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美斷交」宣佈前臺灣平面媒體對「牙刷主義」問題的爭議
第一節 「牙刷主義」問題初期平面媒體的報導
國民黨政府自南京時期以來即相當重視公眾輿論，透過各種方式企圖影響 媒體，尤其是 1949 年國共內戰失利遷臺後，對媒體的控制越發嚴厲。1除了黨營 的《中央日報》之外，當時臺灣兩大媒體《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更是和國民 黨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僅有《自立晚報》被視為自由派的主流平面媒體。
但是隨著 1970 年代黨外力量的逐漸興起，黨外媒體如《臺灣政論》、《美麗 島》、《夏潮》等相繼創刊，形成國民黨控制的主流媒體輿論以外的另一種不一樣 的聲音。許多過去被視為敏感的話題，例如蔣中正身後臺灣政局可能的變化、對
「萬年國會」的批評……等都成為黨外雜誌，乃至於如《新聞天地》這樣親國民 黨雜誌所討論的議題，儘管是以迂迴、隱晦的方式來討論這些議題，卻也顯示出 國內媒體對國內敏感政治議題態度的轉變。2不過 1975 年末的白雅燦事件仍顯示 出國民黨政府對於牽涉到自身的政治議題的容忍度仍然相當有限。
1975 年 10 月參與競選臺北市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黨外候選人白雅燦在競 選期間曾印製大量傳單向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公開提出二十九個問題，希望蔣 經國能夠公開向全臺灣民眾作出答覆，這些問題都觸及到蔣氏家族和國民黨黨國 體制的痛處，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何蔣經國先生不率先將其女兒及女婿從美國召 回臺灣，以示決心與我一千五百萬臺灣住民共生死，而杜臺灣大小官員開溜美國 當寓公之大門？」3
白雅燦的舉動首次將「牙刷主義」問題公開向國民黨政府質詢，並直接要求 位居最高權力中樞的蔣經國直接向全國民眾回覆，白雅燦的勇氣在當時的情況來 看不可謂不驚人。但是國民黨政府不僅不回應白雅燦的提問，就連各大平面媒體 如《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立早報》都未見到關於白雅燦向
1關於國民黨戒嚴時期對媒體控制的相關研究，可參閱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戰後台灣 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獎基金會，2008 年 9 月)。
2古淑芳，《臺灣黨外運動(1977－1986)──以黨外言論為中心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30－39。
3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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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提出質問的報導。接著白雅燦本人也遭到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判處無期徒 刑移往綠島服刑。社會大眾一直到 1976 年 2 月 11 日新聞局長丁懋時在例行記者 會回答《聯合報》記者的提問時才得知白雅燦已被判刑並關押在綠島監獄的消 息。4即使白雅燦的遭遇被外界得知後獲得國際人道組織的聲援與黨外人士的普 遍同情，白雅燦一直被關到 1988 年解嚴以後才獲得釋放。5
白雅燦的遭遇突顯出國民黨政府對於「牙刷主義」問題的高度敏感，一旦針 對國民黨黨政高層人士公開指名道姓抨擊，則會招致當局的報復，吾人在接下來 的情勢發展中仍然可以看到個別媒體因為公開指名道姓抨擊國民黨黨政高層人 士而遭到當局報復的例子。
引發臺灣社會信心危機的「牙刷主義」問題從未見諸報章雜誌的「坊間流言」
成為這些政論雜誌所關注的議題。《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分 別在 1975 年、1976 年刊登的文章是最早觸及這個問題的報導。
1975 年 11 月出刊的《臺灣政論》第四期關佳明的〈官官相送〉一文就針對 一般國民出國管制問題為民眾鳴不平的同時連帶批評「牙刷主義」問題，作者感 嘆一般民眾出國需要經過繁瑣的申請過程才得以如願，「反觀許多大老板、大官 人卻能夠把財產移往國外，到國外投資置產，大大方方的，說不定還有政府首長 在機場送行呢？」6
作者進一步指責這些汲汲於移民國外的特權份子的兩面派嘴臉「每天高喊愛 國救國，風雨同舟」，結果他們「連根都想拔走的樣子，真不敢相信他們對國家、
對臺灣惠有多少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責這些特權份子的「浮萍心態」以 突顯後者的外來流亡者的過客心態「他們的兒女在加州某大教堂舉行婚禮，他們 自己也可能病逝於加州某大醫院，他們念念不忘大陸故鄉，臺灣對他們似乎沒有 什麼值得懷念的。」最後作者在文章結尾對政府當局喊話說這種對一般民眾和特
4《聯合報》，1976 年 2 月 12 日，第三版。
5周美華、蕭李居編，《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上）(台北:國史館，2009 年)，
頁 374。
6關佳明，〈官官相送〉，《臺灣政論》第四期（臺北市：臺灣政論社，1975 年 11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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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的雙重標準應該儘速糾正，「否則特權者出國有官官相送，小百姓出國要鑽 小洞，不離心離德已經不錯，如何要求同舟共濟？」7
一向被視為親國民黨的政論雜誌《新聞天地》在 1976 年 1 月 3 日出刊的第 1455 期由社長卜少夫親自主筆的〈只有自己打倒自己〉一文中也首次針對綠卡 持有者提出譴責：
「達官富商紛紛將子女送往國外，設法拿到公民證或居留證，於是 留在國內照樣經商作官，照樣反共愛國，萬一情況不妙，一走了事，
因為一證在身，有備無患，這就是缺乏信心，缺乏與國家共存亡的 決心。」8
卜少夫向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提出呼籲，要求公佈這些自己或家人已 取得綠卡的特權份子的名單，要他們表態，「請他們表示信心，不然，請他們先 走，我們國家不需要這些沒有信心的人來影響我們的人心，需要的是同生共死的 人。」9
從《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對「牙刷主義」問題的評論來 看，吾人可以看到當時臺灣輿論在 1976 年初之前報導「牙刷主義」問題時還沒 有使用「牙刷主義」這個名詞。同時兩家政論雜誌對此一問題的基調，就是將「民 眾」跟「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劃分開來，「民眾」是愛國的，願意跟這個國家 共存亡的，反之，「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是不愛國的，享盡榮華富貴卻在危難 時隨時會放棄這個國家的「叛徒」。正如學者羅吉·福勒(Roger Fowler)在論述媒體 操作「我們」和「他們」二分法所觀察到的：
「為捍衛『我們』的正當性，就必須將『他們』圈在一起加以負面 的烙印。在這裡『集團』(group)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我們』
往往與『民眾』等同、與『民意』等同，而在烙印『他們』上，則 是透過某種歧視性的類目化(categorization)加以建構。而被歸類
7關佳明，〈官官相送〉，《臺灣政論》第四期，頁 58。
8卜少夫，〈只有自己打倒自己〉，《新聞天地》1455 期，頁 3。
9卜少夫，〈只有自己打倒自己〉，《新聞天地》1455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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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者的團體，就在一組修辭的操作下，被命名、被分類、被複製、
甚至被刻板印象化。」10
《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對於這些「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
的刻板印象化敘述即符合福勒前述的觀點，這些刻板印象化的敘述影響了當時臺 灣社會對這些「牙刷主義」者的觀感，也就是這些持有綠卡的「牙刷主義」者是
「達官富商」、「高喊反共愛國，卻隨時看情況不妙一走了之」、「對國家缺乏信心」
的負面形象。這種對於持有綠卡的「牙刷主義」者單一固定化的刻板印象支配了 對於往後臺灣不分左右、中華民國派或臺灣意識派立場的平面媒體輿論的報導態 度。
儘管《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對於這些「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表現出 深惡痛絕的一致立場，但是兩者的論述中還是有所差異，那就是《臺灣政論》的 臺灣意識與《新聞天地》的中華民國愛國思想兩種並不一致的認同感。
在〈官官相送〉作者關佳明所代表的《臺灣政論》看來，這些綠卡持有者把 臺灣當成跳板，一看情勢不妙就逃往美國，「臺灣對他們似乎沒有什麼值得懷念 的。」這些綠卡持有者缺乏對臺灣的認同感讓〈官官相送〉作者耿耿於懷。在主 張中華民國愛國思想的卜少夫所代表的《新聞天地》看來，綠卡持有者對中華民 國的背棄是讓他最難以接受的事情，至於對於臺灣的鄉土認同感並非卜少夫所在 意的重點。
《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對於綠卡持有者所引起的認同危 機的認知差異突顯出新興的臺灣意識與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愛國思想兩者之間的 差異。照學者倪炎元的看法，有時不同立場的媒體會在某一認同對象上產生「我 類團體」(we group)的共同認同，但是最終仍然會產生裂變而各自進行區分與選 擇。11以此觀之，《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雖然都以「愛國」之
10 Fowler, Roger(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London：
Routledge. pp.16 轉引自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 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2003 年），頁 108。
11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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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加以認同、召喚，「愛國」成為《臺灣政論》與《新聞天地》兩家政論雜誌的 最大共識，但是在「愛國」的認同對象的差異最終會造成裂變、也就是「愛臺(灣)」
跟「愛(中華民)國」兩者的劃分，這種劃分在往後臺灣輿論報導「牙刷主義」問 題的立場上變得越趨明顯。
對於綠卡持有者的負面形象固定化以及新興的臺灣意識與中華民國愛國思 想兩者看待綠卡問題的差異深刻影響往後臺灣輿論報導「牙刷主義」問題的視角 與立場。
第二節 雙重國籍爭議：諸家駿事件
進入 1970 年代中期以後，國際局勢的劇變造成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惡化，
使移民美國風潮所衍生的「牙刷主義」問題。不僅是持有綠卡者或家族已移民美 國的人士成為臺灣社會放大檢視的對象，特別是這些移民美國的人士當中的國民
使移民美國風潮所衍生的「牙刷主義」問題。不僅是持有綠卡者或家族已移民美 國的人士成為臺灣社會放大檢視的對象，特別是這些移民美國的人士當中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