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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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打開報紙或電視，除了政治、經濟等頭條新聞外，憂鬱、自殺或其他危機新 聞也層出不窮。除了個人自殺事件外，也越來越多的攜子自殺或校園自殺事件。
自殺不只是結束一個人的生命，其影響範圍小至個人、家庭，大至校園，社會。
近幾年國人的自殺死亡率逐漸攀升，目前自殺已列入國人十大死因之一，衛生署 台中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也於民國93 年首度設置社區危機處置服務，負責該區 之社區、企業及學校機構內個人及團體危機事件的立即辨識、評估、管理、輔導 與轉介工作。民國94 年，全國二十五個縣市均設有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除了地 方縣市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外，行政院衛生署也於民國94 年 12 月 9 日成立「全 國性」的自殺防治中心，協助各縣市推動自殺防治網絡，促進標準化自殺通報程 序及介入流程。之後陸續有自殺防治守門人計畫、台灣自殺防治教育暨研究學會 成立、及98 年 4 月「台北市」成立自殺防治中心，這些都顯示現今社會對危機 或自殺的人充滿高度的重視。在行政院衛生署公布的97 年度死因統計數據中，
15-24 歲的青年組死亡人數為 2300 人，雖不是所有群組中最多人的，但值得注意 的是此年齡層的第二死亡主因為自殺。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也對於憂鬱程度 做調查，發現18-24 歲年齡層的憂鬱程度及比例均較其他年齡層要高。
從上述的年齡層18-24 歲相對為大學階段來看，過去大學是一道只有少數人 可以進入就讀的窄門，但以現在的環境來看，97 學年度的大學錄取率已達 97.10
％，錄取分數也創新低，總分7.69 分就可進入大學就讀，這樣的情況變成大學 是多數人進入到職場之前的必經道路，但大學時期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是個全新 的經驗，不同於以往的學習及生活環境，大學相較於國、高中是較為自由的環境，
但大學必須開始學習在各方面作調整與安排，才能充分發揮自我。從理論層面來 看，大學時期正是青少年後期到成年初期的過渡時期，如Erickson 所言：「此時 期是要建立真正自己本體的重要關鍵期，也是最容易產生危機或摩擦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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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階段除了要面對自己的改變外，也必須開始面對社會、生活、家庭、學業等 方面的壓力及挫折，有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適應地很好，但也有人不能度過此時 期，產生焦慮、緊張、憂鬱等心理困擾，甚至進而出現自殺或傷害自己等行為，
身為心理專業助人者對此部分是不能不多加注意的。但從另外一種方向來看，這 過渡時期可當作是社會化的過程，是每個人都會經過的歷程，若是過程因挫敗、
憂鬱而導致適應不良或嚴重的心理疾患，那很有可能會影響此人後續的生活，因 此心理專業人員要如何提早發現、介入，協助大學生解決困擾度過此時期，是值 得我們去思考的。
唐子俊（2007）認為「學校」是自殺防治的一道重要關卡，主要原因為：（1）
青少年在學校的時間相當長；（2）能夠觀察到青少年的資訊較多（包括老師、同 學）；（3）青少年通常不會讓父母知道自己有想傷害自己的想法；（4）自殺的原 因，除了精神疾病之外，學校的人際及課業是最常見的壓力來源；（5）即使青少 年因自殺而住院，之後最常見的安置仍是回到學校。許文耀（1998）則認為校園 自殺防治的工作應著重於預防，其中高危險群的篩選即為預防工作中重要的一 環。美國有鑑於自殺問題日趨嚴重，針對學校有若干的預防方案，期望可以有效 地降低校園自殺率，Eckert、Miller、Riley-Tillman 與 DuPaul（2006）整理並比 較以下三種預防方案，Curriculum programs、Staff in-service training 及
School-wide screening，其中 School-wide screening 是由 Reynolds（1991）提出，
透過兩階段的檢視及評估來辨識出具有潛在自殺危機的學生。透過班級的全校性 施測，藉由學生自陳測驗來檢視，目的在於找出潛在自殺危機的學生，再由學校 的專業人員進一步衡鑑評估學生的危機性，此方案也類似目前許多國內大專院校 的篩選，藉由全校性施測來篩選出具自殺或危機的學生後，再由校內專業人員主 動進行關切。而研究者身份為心理所諮商與臨床組學生，在碩三全職實習時，選 擇至大專院校實習，在實習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自殺及危機的學生，依據個人 實務經驗發現，這些學生常是外在的壓力過大，超過自己可容許範圍，且目前無 法找到有效的方法或人來解決這樣的情況，在此種無適當的支持系統或管道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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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之下，很容易讓他們採取較為不利的方法來面對這些壓力。因此若專業助人 者可以提早接觸到這些危機學生，採取介入、關心他們的狀況，應可降低他們日 後有更嚴重的危機之發生可能性。所以不論是從研究來看或是研究者個人經驗而 言，針對適應不良或危機者的早期篩選與後續的追蹤都是重要。除了專業人員的 主動介入外，當然也希望這群需要幫忙的人可以主動尋求協助，而非等到情況無 可挽回的地步再來處理。
針對求助的研究，Narikiyo 與 Kameoka（1992）比較東西方求助於專業人員 的比例，發現亞裔美國人過去求助心理專業經驗的比例（5.6%）遠低於美國人
（2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該主要原因除了在歸因上的不同外，華人的 求助可能會先從自己、家人、朋友開始，倘若之後問題更加嚴重或親近的人無法 解決時，才會考慮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而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的研究結果 也與上述的研究結果相似，指出國人不論憂鬱嚴重程度，其求助順序第一仍為自 己，其次為朋友，而尋求心理專業人員則排序在最後。另外Roness、Mykletun 與Dahl（2005）則發現，大部分的心理疾患（Mental Disorder）患者並未尋求專 業的協助，這些協助不只是住院治療，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協助，由此可看出需求 與使用之間的差距。Nock 等人（2009）分析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指 出心理疾患對於自殺的高預測性。Mishara、Houle 與 Lavoie（2005）也指出罹患 憂鬱症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男性其自殺比例也遠比沒有心理健康問題者要 高，但即使個人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態，大部分具有自殺危機的男性仍傾向不 求助於他人。李明濱、廖士程與吳佳璇（2003）指出易造成自殺的危險因素，其 中包括：不願意接受協助者、男性及精神疾病患者等因素。在上述各種不同狀態 與求助的研究中發現，即使類型不同，但似乎是有一些共同要素，如不同的危機 類型（如憂鬱、自殺、精神疾病患者等）求助專業人員的比例皆偏低、易受污名 化或他人的影響、年齡與性別對求助的影響、對疾病的承認或辨識影響求助等。
因此本研究認為除了早期篩選外，探討篩選出的危機者之求助態度及影響求助相 關因素也是值得關切，若具有危機性的人未能及時尋求適當專業的協助，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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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之後更嚴重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也非專業人員所樂見的。
從文獻中得知影響求助行為的原因非常多，如：性別、文化及污名化等。研 究者在閱讀上述有關危機與求助的研究結果時，認為這些影響因素都牽涉到個人 對事情的判斷，例如對疾病的汙名化即是對疾病的看法與判斷、對疾病的辨識也 牽涉到對疾病的認識與判斷、而男性的求助比例低，更是一種對男性應有角色的 認知與判斷，而這些判斷、認識、看法或認知即是對事件的歸因，因此本研究中 欲著重於歸因此一變項，探討和求助之關聯。歸因理論最早是由Heider 所提出 的，而後則陸續有其他學者，如Jones 與 Davis 的對應推論理論、Kelley 的共變 原則、Weiner 的歸因理論及 Abramson 等人的憂鬱性歸因類型等，提出不同理論 來解釋歸因，其中憂鬱性歸因類型理論認為，若個人將負面事件歸因為內在、穩 定及全面性時，易產生無助感，進而造成憂鬱症狀的產生，且該理論主要針對憂 鬱正的歸因測量。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剛入學之大學一年級學生，不只是探討憂 鬱症，因此若只用Abramson 等人的理論來解釋所有學生會顯得不足，故本研究 採用Weiner 的歸因理論，以更廣泛的面向來探討全體大一學生對問題的歸因。
除了探討對問題的歸因外，也會進一步依據結果將學生分成不同的危機程度。而 在國內外相關研究中，雖有文獻分別研究危機、求助、歸因或兩兩的關係，如危 機類型之求助態度、危機類型的歸因或不同的歸因對求助的影響等研究，可看出 變項間的關係，但鮮少整合三項，探討危機、歸因與求助三者之關係。本研究欲 以探索性方式，探討歸因、危機狀態與求助的關係為何。研究者假設歸因、求助 及危機程度三變項彼此是有所關係，除了此研究假設外，也期從研究中獲得更多 有關三者間的訊息，倘若能確定變項間的關係，將可提供未來在實務上的運用及 提醒，以增加日後可及早介入危機狀態下的個人，並提供適時的幫助。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危機程度的大學生，其對困擾 問題的歸因與求助於專業人員間的關係，具體目的如下：
一、 瞭解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危機程度、對負向事件的歸因、及求助態度的情況；
二、 探討不同性別大一學生對負向事件之歸因、及其求助態度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