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貞觀初年史學興起的環境
第二節 貞觀年間的修史與用史
第二節 貞觀年間的修史與用史
貞觀君臣濃厚的歷史意識，具體開展為修前代史與修國史之一系列活動，於 史學史上早負盛名，也受到較多討論與關注。但貞觀年間的史學活動，並不僅止 於修史而已。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將唐初史學活動歸結為三類：「官修前代史，
覽得失、為龜鑒；設館纂集實錄、國史，使『盛業宏勛』，『長懸楷則』；整理古籍，
求『治要』，作『為治之具』，是唐初同時並舉、相互關聯的三項史學活動，對唐
27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頁 618。
24
代乃至後世的史學發展，都產生著巨大的影響。」28謝氏將古籍的整理與運用納入 唐初史學的範疇，為貞觀史學的內容提供修史之外的思考方向。其分類方式，是 根據具體的編修成果而提出。若結合具體成果與內在精神，則或許可將謝氏所言 概略分為「修史」、「用史」兩種脈絡：表面上，前者是新史籍的製造，後者是舊 典籍的運用；而在目的上，兩者則有交集共通之處。以「修史」、「用史」的簡易 分類，檢視貞觀初年的史學環境，也有助於釐清《治要》產生的背景，及《治要》
所屬的性質。29
「修史」脈絡，在貞觀初年，主要呈現為五代史的修撰（武德五年召修六代 史，因故未成；貞觀三年復敕修撰，貞觀十年修成奏上）；以及起居注、實錄、國 史等當代史修撰的制度化。為前朝修正史之議，於武德四年由令狐德棻首倡，30雷 家驥先生曾析論其中蘊涵的四種觀念意識：「第一，『正史』及為前朝修『正史』
的觀念。第二，『史文絕續在己』，須及時修撰的使命意識。第三，欲藉此確立周、
隋、唐國家承傳之正統觀念。第四，為先世存『功業』的觀念，有為唐室開國建 立光明面的政治意向。」31此論甚詳。然若與武德五年高祖〈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
相對照，則可發現：唐初在發起為前朝修史的時候，容或已有如此複雜的觀念意 識，尤其是為勝朝修全史以宣示正統的觀念，自南北朝以降大抵已形成；然而就 唐高祖的詔書來看，不大能解讀出如此複雜多面的概念倡導，其主要基調仍是大 一統的寬闊視野，兼容南北政權「自命正朔」，同時也承認各政權之「發跡開基，
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因而深悼其湮沒，「餘
28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頁 112。
29 謝氏將《羣書治要》的編纂歸入古籍整理一類，與《隋書‧經籍志》並列為魏徵主持古籍整理 的成績，並指出大型類書與古籍整理工作關係密切，如高祖時修成《藝文類聚》一百卷、太宗時修 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等。《治要》在文獻學上已有公認的價值，但若僅以古籍整理為《治要》
定位，或未能涵蓋《治要》其他面向的意義，下節將繼續討論。
30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載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
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 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 陳愚見，並請修之。」見《舊唐書》卷73，頁 2597。
31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頁 594。
25
烈遺風，倏焉將墜」，32故欲修史以存之。
回頭檢視高祖對史學價值的認識，結合一統天下的政治背景，則此詔字裡行 間顯示的積極意義蓋非虛言，仍見〈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多識前古，貽鑑將來。33
在高祖眼中，史學的價值一方面是從綿歷歲時的人事當中尋求通貫之理則，所謂
「考論得失，究盡變通」、「裁成義類」；一方面則發生在「懲惡勸善」的鑒戒作用。
不難看出，高祖所認識的史學價值偏重在人事方面，「究天人之際」的史學傳統似 乎有意無意被高祖略過，天道的討論與追索隱而不顯。高祖的詔書道出唐代史學 偏重人事的特質。貞觀三年，太宗重拾武德年間「不能就而罷」的修史工作，復 敕修撰，料想應是延續高祖之詔的基本方向，至少在偏重人事的傾向上是如此的；
這樣的傾向自然能使史學發生懲勸、鑒戒的積極意義。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觀察 高祖的陳述，他只寬泛地點出「多識前古，貽鑑將來」，「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像是對史官記史作一種總體印象的概括，為「修史」工作安上積極意義，但也僅 此而已。至於這樣的意義是否應該在帝王身上積極發揮，從高祖詔書中實在看不 出明確的意識與表態。
待修史工作轉至太宗之手，意態卻大有不同。貞觀三年復修之詔雖不可得而 見，貞觀十年五代史修成之嘉勉卻十足反映出太宗的心思，《貞觀政要》載：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 穎達、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舍人許敬宗等，以貞觀十年 撰成周、齊、梁、陳、隋等《五代史》奏上。太宗勞之曰：「良史善惡必書，
足為懲勸。秦始皇奢侈無度，志在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
32 以上文字出於〈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同注 27。
33 同上注。
26
27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 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
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 良史。38
魏徵「總監諸代史」的工作內容，由此可見。除了在史書文字上的「總加撰定」
之外，新撰《隋史》序論與《梁》、《陳》、《齊》各史之總論，無疑是魏徵最大的 貢獻。在史書之中，「論」擁有最為寬廣的自由發揮空間，也最能直接表現史家對 史事的評論意見；而魏徵所負責的總論，其意義應當與一般史論有別，否則無法 說明何以《梁》、《陳》、《齊》各史在「史臣曰」之外還須另有一「史臣侍中鄭國 公魏徵曰」的「總論」。魏徵之「論」的特殊意義，可從太宗對五代史修撰的主觀 期待中找到線索。形式上，能為太宗明白指出「近代人主善惡」的鑒戒價值與教 訓意涵者，實以「論」的部份最容易達成；而在內容上，魏徵的史論，著意於分 析成敗得失的原因，帶有一種強烈的現實感，雖未明言，一種指向當局政治應用 的潛在理念，卻瀰漫於字裡行間，而這正是太宗最重視、最需要的有用意見。特 重史論，反映出太宗在歷史範疇裡自有其認定與偏好的價值；而選擇魏徵專門負 責《隋史》序論與《梁》、《陳》、《齊》各史總論的撰寫，則似乎反映出在太宗的 主觀期待當中，自太史公以來源遠流長的「修史」脈絡尚不能令人滿足，還須再 轉進一層新的價值。這一層價值，正如魏徵在史論中所顯示的，是將歷史連結至 當身現世，期使懲勸鑑戒的積極效用，在現實政治領域裡真實發生。這是傳統「修 史」脈絡所不能涵蓋的。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共撰《周史》，而「其史論多出於文本」，
39或許也是出於相似的考量。這一層價值，姑且名之為「用史」。
「用史」作為一種精神趨向，著重將歷史的教訓施用於當今，正與上節所述 之鑒戒意識同一脈絡。學者以「鑒戒史學」描述貞觀史學精神的特質，應該也是
38 《舊唐書》卷 71〈魏徵傳〉，頁 2550。
39 《舊唐書》卷 70〈岑文本傳〉，頁 2536。
28
29
公子曰：「……歷觀古今治亂之主，或年世長遠，或危亡誅滅，興喪之理，
為何所由？豈天意乎？其人事乎？願釋所疑，以祛未寤。」
先生曰：「大哉，此之問也！……由是觀之，天意人事，相參而成。今將為 子說治亂之道，賢愚二貫。若夫三皇五帝之君，德合天地，明併日月，窮 機體睿，微妙玄通，固非凡庸所敢輕議，但略陳其事，存而不論。暨乎三 代，則主有昏明，世有治亂，興亡之運，可得而言。其明者可為軌範，昏 者足為鑒戒。……至於守文承平，無咎無譽，非之所由者，亦所不談也。」
44
《帝王略論》之成書明確反映了太宗對歷史的偏好。就其內容而言，有「略」有
「論」，即〈進帝王略論表〉所謂「翦截浮詞，刪削冗長，略存簡要，隨而論之」。 虞世南彙聚歷古帝王治亂得失的精華，為太宗張羅一副規模弘大卻具體可用的參 照座標，「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45
《帝王略論》是在太宗授意之下編成，對象是皇帝本身；貞觀七年，太宗又 命魏徵編撰《自古諸侯王善惡錄》，對象是太宗諸子。兩者對象有別，但同為歷史 鑒戒意識的運用。《貞觀政要》載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 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
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魏徵「考覽載籍，博求鑑鏡」，「錄古來 帝王子弟成敗事」，輯成《自古諸侯王善惡錄》，賜與諸王。魏徵於序中總結道：
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 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 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
44 《虞世南詩文集》，頁 118-119，〈帝王略論序〉。
45 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市：鳳凰，2006），卷 554〈恩獎〉，頁 6348。
30
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46
歷史的鑒戒功能，在具體而真實的教訓裡呈現，這不再只是遠距離的旁觀式的褒 貶評價，而是進一步區分善惡，喚醒讀者的畏懼與警戒，要求讀者從自身出 發，以行動參與，「見善思齊」、「聞惡能改」。太宗面對歷代君主之善惡，最終回 歸「以為身誡」的自我要求，更推己及人，使諸王也能從歷史的教訓，找到「身 誡」的準則。史載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
歷史的鑒戒功能，在具體而真實的教訓裡呈現，這不再只是遠距離的旁觀式的褒 貶評價，而是進一步區分善惡，喚醒讀者的畏懼與警戒，要求讀者從自身出 發，以行動參與，「見善思齊」、「聞惡能改」。太宗面對歷代君主之善惡，最終回 歸「以為身誡」的自我要求，更推己及人，使諸王也能從歷史的教訓，找到「身 誡」的準則。史載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