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君臣的歷史意識

一切外顯的行為結果，無不從內裡的心思意向發動。貞觀年間亮眼的史學成 就，若追溯其根本原因，亦可推源至一種內在精神，一種對成敗得失的敏感、畏 懼、迫切關懷與積極追索。這樣的精神普遍存在於貞觀君臣的心裡，使得他們對 過往種種，也就是廣義的「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與強烈的學習動機。此種心理 是貞觀時代的一大特色，不唯助成貞觀之治，亦是貞觀年間史學發展的動力來源，

姑名之曰「歷史意識」。

《貞觀政要．論慎終》篇載：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 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 厚利施於來葉，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

1 紀傳體正史的廿四史序列中，《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及《晉書》、《南史》、

《北史》等八部，都是此一時期的產物。而史館的設立，負責起居注、實錄至國史等當代史的修撰，

亦形成制度。於前朝、於當朝，此兩方面的史學內容，皆前有所承，至唐而融匯確立，且大抵成為 此下各朝承襲沿用的修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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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²

太宗這番與公卿群臣共勉的言談，無非是期望豐功偉業能傳千秋萬世，並提出穩 固基業的方法，在於所謂「當思善始令終」，求治的意旨甚為顯明；不過，在政治 層面的勉勵之中，還隱藏著一個微妙的心理，這個心理尤其反映在「令數百年後 讀我國史」以下一段。此段之意，固然是求治願望的承襲，但仔細觀察，在「治」

的希求之外，還包含著一種歷史定位的希求，否則何必要耿耿於「隆周」、「盛 漢」與「建武、永平故事」？這個現象，反映出太宗對歷史的重視，也反映出太 宗對於歷史記載、與歷史評價的力量，有著清楚的認知，是以論治之時，不免要 將政治成就的最終價值，置於歷史的脈絡裡衡量。簡言之，即是反映出太宗的「歷 史意識」。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論及「太宗強烈的歷史意識」，即引用此節 文字以為證明，並加以闡發：

他意欲透過讀書以吸取為君治國之經驗，使自己能入史不朽，獲得卓越 崇高的歷史地位。不但如此，尚欲推己及人，激勉群臣以團體意義，俾 共同達到此境界目的。由褒存先世功業以至於己，由己推及於人，實為 一以貫之、發展延緜的同一歷史精神，斷非桓溫「既不足留芳後世，不 足復遺臭萬載邪」，與夫高齊硬欲具載一家「父子霸王功業」之觀念意

2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0，頁 533。《政要》

於太宗語後尚載房玄齡語：

玄齡進曰：「臣觀近古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漢光武年三十三。豈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經綸，

遂平天下，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已來，手不釋卷，

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此又文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

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吏，此又懷遠勝古也。已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案，此段稱許太宗功業「武勝古」、「文過古」、「懷遠勝古」之文字，究為太宗之自詡抑或房玄齡之 歌頌，各版本之間有所出入。謝保成從上下文氣判斷，以為「太宗既對公卿表示『豈朕一人之所致，

實賴諸公之力耳』，何以又要炫耀自己『武勝古』、『文過古』、『懷遠勝古』？」又據前一年（即貞 觀八年）太宗因「天見彗星」之異象而自省，明確指出：「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 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見同書，頁524）認為太宗不應再次自我炫耀，

而主張此語出自房玄齡。（謝保成之推論，見頁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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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可比。³

此說對太宗歷史意識的詮釋，大致包含三個重點：一是從歷史吸取治國經驗，二 是期望自己能憑著治國成功而在歷史上躋升崇高地位，三是將此歷史意識推及群 臣，作為團體激勵的動力來源。據此說以觀之，太宗的歷史意識是含有政治實用 性的，也就是所謂吸取經驗，以治國為目的；但太宗的目的實則不只在治國而已，

他要憑藉著「治國」，確保自己「入史不朽」。如此一來，吸取經驗云云便也是 太宗求取歷史地位的手段或工具了。貞觀之治後來的確成了歷史上「不朽」的盛 世，某種意義上，證明了太宗的「歷史意識」與貞觀政治的成就，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而貞觀時代的「歷史意識」，遂因此而更加令人玩味。

雷先生鄭重指出「太宗強烈的歷史意識」，為貞觀精神的內在理路作了清楚 的指點。然而循此方向繼續推究，不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此強烈的求名意識，

是否是太宗歷史意識的全部內容？在前引一段太宗的談話裡，求取「歷史地位」

的意識十分明確，而這的確也是解讀太宗歷史意識的重要線索，因為它反映了太 宗對於歷史的認知與歷史價值的認定，已從政治層面過渡至歷史層面。但話說回 來，此言畢竟出於貞觀九年，距離武德末、貞觀初已經有些遙遠；若說在這十年 的歲月裡，太宗對於歷史之功用與價值的體認發生過轉變，這樣的推測應該不至 於全無道理。從邏輯上推想，意識思想的發展過程，多是由近及遠，亦即在上述 政治、歷史二層面的涵義中，應是政治層面的當身實用價值發生在先，而後才逐 漸衍生出歷史層面的價值，追尋橫亙時空的不朽榮名；換言之，就太宗而言，名 留青史的渴望，也應該有一漸進發展的過程，至少在貞觀前期後期之間，應存在 程度強弱上的差別。那麼實際上是否也是如此呢？太宗在回憶自身經歷時，曾有

「少從戎旅，不暇讀書」⁴的感嘆，所謂「不暇讀書」是和「貞觀以來，手不釋卷」

3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市：臺灣學生，1990），頁 610。

4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10，頁 533。同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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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的。史載太宗即位後經常與諸臣「講論前言往行」，⁵「共觀經史」，⁶憑此 即可想見「手不釋卷」的具體圖像。關於貞觀君臣論學的內容，後文將有進一步 的探討，此處所要指出的是，太宗「少從戎旅，不暇讀書」的感嘆，反映出他親 身體認到的一種重要轉折，「讀書」一事的開始對他來說有著關鍵意義；對照當時 歷史，秦王府文學館、弘文館的設立，館中學士的選任，太宗在館中的活動及與 諸學士的互動言談，在在映現出「手不釋卷」的跡象。他們談論的重點議題，不 出治國安民的政治方略，然而他們並非憑空造論，而是以典籍為資藉，即所謂「共 觀經史」。歷史在這樣的狀態之下，進入太宗的認知領域，並在君臣之間的言談交 流中，得到極有效率的吸收消化。或許可以這麼說，太宗對歷史知識的求取、乃 至對歷史價值的體認，是在秦王府文學館、乃至弘文館中與臣僚讀書論學，逐步 建立起來的，在此之前可謂甚曉兵戎而不知文治；而就在論學論政的過程裡，太 宗的「歷史意識」也在無形之中獲得啟發與深化。在此意義之下，我們或許可以 這麼說，貞觀前期的「歷史意識」，是君臣雙方共持共享的；而備受太宗倚重信 任者，如魏徵、虞世南等輩，對太宗的影響想必更為直接也更為深刻。

釐清貞觀君臣歷史意識的發展過程，區別前期、後期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

對於《羣書治要》的解讀應是一項重要工作。太宗的歷史意識，不能簡單地以貞 觀九年談話所標顯的「求名」意識一體涵括；在「求名」之前，貞觀君臣曾經共 同渴想著「求治」，安邦定國的懸念與「歷史意識」交相激盪，形成一種極富現實 性與使命感的色調，將歷史、現實兩邊雙雙貫穿。《治要》成書於貞觀五年，從書 名不難看出其目的性十分明確。表面上，此目的性直接指向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意 圖，然而若再進一步追究此目的應如何達成並維持的問題，則貞觀時代確乎有其 專屬的性格。這種獨特性，即源自於貞觀君臣所共有的心思底藴：歷史意識。

論者多以「鑒戒史學」概括貞觀時代的史學精神。此意已被反覆陳述，但「鑒 戒」二字的確是致使太宗積極讀書論學、「手不釋卷」的初衷，也是諸臣向太宗進

5 《通鑑》卷 192，頁 6023。

6 《舊唐書》卷 76〈虞世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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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時最有力的警語。事實上，警惕之效之所以能成功達致，實有賴太宗自發的戒 懼意識，唯此戒懼出自帝王之衷心，方能與臣下之言一拍即合。《通鑑》簡記太宗 君臣的一段對話，頗具代表性：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 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 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⁷

此事發生於貞觀二年，太宗即位未久，即出此言，足見其求治之心之切。魏徵以

「致治之要」肯定太宗的體認，並以「慎終如始」期勉太宗莫忘「初衷」，此正是 君臣之間高度的共識與契合之處。上畏皇天、下懼羣臣，這樣的戒懼意識，正是 太宗初踐祚時自我約束、節制的內在動因。太宗每能秉此意以自居，故能鼓勵進 諫、嘉納諫言。政治上安邦定國的渴求促使太宗極力追尋、體察、落實致治之道，

與大臣共相研討，而形成一幅聖君賢相共求治國的美景與良性循環。換言之，貞 觀初年「制君」的力量誠以君王自身的戒懼意識最為關鍵。

戒懼意識來自興衰成敗的觀察，與趨吉避凶的內在動力，而自古至今的一切 人事成敗都可以是觀察的對象與研討的題材。近在眼前的教訓，最具切身的震撼

戒懼意識來自興衰成敗的觀察，與趨吉避凶的內在動力，而自古至今的一切 人事成敗都可以是觀察的對象與研討的題材。近在眼前的教訓，最具切身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