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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大一學生在各變項上之現況
本研究發現目前大一學生在對負向事件原因作歸因時，傾向作較內在、穩定 之歸因（題平均數為3.15、3.06），而在控制歸因上，雖題平均數超過 2.5（題平 均數為2.84），但仍介於量表 2-3 分之間，代表大一學生在對負向事件原因作控 制歸因時，並無明顯的趨勢。在求助態度方面，題平均數介於量表2-3 分之間（題 平均數為2.38），顯示大一學生對有心理困擾時，求助於心理專業人員的態度是 介於沒有意見至有點同意。在危機程度方面，分為各指標或以身心總分來看，題 平均數皆低於2 分，代表各指標的頻率均介於從未如此到很少如此。
二、 不同性別、危機程度在歸因變項上之差異
本研究除了了解大一學生在各變項上之現況外，另一重點在考量不同性別及 危機程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的差異。從結果中可知，個別探討不同性別在歸因上 有達顯著差異，即男性較女性在負向事件上，傾向作穩定之歸因，但同時考量危 機程度因素後，性別的效果被大大削弱，代表在本研究中，影響歸因最主要因素 為危機程度。本研究依據四項指標區分高低危機程度組（憂鬱、精神疾病、自我 傷害及身心總分），四組在穩定、控制歸因及求助態度上皆達顯著，代表高危機 程度組較低危機程度組在對負向事件上，傾向作穩定、不可控制之歸因，而此研 究結果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相似（柯慧貞，1982；黃政達，1991；曾光佩，1993；
Harvey, 198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不論危機程度類型，均顯示相同 的模式：各種高危機程度組對負向事件傾向作穩定、不可控制的歸因。
過去研究通常都使用憂鬱症歸因類型探討憂鬱症患者的歸因，而本研究嘗試 從Weiner 的歸因理論切入（內外在、穩定及控制），也同樣得到相似的結果，即 高憂鬱組與低憂鬱組確實有不同的歸因。另外依據憂鬱分組外，本研究也從其他 篩選危機的指標切入（精神疾病、自我傷害及身心健康總分），探討高低危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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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組的歸因，結果也大抵與憂鬱組別相同，即用不同的危機指標仍可發現高危機 程度組都有相似的歸因。上述結果呈現出高危機程度者的歸因之關係，一方面從 Weiner 理論作解釋，Weiner 認為內在歸因會影響個人自尊或自信、穩定歸因會 影響對未來的期待、控制歸因則會影響對事件的掌控能力，故若個人將負向事件 作內在、穩定及不可控制之歸因時，則可能會導致個人的自信、自尊下降，產生 憂鬱情緒，對未來無期待，甚至出現無力感。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也可能是高 危機程度組在過去所經驗到負向結果較多，因此形成對事情是不可能成功、也不 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看法、態度，進而發展為對負向事件傾向作內在、穩定及不可 控制的歸因，不斷地重複循環驗證而形成身心不適應之現況。但由於本研究為相 關因素分析，無法明確回答目前危機狀態與歸因、求助之因果關係，究竟是特殊 的歸因造成危機狀態？亦或具危機狀態的人皆有某種型態的歸因？在未來的研 究中還有待釐清，但本研究認為，歸因與身心不健康變項彼此間可能是一循環、
不斷互相影響之關係。
三、 不同性別、危機程度在求助態度變項上之差異
在求助態度方面，從結果中可知，探討性別在求助態度上有達顯著差異，即 女性較男性在遭遇心理困擾時，求助於心理專業人員有較高之意願，但同時考量 危機程度因素後，性別的效果被大大削弱，代表在本研究中，影響求助態度最主 要因素為危機程度。本研究依據四項指標區分高低危機程度組（憂鬱、精神疾病、
自我傷害及身心健康總分），四組在求助態度上皆達顯著，代表高危機程度組較 低危機程度組對於有心理困擾時，求助於心理專業人員有較低的正向態度，即若 個人遭遇到心理困擾，越不會尋求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此結果與葉雅馨、林家 興（2006）、Sherwood 及 Salkovskis（2007）的結果相同，正處於憂鬱症的人會 比一般人或非處於憂鬱症的人有更負向的求助態度。另外，雖然性別在多變量變 異數分析中未達顯著效果，但從中仍可發現不論是單純區分性別，亦或同時考量 性別及危機程度，女性均較男性有正向的求助態度，此結果與陳淑娟（2000）；
Good 與 Wood（1995）；Mansfield 與 Addis（2005）；Burns 與 Rapee（2006）；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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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09）之研究有相同結果。
「文化」常被認為是影響求助的重要因素之一，Zane 和 Mak（2003）、Lindsey 等人（2006）、Abe-Kim 等人（2007）、Chen 和 Mak（2008）、Kim 和 Park（2009）
等均指出東方文化如何影響求助，另外Han 等人（2006）也指出對亞洲人而言，
對心理疾病越是以污名化方式看待，其尋求心理專業的協助意願就越低。在本研 究結果中，可明顯看到高危機程度組的求助態度顯著低於低危機程度組、男性求 助態度低於女性之態度，本研究認為現今社會對於心理疾病仍存有許多的不了解 及刻板印象，而這些的不了解與刻板印象皆容易造成對疾病的誤解及污名化，且 心理疾病在東方社會中，也常被認為是種不可告人之「秘密」，傳統觀念的「家 醜不外揚」反而阻擋了具有高度危機程度者的求助途徑。而性別也同樣受到文化 及污名化的影響，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是被允許情感表達及自我揭露，男性則不 被鼓勵。另外研究者亦認為求助者常被社會認為是無能力、軟弱的表現，男性為 避免自尊、自信受影響而較女性更傾向不尋求協助，以上因素皆會影響男女性在 遭遇心理困擾尋求心理專業人員的意願及動機。
四、 迴歸分析
除了探討上述差異分析外，研究者也好奇性別、危機程度及歸因對求助態度 之預測力，故考量在全體受試者、男女性等不同情況下，其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 的預測力。以全體受試者來看，顯示不同危機程度、穩定及控制歸因皆可顯著預 測求助態度，在危機程度方面，研究結果和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Sherwood 與Salkovskis（2007）的結果相似，正處於高危機程度組之求助態度會比非處於 危機程度組要低及負向。在歸因方面，則與程玲玲（1989）；陳昌蘭（2001）；
Karabenick 與 Knapp（1988）的結果相似，對負向事件越作穩定、不可控制之歸 因其求助態度就越低。在性別方面，則與Cheung 等人（2009）結果一致，男性 的求助態度低於女性。進一步從性別角度來探討，可發現預測變項對於求助態度 的預測順序並不一致，男性組以精神疾病為第一順位，之後為控制歸因及憂鬱；
女性組則以憂鬱為第一順位，其後為自我傷害、穩定歸因、精神疾病及控制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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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的求助態度方面，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仍抱持許多的不瞭解及刻板印 象，而這些不瞭解及刻板印象都會加深對該疾病的污名化，Han 等人（2006）就 特別指出若對疾病越以污名化方式看待，其尋求諮商的意願就越低，而Barney 等人（2009）更進一步認為，污名化信念對男性的求助影響更是明顯。另外社會 也對男女性存有某些期待，如男性應該有所成就、不應該太多的情感表露等，尋 求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即有可能讓男性產生自己是無能力解決問題，故綜合上 述，男性為迴避污名化、維持自信而傾向不尋求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在女性的 求助態度方面，則主要受到憂鬱及自我傷害因素影響，而憂鬱與自我傷害在許多 研究中皆說明彼此的關聯性，另外在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Sherwood 與 Salkovskis（2007）；Cheung 等人（2009）的研究中，進一步探討憂鬱、自我傷 害與求助態度之關係，指出高憂鬱、正處於憂鬱或自殺者尋求心理健康機構的比 例皆偏低。
在歸因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對負向事件越作穩定、不可控制的歸因，其求 助態度會越低。綜合陳昌蘭（2001）；陳浩銘（2006）；余民寧、劉育如、李仁豪
（2008）；Blanchard-Fields 與 Irion（1988）；Karabenick 與 Knapp（1988）等研究，
發現憂鬱、自殺等高危機程度者較易對負向事件作負向型態的歸因，而此負向型 態歸因則容易引起個人負向情緒，如無望、罪惡、悲觀等，此情緒會進一步影響 個人對問題採取情緒化因應策略，如逃避、自我批判、被動解決等；而控制歸因 方面，若問題越可控制，則個人會越願意面對問題、尋求協助以解決問題，反之，
若問題越不可控制，則求助意願會越低。
上述研究指出憂鬱、自殺的歸因與求助態度之歷程，而本研究中，不同危機 指標的高危機程度組在歸因上皆呈現相似的狀況，若綜合兩者研究，可推論危機 指標與歸因對求助態度的預測力。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男女性的歸因及危機程 度對求助態度具有不同的預測力，但為何男女性是藉由不同因素來影響求助態 度，本研究尚無法解釋，未來的研究建議可繼續深入探討性別與其他變項之間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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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限制
1.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政治大學全體大學一年級學生，因此本研究結果只能推論 與樣本特質相近之群體，無法類推至不同年級、或其他學校或其他國家文化 之對象。
2. 本研究之重點在探討高危機程度學生之歸因及求助態度之關係，但高危機程 度學生人數本就屬於少數，故在進行統計分析時，易受樣本數較小因素影響。
3. 參與本研究之受測者皆須填寫三份量表，其中政大學生生活適應與健康量表
3. 參與本研究之受測者皆須填寫三份量表，其中政大學生生活適應與健康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