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白話小說，特別是長篇的章回小說之中，很長一段時間裡存在著既定 的敘事框架。其中，說書人口吻可說是最主要的部份。通過一名世故、對於普 遍的道德議題或人情風俗發表一般性見解的說書人，以回顧、總覽全局的方 式，為假想的聽眾陳說故事，大致是中國白話小說基本的敘述型態。作為敘事 者的說書人，並非是情節中的人物，而是在假擬的說書情境中，對「聽眾」敘 述出故事的窗口。說書人敘事者和小說人物之間存在著距離，而對小說敘事又 隨時可以中斷干預。與此相較，晚清小說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 記》、《新石頭記》等小說藉由特定人物的見聞開展小說敘事，並且都相對削弱 了說書人口吻掌握全局的敘事特徵，別具重要意義，也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隨著晚清小說論者對小說的提倡，以及《老殘遊記》（劉鶚）、《二十年目睹 之怪現狀》、《新石頭記》（吳趼人）……等作的出世，近代小說的發展可謂達到 一波新的高潮。就小說敘事者的革新而言，劉鶚《老殘遊記》、吳趼人《二十年 目睹之怪現狀》、《新石頭記》……等作，除了是近代小說中極重要的傑出之作 之外，更重要的是運用了不同的敘事方式。傳統章回小說的敘事方式，大抵離 不開說書人的敘事聲音以及與之相應的一成套敘事套語或者稱敘事框架，然而 到了晚清《老殘遊記》、《新石頭記》卻不再是運用說書人作為敘事樞紐，而是 通過特定人物的見聞開展情節，讓小說敘事限縮於單一敘事焦點上，使得敘事 者的聲音與影響降到最低，而讓特定的敘事焦點之見聞、對話推動敘事。這樣 的方式是一項創舉。晚清小說作者是如何開始挑戰、取消說書人口吻，可能並 不僅僅是牽涉到小說敘事的技巧問題，更可能關係到小說敘事應該如何進行，
乃至是對白話小說作為一種書寫型態的重新調整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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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敘事」在文言小說之中，早已被運用於敘事之中，然而中國白話長 篇小說，卻遲至晚清才出現限制敘事。這一方面，當然可以視為是西方翻譯小 說傳入的影響。然而，西方翻譯小說運用限制敘事者，往往被用文言小說的方 式重新詮釋、理解，如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是運用文言進行翻 譯，並且「我」也被改成「小仲馬」。為何遲至二十世紀初時，白話長篇小說才 開始受到西方翻譯小說影響嘗試限制敘事的敘事，而非在更早之前就受到文言 小說敘事方式的影響？又，從「各位看官」的說書語言進行敘事，轉換成以
「我」、「老殘」的角度開展敘事，這樣的轉換，隱含的小說觀念變遷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觀念改變，使得這樣的敘事轉型成為可能？這些層面的問題，都不 僅僅止於形式層面的敘事方式，亦不該以「西方影響」來模糊帶過。1
於是，所謂敘事者與敘事焦點的問題，或許更應該放在文體觀念轉型的脈 絡底下，參酌晚清思想史與文化史背景，去深入考量其發生的成因與意義。敘 事聲音與敘事焦點牽涉的問題，是小說家要「如何開始進行小說的敘事」、「對 於小說敘事採取什麼樣的作家認同」，以及「在敘事中採取什麼樣的敘事態 度」。前者指對外也是面對社會的角度與方式，而後者指小說家開展敘事的態 度。當晚清小說論沸沸揚揚地論述啟迪「群治」，那麼動搖的絕不只是小說地位 從邊陲到核心，也是身為小說家的作者認同以及敘事態度。當小說敘事不再必 然匿名於複數型態的說書人口吻，並且隨著報刊出版業的興起，小說家成為一 社會上的職業與公共身分，那麼隨著小說身分認同的轉換及其敘事態度的改 變，才使得晚清白話長篇小說可能開始自覺使用限制敘事。也就是說，晚清小
1 陳平原即已指出晚清小說敘事角度的轉變，並非接受文言敘事傳統的影響，而更多是受西方 翻譯小說的啟發。不過，陳平原主要處理的問題在於晚清小說如何運用限制敘事，及其限制敘 事的缺陷。對於晚清小說限制敘事出現以及實踐上不完備的原因，歸之於西方小說的影響、以 及對於「補史」的真實性追求，其實仍不夠完備。在該章第三小節中，陳平原指出中國讀者對 於翻譯小說中「第一人稱敘事」接受過程「因時人的沉默而消失」，僅能從理論的假設為之補 充，其實也是坦承當中存在著需要探究、詮釋的歷史細節。筆者認為，新小說中限制敘事的出 現，還與小說家認同的轉折、域外遊記的書寫與翻譯小說譯者的翻譯策略有關，本論文第二、
三章將進行論述說明。相關討論參見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03），頁 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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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敘事自覺實驗的「限制敘事」，背後牽涉的層面實含括了「小說是什麼？」、
「敘事態度」以及「小說家的身分認同」，決不僅僅是傳達訊息的手段而已。
由這些問題出發出發，劉鶚《老殘遊記》、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 狀》、《新石頭記》等小說用以啟動敘事的方式，就有更值得深入探究之處。劉 鶚、吳趼人、王濬卿……等作家，面對白話小說此一文體時，之所以選擇削弱 說書人口吻，倚賴旅人的實錄見聞開展敘事，小說家所考量的，可能並不僅僅 是如何表達的問題，而更涉及了「小說為何」的觀念拉鋸。每一次的小說創 作，都是對既有文體觀念的協商、談判、拉鋸與歧出。因而，當小說家嘗試擺 脫全知、權威而有時又世故的說書聲音，選擇了以特殊的敘事焦點進行敘事，
淡化敘事者聲音，這樣的做法本身就是對既有小說觀的挑戰與跨越，而這樣的 跨越，就可能實驗／實踐出不同的文體想像。問題因而在於：劉鶚、吳趼 人……等近代重要作家在他們的小說敘事實踐與實驗中，如何通過將敘事焦點 集中於特定觀察者眼中的方式，探索不同的小說文體想像？這樣的實踐，又應 該如何看待？
對於晚清小說中敘事者的轉變，韓南在探討吳趼人小說中對於敘事者的革 新時，認為不論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是《新石頭記》，都以人物的反 應取代了權威的敘事者。「讀者不是接受命令式的指導，而是受到邀請」，韓南 在論述時點到為止地指出從「全知」到「限制」的差別，其實暗示了讀者與文 本關係的變化，並且敘事者對於文本的介入也過度為人物的反應。2
意即，這並不只是小說書寫技巧的革新，而是在小說觀念產生變化的背景 下，相應而來的書寫實驗與革新實踐。韓南富有洞見的指出吳趼人有意通過天 真的觀察者，寫出觀察後的憤世感與失望感，卻在另一方面認為，吳趼人小說
2 韓南在論述中，指出《老殘遊記》中的老殘相對於九死一生或辜望延，則是權威的觀看者，
時常發表機鋒議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老殘的「權威」仍和說書人的「權威」為不同層次的 問題，一方面是作為小說人物的老殘並非是敘事者，另一方面《老殘遊記》中的老殘和敘事 者，對於將要發生的事都並無把握，而只能通過老殘的觀察。相較於此，說書人口吻的敘事者 則有更大的權限。參見〔美〕韓南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世紀出 版，2010），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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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雖通過個人觀看社會，然而個人並不重要。對於吳趼人三部「限制敘事的作 品」（分別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上海遊驂錄》、《新石頭記》），韓南說：
「他（吳趼人）所關注的並非這一個個體，而是他看到的中國的危機。」意 即，雖然小說敘事集中通過個人見聞開展，個人卻並非敘述的真正重心。3
然而，若落實到對具體文本的觀察，則即使是在同一部作品中，對於特定 人物的書寫，也不一定首尾一致，而可能因敘述的段落而有所偏重，更何況晚 清小說出之以連載形式，創作過程中隨著作者理念的轉變，也可能有不同偏 重。因此，固然韓南的觀察適用於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上海遊驂 錄》一類小說，然而在藉由個人觀看社會問題的書寫過程，小說家也可能跨出 社會關懷與政治意圖，而寫出個人的生命情境與焦慮，而不盡然能排除個人感 懷。誠如韓南自己也承認：
在晚清時期發生的所有的技巧方面的變化當中，那些敘事者和意識中心 的變化關係到作者的書寫人格，所以顯得最為重要。4
當小說家選擇改變無所不知的說書人敘事者，改用有限制的敘事者與見聞人物 開展小說敘事，當然意味著小說家介入小說敘事的方式、與小說的關係有所改 變。而此一革新的關鍵，無疑又維繫在個別小說中特別重要的見聞者：九死一 生、老殘、賈寶玉、辜望延……等等。小說家如何經由這些旅人開展小說敘 事，而又如何書寫這些小說中賴以串聯情節的見聞者，特別是書寫過程中，除 了藉以暴露社會現狀以外，是否更表達了個人的觀點與情感，其實就仍有待探 討釐清。
總結來說，本論文研究的核心問題，即在於探問：晚清小說敘事者的革新 與實驗如何發生？發生於何等的歷史和文學背景？晚清出現的《老殘遊記》等
3 參見〔美〕韓南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頁 169
4 參見〔美〕韓南著，徐俠譯：《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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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批情節性弱、人物形象較簡單、敘事者權威弱化的一類小說，是如何在弱
這一批情節性弱、人物形象較簡單、敘事者權威弱化的一類小說，是如何在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