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治要》史部之致用意向
第四節 增篤情義之用
《治要》史部的選錄，就人物而言，以君臣為大宗。在選錄內容中呈現出君 臣互動的畫面，本來是很順理成章的。但觀察《治要》史部的選取，則可以發現，
《治要》在正常的君臣互動之外，似乎還刻意聚焦在某些特定鏡頭，刻意留下某 些話語與身影。這些鏡頭也可歸納在君臣互動的範疇，其性質也能算是政事討論，
卻又不是政事討論可以涵括得盡，因為其中迴盪著更為複雜的情感因素；有些鏡 頭甚至完全溢出實際政事之外，純粹是個人情志的宣告或抒懷。這是一個很有意 思的現象。若從讀者後設的角度來看，倒像是一種潛藏的策略：編者在選擇史事 的同時，其自身所重視的精神不經意地透過選文浮現出來，但讀起來卻不覺刻意，
讀者反而隨著閱讀進度的推展，逐漸累加情感上的認同，終於在不知不覺中被這 樣情感渲染，跟著編者一齊感憤、一齊痛惜。《治要》在編纂之初，究是有意為 之，抑或因深刻的同情共感而不覺引入，事隔千年，難以逆知。不過，無論這個 現象是否為一種選輯策略，就其出現之頻繁程度，至少可以作如此推論：君臣互 動、與君臣之間的情誼，在《治要》編者眼中，絕對是重要的一項課題。這就為
《治要》之「致用」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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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倫之中，君臣居其一。歷代君王與當朝眾臣，無論素質如何參差，在朝政 運作過程中總免不了頻繁互動。而若將互動關係稍加分析，便會產生「情」、「義」
的辯證問題。《治要》以「臨事不惑」為期，而君臣相交，牽扯到人心複雜的情 愫，正是一大「惑」源。無論明主暗主、忠臣姦臣，於君臣之際皆有「情」，卻唯 獨忠良之臣能夠符應「義」的規範，力持公正；而忠臣之「義」，又往往在「情」
的貫注中更見光輝。正邪忠奸的差異，即在此幾微之間。若人主未加深察，則幾 乎無可避免地要被蒙蔽或迷惑。自古昏庸之君，身死國亡，原因固然極為複雜，
但幾乎都包含有識人不明、任人不忠這個要項。如此說來，國朝之盛衰興亡，其 根苗莫不在君臣之際。對於這個問題，《治要》的警覺性是很高的。除了前引京 房與漢元帝的對論應答之外，如左雄、張紘都曾深入探討過這個問題，也都為《治 要》所收錄。左雄之論云：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 幸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 欲。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 而不悟，至於危亡也。188
張紘之論云：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 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
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
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異同之歡，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
188 見《治要》卷 23，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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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
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 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189
前者偏重在人臣「習諛」之心理，後者偏重在分析人君好諂佞而惡忠言的原由，
而兩者都將根本原因指向「人情」，更直接地說，即「不勝其情」。人臣不勝其 情，是以不敢進忠正之言；人君不勝其情，是以迷失在小人的巧言令色，疏遠忠 正之臣，甚而加害之。「情」與「欲」相連，關係到人性最深層、最私密的醜惡。
關於人性的本質是善是惡的的問題，《治要》似未表明清楚的立場；190事實上，
以求治的現實意義而言，即便把人性辯證得細緻精微，恐怕也沒有太大的實際用 處。歷史的現實就擺在眼前，說人性是善也好、是惡也罷，都只是一種抽象的理 論而已，無力改變現實。不如就承認「人情」吧。191從歷史的教訓裡認清人情的 弱點，對於低劣、晦暗、卑陋的一面，能有所「悟」、進而能惕勵改悔者，張紘 謂之「明君」，《治要》肯定也許為明君。
就人君而言，如何在這方面免「惑」，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實在「抑情損欲，
以義割恩」八字。顯然「情」與「義」是相對的，若比「情」為病，「義」便是 救治之藥。情、義對舉的架構，曾在魏徵的諫言裡出現。當時長樂公主將下嫁，
太宗對此女特別鍾愛，因「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以為長公主是天子姊
189 見《治要》卷 27，頁 353。
190 《治要》子部雖收錄孟子四端之心與善性之說，但以收錄篇幅大小來看，《孫卿子》獨佔一卷，
遠比《孟子》多出許多。荀子主張博學，又云「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 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也與貞觀君臣的論調較為相近。《治要》所錄《孟子》，見卷 37，頁 484-486。所錄《孫卿子》，見卷 38，頁 499-512。
191 關於貞觀君臣對「性」、「情」的討論，《貞觀政要》有一則記載可資參照：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 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文本曰：「夫人性相近，
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 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貞觀政要集校》卷7，頁 385-386）
岑文本意識到「情」的變動流蕩可能造成弊害，而提出「以學飾情」的說法。貞觀時代重視學問，
或即有此心理意識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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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公主是天子之女，輩分差了一級，「情雖有殊，義無等別」，192太宗不應以 私情亂了上下尊卑的法度。文德皇后聞之，對魏徵特加讚揚：
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 社稷臣矣！193
「以義制人主之情」，一語道破諫言的目的與本質。魏徵還曾在上疏裡明白告訴 太宗：
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言而理，
其教不肅而成矣。194
義以正身，再加上仁以惠下，人主的能事畢矣。
義者，宜也。就人主而言，即是明辨是非正邪的洞察力，要求的是準確、精 微的觀察判別。「義」的具體展現，不外乎對事與對人：對事，要能在國家施政 大節上有洞察力與判斷力，如此方能在朝政議論的眾說紛紜之中，做出最正確、
符合國家人民長遠利益的抉擇。《治要》即輯錄不少具高度參考價值的政事建言，
如前文所述。對人，則要能具備「察人」的能力，能從臣下的言詞、意態、作為 之中，窺見其用心是否純正，而不再只是糊里糊塗順從自己的欲望與好惡。皇帝 要能做到「近君子而遠小人」，先得要分明君子、小人的差別。魏徵就曾多次於 上疏中為太宗析論君子、小人的細微差異。195對國君而言，「察人」尤其是一項 重要的能力，而這項能力是有養成方法的。如劉向《說苑》提出「人臣之行，有
192 魏徵語，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85。
193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85。
194 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5，頁 293。
195 如云：「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 矣。」見《貞觀政要集校》卷5，頁 292。又如：「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 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見《貞觀政 要集校》卷5，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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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六邪」的觀察，並逐條詳細羅列。這不僅被魏徵引用在上疏裡，196也被詳細 收取在《治要》中，197為皇帝提供明忠奸、辨正邪的一套工具。
不過，「察人」的方法能夠習得，施政的洞見也能夠培養，這些雖然都很重 要，畢竟還都屬於外部工具。掌握工具，不能保證操作得當；有了察人之術和政 治見解，並不代表就能契合「義」的規準，從此不再為「情」所惑。換言之，要 能透達「義」的內涵，只談操作守則是不夠的，還須從君臣關係的本質作更深入 的剖析與認識，正本清源。「情」何等複雜，而君臣關係牽涉到政治場域的權勢 地位、與整個國家的龐大利益，不僅盤根錯節，更容易節外生枝，可謂集複雜糾 結之大成，處處都可能隱伏「惑」根。要做一番徹頭徹尾的正確釐清，並非易事，
卻甚有必要。那麼，君臣一倫究竟該如何析解呢？
先從君臣關係的本質下手。回溯君臣關係最初締結的時刻，臣的一方反而擁 有較高的主動性與選擇權，是否效忠、與效忠到何種程度，都由臣方決定。這種 君臣之間的相對性，導致君主對臣下的態度，將得到直接的反饋，是故君主尊重 臣下確有其必要性。如孟子所言：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
這段千古不移的警語，《治要》子部亦收錄之。198在史部當中，《治要》亦取豫 讓之語：「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196 魏徵於上疏中引用《說苑》，見《貞觀政要集校》卷 3，頁 167-168。魏徵於明引正文前並有擇 官用人方面的簡要提點：「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與，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 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
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
197 見《治要》對《說苑．臣術》篇的節選，卷 43，頁 574-575。除了「六正六邪」之外，《治要》
選錄察人的相關內容，還如管仲對易牙、開方、豎刁等三人，分別從「殺其子以事君」、「背親以 事君」、「自宮以事君」等三項「非人情」的作為，而斷言三人不宜為相。事見《治要》卷11，
頁151。
198 見《治要》卷 37，頁 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