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同性戀真正的平權運動以及對於情欲的討論，是受到了九○年代的婦女運 動影響。學者王雅各（1999）認為，近十年來臺灣所發生的同性戀相關現象，是 一種「文化形貌轉換」（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會運動。

臺灣從早期的將同志貼標籤、汙名化，到現代的同志社團興起、名人崛起，及文 化運動的發起，同志漸漸的從社會的暗角浮出，能為自己發聲，爭取應有的權益。

二○○九年十月下旬臺北發起了一場隆重的第七屆臺灣同志遊行²，延續著往年 熱鬧的氣氛，吸引了不少觀眾的圍觀；再加上文學家陳克華表明出櫃，朱天心也 說出：「如果不是為了生孩子，可能會選擇同性的感情。」，更彰顯出「同性戀」

已慢慢浮出暗櫃，逐漸受到重視。

同性戀此一議題，在現今處在一種「眾聲喧嘩」的狀態。同性戀是一個早 已存在的現象，至於同性戀文學在古今中外也能見其蹤跡³，而臺灣的同性戀文 學始於何時呢？朱偉誠（2005）認為臺灣文學之中所能看到的同志呈現，最早還 是得等到戰後六○年代白先勇的短篇小說創作出現後，才得以見其開端。而在七

○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一般大眾的生活條件逐漸獲得改善，開始有其餘的心力來 從事文化活動，長篇的小說也得以出現。在這些以市場反應為主要著眼點的通俗

2 第七屆臺灣同志遊行的主題是「同志愛很大‧Love Out Loud」，傳承過去幾屆凝聚同志公民意 識的軸心概念，這一次更標榜要集結眾人之力，強力的向臺灣展現彩虹族群的影響力。彩虹大 使梁靜茹也相挺同志，希望能化愛為重建力量，讓此次的同志遊行更為盛大。

3 矛鋒在其所著的《人類情感的一面鏡子──同性戀文學》中，旁徵博引的說明了同性戀文學的

廣泛性及歷史性。他認為同性戀文學無所不在，西方的同性戀文學始於荷馬，而中國的則始於 詩經。此書為古今中外的重要同性戀文學，做了簡單的介紹，並說明其中的意涵，可說為一部 同性戀文學史的專書。

文學中，比較得以擺脫意識形態的箝制，因此其中不乏以聳動社會題材為呈現對 象者，也包括了若干以同志為主題的作品，難得反映了當時因都會化而逐漸成形 的臺灣同志次文化的若干狀況。

七○年代下半，在文化界及整個社會投下震撼彈的，是一九七七年七月白 先勇開始在復刊之後的《現代文學》上連載《孽子》，這是臺灣文學中的第一部 以同志為主題的經典長篇。

「《孽子》也成為許多男同志在那個相關資訊極為封閉的年代裡尋找自 我認同的啟蒙者。儘管書中所描述的新公園同志狀況後來已有不少差 異，但是《孽子》所捕捉到的華人同志比較特殊的家庭掛念與擬家庭 式的情欲模式，時至今日還是我們瞭解自我的重要文本憑藉。」（朱偉 誠，2005，頁 17）

白先勇是以其短篇小說開啟當代臺灣同志文學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如：

〈月夢〉、〈寂寞的十七歲〉及《臺北人中》的〈孤戀花〉等都可以見到同性戀的 蹤跡。但真正使他大鳴大放的作品當屬《孽子》，這一部成為奠定其地位的重要 作品。在臺灣的同性戀文學史上，《孽子》有著相當的地位，以其為主要研究對 象的不計其數。在連篇累牘的研究中，從最早期蔡煌源所著〈孽子二重奏〉

（1983），接著有袁則難的〈城春草木深─論《孽子》的政治意識〉（1984）、林 柏燕的〈評《孽子》【白先勇著】〉（1985）、陳耀民的〈我們都是一家人？論《孽 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分認同與抗爭之可能性〉（2001）、曾秀萍：《孤 臣、孽子、臺北人》（2003）、蕭雅玲所寫的〈白先勇《孽子》中的情愛〉（2005），

再至周筱葳所著的〈臺灣同志小說人物情感研究──以《孽子》與《逆女》為例〉

（2007）等文。這些文獻只是《孽子》外部研究中的九牛一毛，從這些文獻中，

可看到有關於精神分析、政治意識、比較、家庭倫理、權力場域及同性情愛等各 面向的分析。

在這之中，就算有龍應台所寫的〈淘這盤金沙─細評《孽子》〉（1984）、黃 文倩所寫的〈從出走到走出──論白先勇《孽子》的結構與語言藝術〉（2004）、

彭待傳所寫的〈時間‧空間‧臺北城──從《臺北人》與《孽子》看白先勇小說 裡身分認同與時空的關性〉（2004）等文，這些文獻是針對《孽子》本身來作文 學內部的研究。可惜的是有些分析卻未能使用文學理論來做一個系統化、深入性 的探討，以致於某些立論流於空泛、淺薄。

David Lodge（葛林等譯，1987）指出大部分的文學研究就是外緣的研究，

對於文本本身甚少著墨。有一些批評家主張意義就在文本之中，所以應該要以文 本的探討為主。他們認為：「這首詩既不是批評家自己的，也並非作者的。（詩一 誕生，它就和作者分離了，它走向世界，作者對它再也不能賦予意圖或施加控制 了。）」（引自 David Lodge，李維拉譯，1987，頁 571）文本本身就是文學意義 之所在，因此探究文本的結構，就能探究文本意義的組成方式。

文學理論甚多，而本論文選用結構主義，是認為結構主義在探索文本的規 則上，有一定的功效。結構主義顧名思義是指「側重結構的認識，而不甚講求本 質的瞭解。」（鄭樹森、周英雄，1980，頁 1）結構主義之所以興起，是因為現 代語言學的關係。周英雄（1980）認為現代語言學給了文學研究兩個啟示：一是 文學作品是有其獨立性的，可將每個文本視為一個獨立的世界，並得知這個世界 的規律何在。這樣的主張，是針對文學內部來研究，擺脫了過去過於追尋作品外 緣因果關係等的研究方式；二是語言學和文學的媒介都是語言，因此語言學的研 究法亦可適用於文學，這就是後來符號學興起的原因⁴。

4 Jan M. Broekman（李幼蒸譯，2003）認為符號學是指對語言的和非語言的記號、記號系統、意 指作用所做的分析研究。符號學的內容十分龐雜，早自十九世紀就有從哲學、邏輯、數學、心 理學、語言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的符號學研究，其中以皮爾士的研究最具規模，後來將由莫里斯 的改進，符號學便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因此，符號學這門學科早已存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以後符號學以義大利和法國為中心重新興盛起來，並擴展至美國等地，內容和研究方向已和之 前皮爾士等人所提出的略有出入。

徐崇溫（1984）認為結構方法是把整體看成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每個 組成部分是相互連結的，整體的結構決定各個部分所佔的地位。而各個部分的變 化，也導致整體的變化，Jean Piaget 則認為「結構是一個由種種轉換規律組成的 體系」（倪連生、王琳譯，1984，頁 2）。結構是一種組成成分間的內部關係，而 結構又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是現象間的外部連結，透過人們的感 官知覺就可以查覺；而深層結構是現象間的內部連結，只有透過模式才可以認 識。當在進行結構主義方式的研究時，不僅止於表層結構的探究，更要分析出深 層結構的模式，並進而查覺兩者之間的關連。

因「結構主義的大前提，乃要求透過事物的表面，進入內裡尋求內在之關 聯性。」（鄭樹森、周英雄，1980，頁 4）希望藉此撥開遮擋在文本表面的迷霧，

尋求文本自身的獨立性，並探得其中的因果關係。因為結構不是任性妄為可得，

也不是憑空出現，它是有其根據的。

誠如《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研究》（李廣倉，2006）中所言，文本中的深 層結構是要透過一系列的理論分析才能得知。文學批評者運用理論分析就是要說 明在眾多文本中，有著看似不相干卻類似的深層結構。深層結構隱匿在文本中，

必須透過一段抽絲剝繭的過程，才能發現它的模式為何。這種深層結構是作家的 集體認知意識⁵在文本中的表現，它是無意識的，且既非科學，亦非真理，不過 它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它表現在文本中，找到它，就等於揭開了文本的 神秘面紗。

從前人的文獻研究方向可看出，《孽子》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比例懸殊。

前人所做的研究，多是文學與其他學科的相關面向；至於零星的內部研究，也未 能觸及深度的探討，以致流於瑣碎。本研究欲從文學作品本身出發，且將使用結

5 本論文認為與其說是作家的集體意識，不如說是人類的集體意識。高宣揚(1999)認為文學是人

類的集體意識。結構主義者分析文本本身深層結構的目的，並不是單純只為了分析文本本身，

而是希望尋得人類認知上的共同結構，就像：神話揭示了人類心靈的基本結構，佛洛伊德分析 夢境是為了揭示人類心理深處的潛意識一樣。

構主義的相關文學理論，來針對《孽子》做一個深入的內部探討，以期能延伸、

補充前人的研究。

而透過結構主義對《孽子》做深層結構的分析後，可得到一個公式。這個 公式，恰恰就是文學分析的模式。本論文將以次要人物的深層結構為基礎，再進 而探求主要人物的深層結構，並深究二者之間的關聯為何，以利探討《孽子》中 的「孤獨」底蘊何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