

依據以上命題之觀察，清廷與Tjaqau(大狗部落)之權力互構情形圖示如下

清廷領臺期間，雖藉由卑南覓之協助而以奏摺與地圖之治理性統治技術將 Tjaqau(大狗部落)納入其統治體系，然Tjaqau(大狗部落)始終未受此影響，部落各 項運作仍依慣習運行。

圖 4‐ 18 清廷與 Tjaqau(大狗部落)之權力互構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