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杜聰明中西醫一元化理念生成之背景探討
第四節 當代日本漢方醫學發展的影響
學院時，特意將地點選定在熱帶特色明顯的高雄。
第四節 當代日本漢方醫學發展的影響
從本章前兩節的論述中，由於時代背景限制的關係，杜聰明先生在中醫藥的學 習上由於當代缺乏有校的中醫藥系統教育，導致杜先生必須透過自學才能瞭解其向 來有著深厚興趣的中醫藥內涵。然而自學的過程，必定要有個能夠做為學習的摹本，
而透過史料的記載可知，杜先生在醫學校時期，便已然與當時的同窗好友‐‐翁俊明，
一同研究日本的「皇漢醫學」192。
但其中值得探討的是，杜聰明先生選擇了日本漢方醫學做為自學中醫內涵的範 本，而不是如當代臺灣一般中醫的學習模式，例如跟老中醫學習，或是閱讀中醫藥 經典的方式。或許其中的原因，無法在杜先生的著作中找到明確的說明。但根據當 時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以及日後杜先生至日本留學的經歷推測，其原因很有可能便 是臺灣與日本的地緣與統治關係，使得杜先生較為容易取得的日本漢方醫學書籍，
而成為杜先生自我學習的主要材料；或者是，由於當代的漢方醫學之操作者均必須 同時具有西方醫學的背景，導致杜先生在選擇學習材料時，可能容易偏向有共同背 景的內涵來進行學習。是故，透過杜先生選擇自學的材料來源可知，杜先生的中醫 藥學術內涵當有許多受到當代日本漢方醫學影響的因子。為此，本研究在深入探究 杜先生的中醫藥內涵前，先對當代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情形進行了相關的背景探討
193。
日本的醫學自遣隋使、遣唐使至中國、朝鮮等地帶回中國醫學，並逐漸在日本
192 所謂的「皇漢醫學」可以是指日本漢方醫學的通稱，如陳存仁將日本漢方醫學的名著匯集編成《皇 漢醫學叢書》，正是用「皇漢醫學」做為日本漢方醫學的統稱；或是漢方醫家湯本求真在西元一九二 七年著作的《皇漢醫學》。但經由年代的先後順序可知，杜聰明與翁俊明在西元一九０九至一九一四 年間所研讀的「皇漢醫學」是日本漢方醫學的總稱，可惜的是在林佳潔的碩士論文中，卻誤將此「皇 漢醫學」認做為湯本求真的《皇漢醫學》。
193 以下有關日本漢方醫學的討論，乃本研究綜合參考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頁 427‐441、﹝日﹞
大塚敬節著，杜聰明譯：〈日本漢方醫學之變遷〉，《中西醫學史略》，頁 441‐449、﹝日﹞大塚敬節著，
邱年永譯，《漢方醫學》（台中市：昭人出版社，1956），頁 1‐14、58‐96、﹝日﹞大塚敬節、矢數道 明、清水藤太郎合著，何志鋒譯，《漢方診療醫典》（原名：《漢方診療之實際》）（臺北縣：國立中國 醫藥研究所，1969），頁 1‐4、廖育群：《遠眺皇漢醫學—認識日本傳統醫學》（臺北市：東大圖書，
2007）等相關著作撰著而成，為避免註腳煩瑣，故除特別引用內容附上註腳外，其他論述便不再附 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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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主流醫學。自此至日本室町時代中期（相當於中國的明代），也就是田代三喜
（1465‐1537AD）自明朝帶回金元的李朱醫學回日之前，屬於日本醫學發展的前期，
此時期的日本的醫家始終是以模仿中國醫學的內容為主，並無太多的創造194。 西元一四九八年，結束在明朝留學的田代三喜帶著明代流行的金元李朱醫學回 到日本，透過其弟子曲直瀨道三（1508‐1595AD）將李朱醫學容易墜入空理空論的 部分驅除，成為容易操作、適合日本人的「簡約」醫學後195，日本醫家對於疾病終 得以藉由推測其病因、病理進行診斷與治療，跳脫過去只模仿中國醫學成方的模式，
開始有所創造，使得日本的醫學藉此大為興盛，也使得曲直瀨道三的醫學成為當代 日本醫學的主流「道三流」。
但因為後來金元醫學在日本的傳播並非只有李朱醫學或改良李朱醫學的道三流 而已，也有相當採納劉完素與張子和重視《黃帝內經》、《難經》中陰陽五行、五運 六氣及臟腑經絡配置學說的醫家。也由於這類尊奉金元醫學而標榜陰陽五行、五運 六氣、引經報使、易經與醫學關係之醫家陸續出現，讓醫學不再如「道三流」般容 易操作了，而出於對此種容易流於空談且不易操作的醫學之反動，在日本德川時代 中期，出現了反對金元醫學的古方派，而將過去尊崇金元醫學李朱學派的稱為「後 世派」，尊崇劉張學派的稱為「後世別派」，並且對於五行說、運氣論、經絡理論、
引經報使等學說均視為迷信而大力排斥，強調應回歸古典的實際臨床操作，特別是 以《傷寒論》為獨尊。196
而古方派的興起，乃自於名古屋玄醫（1628‐1696AD）閱讀了喻嘉言的著作開 始，將《傷寒論》大加提倡，自此反對陰陽五行、五運六氣、經絡理論、藥物性味 歸經，而獨尊《傷寒論》的古方派大為興盛，並於吉益東洞（1702‐1773AD）時大 成之。
吉益東洞排斥所有一切臆說及想像，甚至認為成書於漢代的「今本《黃帝內經》、
《神農本草經》、《難經》等等，都是唯以陰陽五行相生相剋論病，純屬脫離實際的 臆見，而不是針對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197，而將漢方醫學的操作與中醫藥的理 論根源進行切割，將過去中醫所重視的生理、病因病理認為是多餘的臆見，在藥物
194 詳參﹝日﹞大塚敬節著，邱年永譯，《漢方醫學》，頁 72‐76。
195 詳參﹝日﹞大塚敬節著，杜聰明譯：〈日本漢方醫學之變遷〉，《中西醫學史略》，頁 443。
196 有關論點詳參﹝日﹞大塚敬節，杜聰明譯：〈日本漢方醫學之變遷〉，頁 443‐444、﹝日﹞大塚敬 節著，邱年永譯，《漢方醫學》，頁 76‐81。
197 廖育群：《遠眺皇漢醫學—認識日本傳統醫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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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上，也不採用中醫藥的性味歸經系統，認為最好是回歸傷寒雜病論的純粹觀 察、經驗與實踐中所發展出來的內涵。因此，東洞發展出「方證對應」，此源於實際 對症狀觀察，並且可在臨床直接操作驗證的方法，也就是認為「證」為臨床症狀的 總和，而依這些症狀的總和，與從傷寒論或方書整理出的症狀與方藥間之對應進行 治療。換句話說，便是先對傷寒論的方藥與相對應的症狀進行歸納整理後，將臨床 上所遇到的症狀，應用《傷寒論》中相應記載的症狀所對應之湯方進行治療。
由於東洞主張必須一切依照實事，必須親身試驗有效者方取之，並且捨去脈診，
重視腹診，至此漢方醫學成為「方證對應」的醫學，「有是證（或症）則用是藥」為 主要依歸，與過去中國醫學的內涵大有不同。是故可知，古方派主要就是將《傷寒 論》中所描述的症狀與方劑的對應加以「搜集歸納」，成為各種不同的湯證或藥物配 對，而在臨床上凡是見到含此諸症候的「症候群」所成的「證」，便相對應地選擇對 應的方劑或藥物來使用，如此的操作模式或許看似容易，但實際上「方證對應」的 模式，除了將過去中醫所談的「證」必須辨別病因的外感內傷、病位的臟腑經絡、
病性為陰陽氣血寒熱虛實痰濕水瘀食積、病勢屬新舊緩急等內涵，簡單地轉換成為 只是「症狀群」總和的「證」外，更大大地限制了原本中醫藥在臨床上的運用原則 及適用範圍，且如果又加上對於中醫藥基礎理論的忽視，更讓中醫藥的根本遭到挖 空，成為只剩下「經驗」操作的醫學。
儘管東洞的想法與傳統的中醫有相當大的區別，但卻因為操作容易，只要能對 臨床患者進行詳細觀察後，便能按對應的症狀選藥，使得東洞的想法影響極大，甚 至日本後續的漢方醫學發展都大約不出其規範，而此情形便如同日本漢方醫家大塚 敬節所言：
東洞把複雜的中國醫學簡約化，且將脈診捨去，專以重視腹診，使日本獨自 的腹診法發達起來，並使中國醫學日本化，實際上東洞所負任最多。以致東 洞流的古醫方派人們很快地風靡於天下，東洞的醫學是將其簡約，使適合日 本人之性格一致，為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東洞以降的日本漢方醫學，莫不以 東洞流所規範，無論其診斷法，或是治療法，與其具藥效有關的處方，莫不 受到東洞的影響。198
如上述，東洞的「方證對應」，因不重理論而重視經驗與臨床實證的特色，讓「方
198 ﹝日﹞大塚敬節著，邱年永譯，《漢方醫學》，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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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對應」的概念因其「簡約」的特性，使日後的漢方醫學大多不脫其規範。但值得 注意的是，儘管方證對應的結果，幾乎使得中醫藥的理論基礎與精神蕩然無存，並 將中醫藥完全限制在「經驗的」操作當中，但也正由於如此「簡化」的「漢醫學」
相對於過去的傳統中醫藥而言是相當容易學習與上手的，使得許多當代的日本漢方 醫學家接受東洞的觀念，並將此方法在實際上運用。甚至，正由於「方證對應」操 作非常容易學習，使得操作的人只要能夠精於對於症狀的診察即便沒有中醫概念也 能夠輕易上手並開出治療處方，相信這也是日本在確立西醫為主流醫學後，醫者學 習漢醫藥，多經由容易上手的「方證對應」法來操作，故大塚敬結才會認為東洞流 的影響幾乎遍佈整個日本漢方醫學。
而以日本漢方醫學為學習範本的杜聰明先生，也很有可能受到了東洞想法的影 響。特別是此類容易學習，並且相當注重臨床實證，並且作為多數從事西醫醫者使 用漢醫藥的方法，應特別容易吸引如杜先生，此類型講究「西方醫學」或是「科學 實證」之學者。也因為「方證對應」的特色，對於中醫藥理論或內涵的需求門檻相 對較低，也就是說，不論是否為中醫或西醫，只要藉由對於臨床症狀的觀察，就能
而以日本漢方醫學為學習範本的杜聰明先生，也很有可能受到了東洞想法的影 響。特別是此類容易學習，並且相當注重臨床實證，並且作為多數從事西醫醫者使 用漢醫藥的方法，應特別容易吸引如杜先生，此類型講究「西方醫學」或是「科學 實證」之學者。也因為「方證對應」的特色，對於中醫藥理論或內涵的需求門檻相 對較低，也就是說，不論是否為中醫或西醫，只要藉由對於臨床症狀的觀察，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