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的文論

第三節 王行的文論

目前學者研究王行，僅論及王行詩論部分。然綜觀其著作，對於論文方面亦 有不少獨到的見解，雖不及詩論內容之多，亦有可觀之處。本節即針對其文論部 分加以討論。

一、論文與道

歷來學者對於文與道的關係，各持不同之見解。或謂文為道用，或謂文道合 一，或謂文以載道。然而，不管所持觀點為何，文離不開道卻是大家都不否認的。

王行云：

道於天地間，隨所在而皆是，非語言文字之所能盡也。然微語言文字，將 何以明夫道哉？（卷十二〈送圓講師序〉）

12 以上二段引文皆見卷一〈王立方小像贊〉。

13 見卷六〈梁溪漁友圖詩序〉。

14 見卷六〈梁溪漁友圖詩序〉。

可見王行是認為「文以明道」的。所以「立言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¹⁵，這樣才 可達到文章真正的功能。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王行讀書的態度，印證他所謂的「道」的內容為何？他 在〈讀書屋記〉云：

先王之政不修，而小大學廢，後之學者讀其書而已矣。讀書者第欲以識其 篇章、通其句讀，則雖髫稚無難焉。然求其得人讀書之要，迺有垂白而莫 究者，以漢之碩儒老生猶未知其萬一也。蓋讀書非徒誦習其章句、講說其 文辭，必當因聖人之言求聖人之道，由聖人之道見聖人之心也。（卷三）

論「道」則不能不談韓愈。〈題哀辭後〉一文云：「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 讀不類於今者也？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 道者也。」由王行所言之道看來，應與韓愈的儒道相去不遠。不過王行又說「道 於天地間，隨所在而皆是」，把道擴及天地萬物之理，範圍又更廣了。

二、論史體的流變

古史以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紀言則紀其言辭號令，紀事則紀其動止事為。

身為史官，下筆則關乎政之得失、俗之文野、物之盈虛，故非常人所能任。王行 對於史官所需具備的條件有很詳細的說明：

必也明足以窮萬物之理，才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 發難顯之情，然後能著善惡之跡，明得失之故，使後人得以信之耳。不然，

則善者不幸而不章，惡者或幸而得隱，不足以為史矣。（卷二〈郡庠公試策 題〉）

由於史書的影響力非同小可，所以史官必須同時具有「明」、「才」、「知」、「文」

等條件，才能寫出足以成為後世龜鑑的史書。

至於史體之祖可推源先秦，古代會有左史之體與右史之體的區別，主要是因 為史官制度本身就有左、右史之分。等到左、右史官廢除之後，後代著史者將言 與事記錄在一起，自然也將左、右史之體相混了。王行舉例曰：

《左傳》，傳《春秋》者，名非史也，其體則右史，混於左史焉。《國語》，

紀列國之語，名非史也，其體則左史，混於右史焉。左氏以下，其體雖混，

而未至於大亂也。及司馬遷為《史記》，創為帝紀、世家、列傳、書、表、

志，而左右史之體始大亂。（同上）

以上文字除了說明左、右史之體相混的情形外，王行接著也對後世紀傳體之祖─

─《史記》提出質疑：「然自遷而後代之為史者皆宗之，豈遷之史乃賢於古之史乎？

豈遷果能任為史之職如向之云云者乎？不然，何其累世而不知改也？」（同上）

「紀傳體」的出現，有其時代因素與實際寫作上之需要。至於後來史書的體 例，或多或少都加入了作者個人的偏好，所以「蘇轍作《古史》以謫遷之非，是 已然有古之名而未能復古之體，何也？荀悅《漢紀》，以紀名而多論；司馬光為《通 鑑》，編年祖《左傳》而論事似荀悅，其亦不足於遷乎？古人有言：『欲求右史之 體考之《書》，欲求左史之體考之《春秋》。』朱子之《通鑑綱目》，學《春秋》者 也，其果左右史之體乎？」（同上）

王行認為經過時代的變遷，各體史書都已經折衷混合，很難再有純粹的左史 或右史。如果想要對古史有明確的認識，應該上推先秦，而且不能局限在傳統紀 言、紀事的窠臼之中，反而該從《書》去求右史，從《春秋》去求左史，以期對

古史有全盤的了解。如此一來才能掌握史體流變的脈胳，並對後世史書之撰寫方 式有更深入的研究。

三、論議論文之流變

王行認為議論文的起源甚早，在還未以「論」為名時，即有議論性質之文產 生。他說：

論議之文尚已自古。昔盛治之時，其君臣相與論議於朝廷之上；衰亂之世，

其士大夫相與論議於學校鄉黨之中者，其言皆文辭也。論議之文尚已自古。

昔盛治之時，其君臣相與論議於朝廷之上；衰亂之世，其士大夫相與論議 於學校鄉黨之中者，其言皆文辭也。（卷五〈論鑒序〉）

可見王行還認為議論文之興起，與政教得失脫不了關係。

據《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 人之善惡；一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¹⁶ 王行所謂議論之文，即是後者。

「由漢而降，始有著文而稱論者，而亦不甚多也。至唐以論取士，應科目者 咸習之，而論始盛。宋初因之，蓋無所更也，及制論興，而習之者益眾矣。」¹⁷這 段文字說明了「論」的名稱自漢而定，而其能於唐、宋盛行於世，科舉起了很大 的作用。不過，「逮夫國朝，始變取士之法，因廢論而不用，是以至今數十年間，

士大夫少著論者」。是以「論」的衰落，也是因為科舉的因素。

很多文體的盛行，都是由於為政者的提倡，例如漢賦。但是王行並不認同「論」

的寫作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真正的「論」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負豪傑奇偉之才，蓄魁廣淵深之學，蘊建功立業之志，明於成敗之數、治 亂之跡，發於文章，雄建而宏博，正大而高亮。探古人之情如歷見，料將 來之事如已往。（同上引文）

有識之士平日觀時政、察風俗，積於中著於外而發為言論，是為了裨補世道，

不專為應科目而作。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云：「論者，倫也。」又云：「論也 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因此，「論」必須有條理，並要綜合各種思想、

主張，提出最正確的道理，也唯有士大夫才具有如此能力與使命感。所以對於當 時文人不創作議論文的現象，王行覺得很痛心，尤其身為士大夫者，肩負國家社 稷之安危，怎麼能無動於衷，毫無建言呢？因此他發出了沈重的呼籲：

蓋士大夫平時鑒觀於往迹，習見於當世，有所感發興慨而不得行其志者，

則必攄其所識所蘊，著之為言，以自見其志也，又烏計夫時之尚不尚邪？

論固非今時所尚，然今之士視興衰而觀治亂，豈無有感於中者哉？（同上 引文）

由此亦可看出王行論文強調「用」的方面，希望文章是有資於治道的。

四、論記

王行在〈錄絳守居園池記而題後〉一文中，曾對唐朝樊宗師的文章提出批評，

他認為其文字「怪僻晦澀其辭，使人讀之不能了了，又豈為文之法哉？」（卷八）

而韓愈卻稱讚他「於辭大得」、「文從字順」，讓王行十分疑惑。

韓愈嘗替樊宗師作墓誌銘，云：「其著述之多，古未嘗有，又不蹈襲前人一言 一句。」可惜其作品於今只存〈絳守居園池記〉一篇，且文字傳鈔多所訛誤缺漏，

後人也多次加以校訂補正。王行所讀應是未經校正之文，才會有文意不通之感。

姑且不論樊氏文章之優劣，由此王行也因而說明「記」的寫作要領應為「記 所以紀事，其義必因文以達之，蓋欲人之知解也。」（同上）這和孔子說「辭達而 已矣」是一樣的。

五、論墓誌銘

王行論墓誌銘之文字，全在《墓銘舉例》一書中。他認為「凡為文章，務求 得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例非所重。然誌銘為史之餘體，工匠削墨翹想般輸，

矧夫稱美」（序），所以特別將其體例臚列出來，「學者反覆於是，庶幾無偭規矩而 改錯也」（序）。

墓銘書法有一定的格式，他說：

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

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 地。……其他雖序次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卷一）

至於其他或例有而不書，或例無而書之者，都可視為變例，隨個人需要而加 以運用。

王行書中所舉之墓誌銘範文，共有十五家，分別為韓愈、李翱、柳宗元、歐 陽脩、曾鞏、王安石、蘇軾、朱熹、陳師道、黃庭堅、陳瑩中、晁無咎、張文潛、

呂祖謙等人。其中以韓文之例為主，李、柳以廣韓文；復取歐公以下數家，以廣 三家之例。可見王行是以唐文為主，宋文為輔。

因。他說：

文自東漢之衰，更八代而愈下，至唐韓文公始振而起之，以復于古焉。韓 文公既為之倡，同時和之者惟李文公、柳河東而已。後二百年至宋之盛，

始復得穆參軍、蘇滄浪、歐陽公、尹河南，相與廣而繼之。而歐公其傑然 者，當時文風實為之變，從而和之者，日以浸盛，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

眉山蘇氏出矣。南渡以還，斯文之任則在考亭焉。（卷二）

王行將整個唐、宋文風的轉變詳細加以說明，並極力推崇韓、歐等人，可見王行 在文章方面，還是比較認同古文家。所以他所選擇的十五家，也都是在古文上有 傑出表現者。

在王行撰《墓銘舉例》之前，已有元代潘昂霄著《金石例》一書。其書所述 除碑詩之外，又泛及雜文之格與起居注之式，體例並不純，而且其例文僅止於韓 愈之作。故《墓銘舉例》有續《金石例》而補其闕之作用。其下則又開黃宗羲《金 石要例》一書，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