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的詩論

一、論詩體

詩有古詩、有近體，詩人因情性、才質之異而各有所擅。然而王行在詩體上 則極力推崇古體，以至於對七言近體採取貶抑的態度。他說：

元人為詩獨尚七言近體，跡其所由，蓋元裕之倡之于先，趙子昂和之于後，

轉相染習，遂成一代之風。初裕之生北方，不聞大賢之訓，信其所好，自 以為然。嘗裒萃唐人此體為《鼓吹集》十卷，以教後學；其徒又為之注釋，

以廣其傳。其間掄擇之不精，去取之無據，其人垂亂，其世混淆，予每見 之，未嘗不笑其陋也。蓋此體雖始於唐，唐盛時為者亦尠。至劉文房、許 用晦、李義山之徒好為之，世亦浸衰歇矣。是猶足貴也耶？且裕之之作，

其竭力者僅欲瞻蘇長公之垣墉，豈為深於詩者？以當時無能過之，故為人 所宗耳。及子昂豢於新遇，追嫌宗國舊風，力趨時好。杭人楊載以其業見

之，實皆此體，大獲獎與，載遂有聲。人益以為能攻於此足以致譽，靡然 爭赴之。至於虞伯生、揭曼碩諸人以文自名，亦務于此矣。夫朱子之教人，

一定不可易之法也，虞、揭寧不知之？知之而不行，何也？溺子所習而不 能自振，亦安于謬者矣。（卷五〈柔立齋集序〉）

此段文字一方面以七言近體為批評對象，一方面攻擊元人競相仿效七言近體之不 當。

七律是唐代的新詩體，初唐四傑即有不少平仄和諧的律詩，至宋之問、沈佺 期，律詩格律遂大功告成。雖然有些詩人對此新興詩體並不重視，卻也有不少詩 人致力於律詩的創作，例如人稱七言律聖的杜甫，便因律詩得到肯定。所以王行 為了加強自己的觀點，說「此體雖始於唐，唐盛時為者亦尠」，其實是不正確的。

此外，他還認為由於劉長卿、許渾、李商隱等人好為律詩，導致晚唐詩風衰 歇。其實這應該與整個社會風氣有關，而且律體發展至晚唐，已到了窮工極畫的 地步，自然易流於卑弱。這應該是每一種文體的必然現象，不能獨怪罪於律詩。

至於元好問編的《唐詩鼓吹》十卷，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九十六家，共 有詩五百九十六首，由其弟子郝天挺所註。推測元好問只選七律的原因，除了提 倡唐音之外，是金朝制科特重律絕，還可以做為教誨子弟之用。²沒想到此書一出，

卻受到兩極的評價。錢謙益序云：「余諦觀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喆匠之手。

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而楊慎《丹鉛總錄》

則云：「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偽。」顯然王行的 看法較接後者，認為此書掄擇不精，去取無據，甚至有宋詩誤入其間，實不足取。

然而元好問之後，趙孟頫、戴表元亦以唐人風雅為宗，至虞集、楊載、范梈、

揭傒斯並稱元詩四大家，更是主張詩復於唐。整個元代的詩壇基本上是繼承金代 詩風，以元好問為宗，故王行批評元詩自以元好問為首要對象。

二、論學詩之次第

學詩是每位詩人必經的過程，但是學習的對象與方法，歷來的詩論家各有主 張，自成其說。所謂「學貴慎始」，王行認為「詩亦學也，故必謹其始焉」³，於是 強調：

凡學必先求知也，能知然後可行。苟知之或未至，行之有過差，則跬步之 間致千里之繆，夫豈小故云哉。⁴

然而，這個「始」該從何學起？王行說：

自國風再變而為楚辭，又變而為樂府，樂府之變，去詩人之意遠矣。樂府 近性情之正者，亦多音節短促，少寬厚和平之韻，起讀者淫佚哀傷之思，

古人所謂不足以諷而適以勸也。惟古詩十九不大遠，有詩人之意，為後人 所當宗。（卷八〈題孫敏詩〉）

可知在王行的心目中，國風是最上乘的詩，而後符合詩人之意的惟有古詩十九首。

既然如此，學詩似當從古詩十九首入手才對；「然其閫域高深，又非初學之士所能 入，此詩又所以不易也」（卷八〈題孫敏詩〉）。

另外，在〈題陳邦度詩後〉一文中，他更明白的指出：

詩先國風而後雅，蓋風本時之歌謠，雅則禮之樂章也。學詩者不先之風，

3 見《半軒集》卷五〈柔立齋集序〉。

4 見《半軒集》卷五〈柔立齋集序〉。

無以見詩人發於性情之自然；不歸諸雅，無以識君子止乎禮義之中正，此 不易之序也。（卷八）

孔子曾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將詩、禮、樂三 者並稱，肯定了詩、樂在政治教化上的地位與作用。王行此處所論，正是本乎儒 學傳統的文學觀，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

大家都知道《詩經》是所有韻文之祖，也由於它的經典地位，詩三百一直被 認為是詩的最高境界。然而人的資質有聰穎、愚魯之分，並非人人可達詩三百之 境地。尤其是學詩，目標與入門總是有一段差距，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 邇」，因此王行提出朱子教人學詩的方法以為參考，他說：

朱子教人為詩須先學韋、柳，韋、柳固不足以盡詩之妙，然由是而往，雖 求至於三百十一篇，亦猶洒掃應對求造夫聖賢之域。雖地位有高卑，道里 有遠近，往之則至，終無他歧之惑矣。（卷五〈柔立齋集序〉）

他又解釋為什麼朱子教人學詩須先學韋、柳：

晦菴先生教人學詩，必從韋、柳始，以其猶間有古詩之遺意。然韋得之多，

而柳得之少，韋之所必當從也。（卷八〈題孫敏詩〉）

韋應物與柳宗元皆中唐詩人，他們上追王維、孟浩然，同屬自然派的詩人。

韋、柳二人雖並稱，但後人評價各有，高下，例如宋許顗《彥周詩話》云：「柳柳 州詩，東坡云在陶澎澤下，韋蘇州上。」清王士禎〈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風 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釋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而劉熙

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⁵

韋應物詩以五古見長，並刻意學陶；柳宗元則「寫山水景物，刻劃雕琢，有 類大謝；詠農村生活，澹遠閑雅，頗似陶詩」⁶，二人皆有古風。朱熹曾稱讚韋應 物詩「無一字造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⁷。王行因為尊朱子，所以亦較推崇 韋詩。

三、論選詩的標準

選詩之祖可上溯自《詩經》，而當時孔子之刪詩，自有其教化的目的。所以王 行說：

孔子之刪詩，取其既足以感發懲創，又足以被夫絃歌者，非以工拙計也。

蓋工非詩之所必取，而拙非詩之所必棄。工而矜莊，是未免夫刻畫；拙而 渾朴，是不失其自然也。苟棄其拙而取其工，則是遺自然而尚刻畫，豈足 與言溫柔敦厚之教也哉。（卷六〈唐律詩選〉）

可知，《詩經》除了溫柔敦厚的詩教之外，最大的優點就是「自然」。王行既然十 分推崇《詩經》，「自然」也就成了他選詩最重要的標準。但是他並不滿意唐以後 的律體，他說：

三百篇之詩，非有一定之律也，漢魏以來，始漸為之制度，其體已趨下矣。

降及李唐，所謂律詩者出，詩之體遂大變。謂之律詩者，以一定之律律夫

5 以上三段引文參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學生書局，1987.8）上冊，頁三九０。

6 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頁三九五。

7 見《朱子語類》（台北：正中書局，1962），卷一四０。

詩也；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蓋幾希矣。（同上）

既然律詩已無法合乎「自然」的要求，在不得不然的情況下，他只好另外提 出以「工」、「拙」與否，來作為選詩的標準。取捨的依據如下：

蓋拙而渾朴同乎工，工而刻畫同乎拙，終不遺夫自然也，此取舍之大要。

其次乃論其言之工、語之工、聯屬之工、篇章之工，工多而拙少者取之，

拙多而工少者不取也。（同上）

以王行的標準來看，「拙而渾朴」是勝於「工而刻畫」的，其實仍不脫崇尚「自 然」的觀念。這應該是就詩意與題材而言的。至於文辭、字句、結構等形式方面，

由於律詩本身講求的就是「法」，當然得求其工整華麗才行。

此外，王行也藉著選詩，表達他對初、盛、中、晚四唐之詩優劣的評價。他 說：

有盛唐人而語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語有似乎盛唐者。晚唐似盛唐取之，

盛唐似晚唐不取。蓋亦貴夫自然也，此又是編之例也。（同上）

可見他認為律詩到了晚唐，已流於纖麗輕佻，只注重形式，而不復有盛唐渾 然天成之氣象，因此取盛唐而捨晚唐並不是因時代而別，而是取其風格之盛衰。

至於編《唐律詩選》一書的目的何在？王行認為：

世之為學者，未有不由規矩準繩而能至乎自然者也。欲造乎自然之地而不 事乎規矩準繩，則將何所用其力哉？惟詩學也亦然。夫詩其浩博淵深如煙

海也，其變化運行如元氣也，未易摹儗窺測也。今之學者能先於其有律者 求之，進進不已，則所謂如淵海、如元氣者，可以漸而入，至與之俱化，

則自然之地綽乎其有餘裕矣。溫柔敦厚之教，豈外是哉？然則是編也，於 初學之士其亦有萬一之助也。（同上）

雖然律詩的格律限制太多，僵化而不夠自然，對初學者而言，卻不失為一個依循 的方向。學詩是循序漸進的，非一蹴可幾，所以先求合乎法度，再求能超脫法度，

展現詩人獨特的風格。

另外，王行在〈規喻〉一文中說：「惟能取法於前，斯能為法于後，無異於人 之學道也。人之學道必有所師者，異於常，則其為師也足以法。」又說：「圓出於 規，而圓復可為規，則圓之用無盡。學出於師，而學復可為師，則學之傳不窮，

是皆以其成己者成夫物也。」⁸都可以和前述的說法相呼應。

四、論詩、畫之關係

自古文人常是兼擅詩畫，故詩與畫常被相提並論。蘇軾嘗稱「味摩詰之詩，

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⁹，可視為詩畫合一的最高境界。王行本身亦 善畫，且其作品中，題畫詩就佔了三十五首之多。在〈寄勝題引〉一文中，他對 於詩、畫的關係，有頗為精闢的見解：

詩本有聲之畫，發繅繢於清音；畫乃無聲之詩，粲文華於妙楮；一舉兩得，

詩本有聲之畫，發繅繢於清音；畫乃無聲之詩，粲文華於妙楮；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