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壹、 研究動機
我的信念是，大聲宣布納粹受害者和解的準備，只能是對生活的瘋狂和漠不關心，或者 是被壓抑的真正復仇需求的自虐轉變。誰讓自己的個體性在社會中消解，將自己只理解為 社會事物的功能。他就是情感麻木和冷漠的人，並且實際上就是在原諒一切（Améry, 2009:71）。
這是身為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 Améry，對當時德國社會的控訴。這種拒絕原 諒與和解的態度宣示，以及在此之中對於復仇需求的不被滿足。是否僅是一種個 人被過去陰影所囿，無法走出的情緒性表達，還是具有更深刻的意涵？歷經大規 模國家暴行，剛轉型為民主體制的社會，人民對於正義的要求是無可避免的，也 是新興的民主社群重要的基石。「民主化之後人民普遍期待『正義』終於可以到來，
受害者獲得補償和撫慰，加害者受到應得的懲罰。一般人民對『正義』的重視，
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生存的重要基礎。這種要求如果沒有得到滿足，人民對政治、
對民主都會產生嘲諷和疏離。這對民主社會並沒有好處」（吳乃德，2006）。這種 處理人民對於正義的要求，便是轉型正義的工作。
依照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對於轉型正義的定義為：「轉型正義是一個社 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
（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1。」善後工作依照促進轉 型正義條例第四條至第七條規定，則包含「規劃、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 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
產之處理及運用及其他轉型正義事項。」等。然而這些看似清晰理性的定義與法 律條文，在現實中運作卻遭遇了諸多的阻礙。細究臺灣轉型正義相關工作的發展 歷程，總是緩慢的、不足的與充滿爭端的。緩慢的在於臺灣在1996 年首次總統直 選，2000 年便實現首次的政黨輪替，然而我們遲至 2018 年 5 月，才正式掛牌成立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作為專職負責轉型正義工作的政府單位。不足的是臺灣 民主化這二十多年來，轉型正義工作著重在對於政治受害者的賠償。欠缺對舊政 權不義統治真相的調查，以及如何處置過去加害者的討論。「政治檔案條例」遲至 2019 年 7 月才三讀通過，過去被政府以國家機密為名，阻擋對威權統治真相的調 查才正起步。而我們至今仍不清楚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下令或實施刑求的司法 人員是誰，更無法去討論對於這些加害者的處置了。
充滿爭端的則是指臺灣在轉型正義工作推動的過程中，總是容易陷入政黨對 立與社會衝突的泥淖中。例如2018 年 9 月，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會議中發 言欲以人事清查制度，針對當時的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相關發言流出後，
正值選舉前的關鍵時刻，促轉會被質疑是否如同「東廠」一般，淪為上位者政治 鬥爭的工具。同年12 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在審查轉型正義委員會預算的 過程中，國民黨委員質疑楊翠代理促轉會主委的合法性，透過粗暴的行動加以杯 葛，直至2019 年 1 月才完成預算的審查。或是例如在關於威權象徵處理的問題上，
如國幣的去蔣化，以及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也引起了相當分歧的討論與意見。不 同於促轉會的意見，執政的民進黨認為國幣的去蔣化，沒有急迫性，應以「拚經 濟」優先。而在中正紀念堂轉型的問題上，文化部長鄭麗君也表示：「中正紀念堂 案在民主社會當下確實有社會分歧，也成為社會衝突焦點2。」
我們重新回想起一開始 Améry 的控訴，似乎暗藏了對過去傷害，以及對當下 社會的情緒反應。以此重新回顧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在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分
2 2019 年 1 月，藝人鄭惠中曾以鄭麗君部長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為理由，在鄭麗君部長出席關懷 演藝人員春節餐會之際，出手打了鄭麗君部長。
歧的態度與意見，似乎也可以觀察到這些不同態度與意見的背後，有著對於舊政 權的統治作為，不同的情緒反應：恐懼、悲傷、痛苦、憤怒、義憤、愛載、懷舊 或者是毫無所感的冷漠。支持轉型正義措施的公民，表露出的情緒常是對過去的 恐懼、悲傷、痛苦與憤怒等。例如長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的政治受難者 陳欽生，回憶起過去還是會感到傷痛：「我心裡還是很痛的，但我不得不鼓起勇氣 跟大家說故事。」陳欽生也說：「很多政治受難者都還有陰影，不願意出來講話，
有些人因為害怕，有些人是家屬不願意讓他們出面，也有人身體已不堪負荷3。」
2018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總籌馮賢賢，在接受專訪時則是義憤的提到：
我覺得臺灣是類似的狀況。基於我們奇特的國家處境，連國家認同、定位在國內都要爭 論不休的情況下，沒有對於威權統治、白色恐怖的共識，即便掌權者都恐懼於得罪加害者 集團，難以全面除垢。加害者無須面對過去的罪刑，導致成為一個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 者的轉型正義（陳韋臻，20184）。
對促轉會或是轉型正義中的懲罰措施，抱持著質疑的人民，則常常表露出對於過 去政權的懷念、部分或幾乎全盤肯定的情緒。例如強調過去的國民黨政府，在臺 灣發展史上種種貢獻，如土地改革、九年教育、經濟發展等（聯合新聞網，2018）
5。也有部份人民對於舊政權的作為幾乎無感，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評價，都認為 已是過去的歷史。這種對舊政權不帶情緒抱持冷漠態度的人民，可能會擔心轉型 正義措施，破壞他習慣的現狀，或是擔心轉型正義措施，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對轉型正義的工作也就難有太強的信任與支持（Grodsky, 2007: 130）。
這些在轉型正義工作推動的過程中，所展露的各種各樣的情緒，我好奇的是
3 王怡蓁（2018）。【政治犯看促轉會風暴】 陳欽生：我要真相，不要政黨惡鬥。上報。2019 年 3 月6 日取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8504。
4 陳韋臻（2018）。後寧靜革命時代，從銀幕上尋找待解的歷史創傷 專訪 2018 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總籌馮賢賢。2019 年 3 月 6 日取自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97。
5 聯合新聞網（2018）。轉型正義成傷害台灣民主的藉口？江宜樺：擔憂的事發生了。遠見電子報。
除了表面上看到的，不同情緒與態度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的對於轉型正義工作的 阻礙。情緒本身可以在民主轉型期間，有可能發揮甚麼正面或負面的作用，還是 僅是作為一種擾亂政治、法律工作進行的存在呢？
貳、 問題意識
懷著前述的研究動機，如果情緒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確實不僅僅是作為一
種擾亂轉型正義工作的存在。那是否有哪一種情緒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以及它又 能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我檢閱了情緒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文 獻。其中，Joan Barceló（2017）透過經驗研究的方式，探究民主轉型期間，公民 對於舊政權的情緒，是否會影響他們對轉型正義相關的工作中，懲罰機制的支持 態度。Jon Elster（2009）則是分析了應報情緒（retributive emotion）與懲罰機制的 關聯。不同類型的應報情緒，會傾向支持不同的懲罰機制。在Barceló 研究中，結 果顯示恐懼與憤怒情緒，會顯著的影響個人對轉型正義工作中，懲罰機制的支持。
而在Elster 的研究中，這些可被納入廣義的憤怒情緒的應報情緒，也展現了這類情 緒的擁有者，與支持轉型正義工作的懲罰機制之間的關聯。在這兩位學者的研究 基礎上，我認為憤怒情緒是民主轉型期間值得關注的情緒，因此將憤怒情緒作為 我論文主要的討論與研究對象。
那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儘管我們看到了對舊政權統治行為的憤怒情緒，在轉 型正義工作的推動中，的確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樣的影響是好的嗎？從個人的 角度以及政治社群的角度來看，憤怒情緒能發揮好的作用嗎？還是一種會對個人 與社群造成危險的情緒？因此本篇論文的問題意識便是：憤怒情緒在民主轉型期 間，它可以發揮正面的作用嗎？如果可以的話，它又如何發揮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