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治要》之纂集旨歸與學術傾向
第一節 現實致用的精神歸趨
就性質來看，《治要》是「治國方略的資料彙編」，1這一點大抵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就目的來看，除了「治要」二字的表面意思之外，《治要》的纂集是否還有 更深一層的用心？金光一博士曾分析《治要》的編纂背景，提出兩項要點：一是
「貞觀初年關於治國方針的討論與東南士人的應付」，二是貞觀年間「大規模的圖 書編纂」。要進一步探討《治要》的纂集目的，還要借助於背景情境的釐清，因此 不妨就暫借兩者逐項檢視。
《貞觀政要》記載了一次治國方針的辯論，這場辯論發生在太宗即位之初，
表面上看來是魏徵與封德彝意見相左，實際上卻不只是兩個人的理念差異，而幾 乎可說是兩個集團的理念差異。從這條資料至少可以看出，太宗甫即位時，朝廷 上下並不是一面倒支持太宗施行「德治」的，好比封德彝一派便主張「以威刑肅 天下」。2事見《貞觀政要．政體》篇：
1 見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頁 14。
2 《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
38
太宗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 致理。」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
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
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
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 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
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 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桀為亂虐，
而湯伐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 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
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3
魏徵所謂「亂後易教」，與賈誼在〈過秦論〉裡提出的「勞民易為仁」的說法，旨 趣遙相呼應。4魏徵在這場辯論裡的形象與論調，我們並不陌生，無論是化用經典 或引用歷史，苦口婆心，目的無非在說服太宗行帝道、王道；而太宗對魏徵應答 內容的滿意度與接受度，史臣簡單化約為「以為然」三字，對此我們似乎也已目 為理所當然。但這段記載卻揭示了一段容易被人忽略的政治內幕，史臣簡單概括 為「德彝等……咸以為不可」。在太宗剛即位、訂定國策方針的關鍵時刻，魏徵的 論點不過是諸多論點的其中之一，且備受挑戰，甚至曾遭受「恐敗亂國家」之類 的重話轟擊。治國究竟要走上哪一條道路，最終還須由太宗定奪；在此局面之下，
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 於刑法尤慎。」這條資料與下文所引《貞觀政要》的記載，背景脈絡與爭議內容都大致相合，應屬 同一類型的見解歧異。
3 按，封德彝死於貞觀元年六月，《貞觀政要》將此事發生時間記於貞觀四年，恐有誤。趙克堯、
許道勛就魏徵出使宣慰關東的往返時間，推言此次辯論約莫發生於武德九年十月，亦即魏徵返回長 安之後，此說較可信。參二人所著《唐太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98 注 3。若然，
則魏徵職銜當為給事中，參杜來梭：《魏徵年譜》（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127。
4 《治要》亦引錄此段文字，見卷 11，頁 150。
39
持不同意見的兩方，只能各憑本事向太宗遊說或推銷了。金光一博士認為，《治要》
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大概相當於魏徵一方主動出擊的招式：
為了說服太宗與對方、貫徹自己的主張，應該要加強豐富的理論和詳細的 實例。《群書治要》就是在這種尖銳的理念對立情況之下，幾位「不識時務」、
「好虛論」的「書生」，合作編輯「以史為鑒」的資料彙編。5
照此說法，《治要》的編纂是出於魏徵等書生集團的私人意見；而此說背後潛在的 涵意是，魏徵等書生在表明己方意見時，當面陳述還不足以取得太宗的信任，以 至於需要編出一部五十卷的大書，假古人之口為己方意見增添厚重的份量。
然而，事實是否真是如此呢？《貞觀政要》對於上述辯論發生的時間雖有認 知錯誤之嫌，但關於後續發展的記載卻是很有價值的：
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因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 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 謂徵曰：「……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
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6
《貞觀政要．論誠信》篇也有一則相似的記載：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 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 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
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
5 見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頁 10。
6 《貞觀政要集校》卷 1，頁 37。
40
豈不得人？」7
從太宗言談的語態看來，對於「任用」魏徵一事，他很欣慰，帶著滿滿的自信甚 至是幾分自豪，因為貞觀之治的漂亮成績，直接證明了魏徵理念之有效，也同時 證明了自己的眼光。透過這些言說似可進一步探知太宗的意向：面對即位之初的 紛紜「異論」，太宗是「主動」選擇信從魏徵的，且不只是選擇而已，還表現出相 當的堅定與實踐決心。還有不少發生在貞觀頭幾年的記載，都反映出太宗的「仁 義」治國取向。太宗對仁義之道的信從，通過歷史教訓的省思、施行成效的驗證，
於貞觀伊始就已經頗為篤定，似乎不曾受到那些「異論」的動搖。如貞觀元年太 宗曰：
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一時，敗 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為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 之澆薄也。8
貞觀二年太宗曰：
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 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 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9
單是憑藉這等轉變，便足使封德彝等「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的疑慮，消 弭於無形。范祖禹《唐鑒》曾稱讚太宗「能審取舍」，指的正是太宗不聽封德彝而
7 《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90。
8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49。論史者，又如太宗對周、秦之得、失天下的解釋：「周既尅殷，
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矣。」同上注，
頁250。又如貞觀四年，太宗引隋煬帝事反陳甲仗真義：「……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
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為甲仗不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故也。」
同上注，頁252。
9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51。
41
信魏徵，捨「刑罰之言」而取「仁義之言」。10換言之，在太宗形塑仁義方針之時，
《治要》還未誕生；待到貞觀五年《治要》編成，德義治國的理念早已鞏固，且 達致的成效已經相當可觀。再說，太宗對魏徵、虞世南（《治要》編者之二）的高 度信任與超乎尋常的重視，也是早在貞觀五年以前就存在的事實。11君臣雙方既已 有著如此默契，以五十卷的「資料彙編」完成「說服」，似乎沒有太大的必要性。
論《治要》的編纂背景，有一條關鍵資料不能輕易略過。《新唐書．蕭德言傳》
云：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 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賚賜尤渥。12
在這條資料裡，君臣雙方的主被動關係恰好倒轉過來，由太宗主動提出「欲知前 世得失」的需求，遂詔來魏徵等四位大臣，共同編成《治要》一書，範疇涵蓋經、
史、子三部，內容旨趣主要是「帝王所以興衰」的分說，而達致的成效則是使太 宗「稽古臨事不惑」，從經史百氏反照現世，又落實於現世。對照貞觀初年的政治 環境與政治成就，這條資料對《治要》出場背景情境的呈現，十分合情合理。《治 要》的面世，終究要回歸到太宗勵精圖治的初衷，與對盛世治道的渴盼及嚮往；
而大臣們亦喜逢有志之主，是以竭盡所能，助成其美。認清這一點，我們至少能 夠明白，就《治要》的整體呈現而言，君臣雙方是站在同一條線上、朝著相同目 標前進的。當然，魏徵等人應該多少會希望藉由編纂，表達一些重要意見，強化 一些核心價值；但這些意見與價值的提出，畢竟是以太宗的全然信任為基礎，以
10 見宋．范祖禹：《唐鑒》（臺北市：臺灣商務，1977），卷 3，頁 91。
11 如貞觀三年，太宗就曾說：「朕比歲臨朝視事，及園苑閒遊賞，皆召魏徵、虞世南侍從，或與謀 議政事、講論經典，既常聞啓沃，非直於身有益，在於社稷亦可謂久安之道。」（見《貞觀政要集 校》卷1，頁 51）直視二人為正身良朋，這等地位，房、杜恐亦難與之相提並論。
12 《新唐書》卷 198〈蕭德言傳〉，頁 5653。
42
君臣雙方共同期望的有益治國為前提，而不是敵對陣營之間針鋒相對的政見辯 論。
《治要》的纂集旨歸，由此體現。太宗授意編修《治要》，以「前世得失」為 關懷，意在為當世政事提供可資參照的指導原則，編纂過程與編纂成果都充分顯 示出以「致用」為導向的現實目的。這是解讀《治要》的一項重要基礎。魏徵〈羣
《治要》的纂集旨歸，由此體現。太宗授意編修《治要》，以「前世得失」為 關懷，意在為當世政事提供可資參照的指導原則，編纂過程與編纂成果都充分顯 示出以「致用」為導向的現實目的。這是解讀《治要》的一項重要基礎。魏徵〈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