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羣書治要》五十卷，書成於貞觀五年（631）。1以「治要」為名，表明此書 以探求治國要領為導向，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就性質而言，《治要》是以匯集理 政要道為宗旨的一種典籍節選本，雖有宗旨，而無類別，內容全是「經、史、百 氏」之言的節錄，僅刺取典籍原文，並未附加編者的論述或點評意見。書中引錄 典籍至少六十五種（引錄在注文裡的還不算在內）；所節選的人物、事件、言論等 內容，集中在「上始五帝，下盡晉年」的時間區段之內。正文編次以經部典籍十 二種居先，史部六種次之，子部四十七種居最末。這樣的編次狀態，很能印證唐 代成熟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觀念。書前有序，為魏徵所作；序言及 各卷卷目之下，均署「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敕撰」。《治要》由魏徵領銜主 編，無庸置疑；根據歷史記載，除了魏徵之外，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也都參 與了《治要》的編修。2書成之後，太宗甚為嘉許，「太子諸王，各賜一本」。3 《治要》的四位編者，並以學識見重。魏徵、虞世南更是經常與太宗論學論 政的當朝重臣，獻可替否，啟沃功深；太宗亦引此二人為正身標竿，常相左右。
史載太宗「臨朝視事，及園苑閒遊賞，皆召魏徵、虞世南侍從，或與謀議政事、
講論經典」。4而魏徵尤其是太宗登基之後最信重的宰輔大臣，也是鑄成「貞觀之治」
的關鍵推手。雖然魏徵曾事建成，太宗卻能既往不咎，胸懷寬大，唯賢是任；而 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知無不言，盡心竭節，引古論今，犯顏切諫。在魏徵的堅 持與懇切勸說之下，以仁義治國的理政方針在太宗心裡確定下來，並身體力行。
貞觀之治的昇平氣象，因太宗的「力行不倦」5而成就；而太宗的力行不倦，又以
1 宋．王浦：《唐會要》（臺北市：世界書局，1960），卷 36，〈修撰〉：「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秘書監魏徵撰《群書政要》上之。」頁651。
2 見《新唐書》卷 198〈蕭德言傳〉：「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 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 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3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9，〈著述〉，頁 133。
4 見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頁 51。
5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1，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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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據《日藏漢籍善本書目》，日藏《治要》今可見四種版本，分別為：1. 日本平安 時代（794-1185）寫本，共十三卷（殘本）。2. 日本鐮倉時代（1192-1330）寫本，
即金澤文庫本，共四十七卷（殘本）。3. 日本後水尾天皇元和二年（1616）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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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所學報》53 期，2011，頁 193-216。
25 呂效祖〈《群書治要》及中日文化交流〉曾有簡述，《渭南師專學報》，1998 年第 6 期，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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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的研究議題，雖也在某幾個面向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仍有不少可再深入探 討的空間。尤其是《治要》本身所蘊藏的豐富訊息，大有進一步發掘探索的價值：
首先，對於《治要》經部與《治要》子部，或多或少已有學者進行過考察，
而《治要》史部則似乎還未出現專門的討論。35
其次，關於《治要》的編纂背景及宗旨，周少文與金光一雖曾有專章討論，
不少地方仍未深入究竟，仍可商榷或再加補充。
其三，《治要》以典籍節鈔為編纂形式，此形式並不只是外部呈現的樣貌那 樣簡單，當中大有玄機，不可等閒視之。節鈔的過程必然經過取捨，而取捨的動 作則牽涉到編者內心的價值判斷。過去已有學者注意到《治要》、《通典》等書 對《管子》的「輯錄」各不相同，足以「顯示出不同的思想取向」，36此意極富啟 發性；若能循此意對《治要》全書加以爬梳分析，應能把《治要》的旨趣理解得 更深刻。37
《治要》一書，因著貞觀初年的風雲際會而編成，為了君臣共期的治國大業 而展開。它的出現，說到底，即是供「一時」之用，為求治心切的太宗貢獻一部 理政之暇得以尋閱搜檢的肘後方。這樣的「一時」之用，是太宗所望於《治要》
的、也是魏徵等大臣所奉獻於《治要》的價值。《治要》的失傳，恰恰證明了它 的「一時」性，它的效用，要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下才能啟動，要在貞觀君臣心 照不宣的默契之中才能明白。錯過了貞觀時代，《治要》便只是一種唐代「文獻」
而已，而唐太宗和魏徵又沒有留下什麼評點意見，後人視之，除了輯佚校勘方面
35 談論《治要》經部者，如宋維哲：〈《群書治要》引經述略〉，《有鳳初鳴年刊》2 期，2006，
頁147-160。談論《治要》子部者，如潘銘基：〈「昭德塞違，勸善懲惡」——論《群書治要》所引 先秦諸子與治國之道〉，《諸子學刊》，2014 年 02 期。以《治要》史部為對象的研究，目前僅見日 石濱純太郎有〈群書治要の史類〉一文，收錄於《東洋學叢編》第一冊。然此文旨在討論《治要》
史部的文獻價值，至於編選內容的用意與整體精神，則似未論及。
36 耿振東：〈淺談《群書治要》、《通典》、《意林》對《管子》的輯錄〉，《湖南學院學報》，
2009 年 03 期。
37 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第二章，將《治要》「節鈔文獻的底本」與「節鈔篇章」條列甚 詳；對於《治要》之節鈔背後所反映的精神意態等等，則發揮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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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還有一點可利用性，簡直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認清《治要》的「一時」性，反而更能證明《治要》的地位。「一時」性，
代表著《治要》所體現的思維模式、所重視的精神價值，都是貞觀時代的特殊產 物，也只有在貞觀時代能夠被充分地理解和運用。換言之，要進入貞觀君臣的精 神世界，《治要》便成了最可貴的第一手資料之一。它雖然不像虞世南《帝王略 論》，有「論」附於事「略」之後，以對問的形式直接表現出撰者的思想；也不 像唐太宗的《帝範》，綱舉目張地明示十二項為君治國的重點條目；但它作為典 籍「精選」，在取捨刪節的過程中，同樣也灌注著編纂者的思想，且應該包含著 比發為言論的思想更深層的主觀意識。
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貫徹貞觀精神的重「史」意識切入，為《治要》的解 讀提供一種新的途徑。
在貞觀君臣眼中，「政治」和「歷史」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關的，這一點可以 從他們的政治思想得到證明，也可以從他們的史學思想得到證明。瞿林東先生已 指出，為君的唐太宗，對「政治跟史學之間的關係」擁有「較深刻的認識和較多 的言論」，38為臣的魏徵亦然。是以魏徵的史論不僅有史學價值，也具「政治意義」；
魏徵的政論也不只是政事言論，更有深厚的「歷史底蘊」。39這樣的特殊關懷，在 政治上造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光輝，在史學上則形成別具一格的「鑒戒史學」，
後者尤其開風氣之先，成為後來《資治通鑑》的先導。40牛致功先生把鑒戒史學的 特質講得很直接：
38 見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20。
39 瞿林東先生分別寫作兩篇文章討論魏徵「史論」和「政論」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評《隋書》
史論〉，原載《歷史研究》1979 年第 8 期，收錄於《唐代史學論稿》頁 173-188；〈魏徵政論的歷 史底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頁 85-93。
40 牛致功先生曾說：「由於統治者的親身感受，直接從政治上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由來已久了。
然而，通過撰寫史書，間接為統治者總結經驗教訓，從中尋找借鑒，則是從唐初開始的。如果把這 稱為鑒戒史學，那麼，魏徵總負責的《五代史》就是鑒戒史學的開端。」見氏著：《唐代的史學與
〈通鑑〉》（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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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唐太宗與魏徵）這種政治觀點與史學思想的完全一致，正是鑒戒史 學的鮮明特點。41
《治要》一書，正是在政治與史學的交會點上編就的成品。因此，在解讀《治要》
時，不僅可以從政治的角度，反覆歸納貞觀君臣的治國理念；亦可從史學的角度，
回頭剖析貞觀史學的精神內涵。
如果廣義地來看所謂貞觀史學，一方面固然包含前朝正史、國朝史的修撰等 史籍著作；另一方面，貞觀時代的人物對於「史」的認知、評價、思維或運用，
以及因「史」而生發的情意態度等等，雖然不屬於學術上嚴格意義的史學，卻真 實的反映出貞觀時代對於「史」的總體關懷，也應當能夠納入貞觀史學的範疇一 併討論。作為精華節鈔本，《治要》的纂集與學術意義上的史學著作顯然不在同 一層次，《治要》編者很可能也不會把此書視作什麼史學作品；但《治要》的成 書是貞觀初年的一個真實現象，現象的出現必然有原因，而對原因的探索與詮釋 則可以有不同的途徑。貞觀史學是本文嘗試採行的一種途徑，可以說是解讀《治 要》的一種角度；至於《治要》本身的質性與史學有多大的關聯，就得另行探討 了。由於《治要》中展現史學精神之處，當以史部最為直接，是以本文將以史部 作為討論重心。
至於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參照《貞觀政要》等反映貞觀時代思潮的重要資料、
與前人的相關研究，對貞觀的史學環境作一整理釐清；另一方面則是深入文理，
細讀《治要》，將《治要》的節鈔內容與原典相互對照，便能看出取捨的跡象；
再將這些跡象加以歸納，可以得出幾項共通的特質。把這些特質放回貞觀史學的 背景，可以發現它們幾乎都能相互扣合，總不離經世「致用」的整體精神與主觀 意向。而在同條共貫的大原則之外，《治要》史部還在取捨細節上透露出某些價
41 同上注，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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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把握這些細節並予以深究，則能回過頭來對貞觀史學的精神內涵加以開 顯或補充。
是故本文的寫作進路，第一步先回顧《治要》成書的時代背景，並釐清《治 要》的編纂目的與性質歸屬。其次，《治要》的輯錄來源雖有經、史、子之別，
全書五十卷的內裡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編者基於同樣的一套理路，在經史百氏
全書五十卷的內裡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編者基於同樣的一套理路，在經史百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