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泰先生的生命經驗

陳英泰先生的書寫，涵蓋了從過去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經驗，到出獄後對於 轉型正義工作推動中，個人與其他相關人事的參與經驗。這過程中也夾雜了陳英 泰先生對於國民黨不義統治行為的指責，對政治受難者身分以及正義價值的思考，

以及對於臺灣社會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檢討。

儘管沒有直接的表達憤怒情緒，但陳英泰先生在不只一處提到，親眼看到與 經歷了國民黨不正義的統治方式，是那樣的殘忍與不人道，卻隱藏在政府謊言與 歷史中。對於國民黨政權報復性的憤怒，使陳英泰先生度過了獄中難熬的時期。「我 們被認為是最危險的人物，非從社會上消失不可，被處死的就永遠地消失掉，而

我們幸運沒有死的，則在此社會上長時間的消失……。我幸虧存活下來，在無望 中若不是『國民黨必亡』的信念支撐我，我不知是否能活下來」（陳英泰，2017：

125）。後來這種報復性的憤怒，似乎慢慢轉向了一種對於正義得到滿足的渴望。

在獄中我看到諸多不正義的行為，我甚覺，有生回到社會，必定把在坐牢中看到與聽到的 極殘忍、不正義的國民黨暴行的披露於世，以引起世人對國民黨猙獰面目的認識，還給無 辜被殺者以公道，進而喚起國民黨的良心，承認罪行，向受害者道歉，而共同促進社會的 正義（陳英泰，2009：244）。

當時政府所辦案件都是以屠殺為最高原則或最終目的。……我親眼見此不正義的審判，心 裡決心，當有幸出獄一天，當把此內幕暴露於社會以替受害者討回公道。因此我乃寫了回 憶錄，把我開始坐牢至出獄時的情形大白於世（陳英泰，2009：344）。

而這種被不義行為對待的見證與經歷，以及出獄之後未能滿足他個人對正義的想 像的情況，促使他進行回憶錄的書寫，與推動種種相關的轉型正義工作。透過揭 露真相的方式，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有力的控訴。並希望透過這樣的揭露與控訴，

邀請臺灣社會共同來面對這樣的歷史。

在臺灣，因為國民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共犯結構與其同情者的漠視，使得對此事件不 了解的人太多，加之過去國民黨宣傳所種下的根深蒂固的毒素，許多人認為國民黨五零 年代白色恐怖的暴行是適當的，且深信若沒有白色恐怖，在大陸覬覦下的臺灣將不 保。……在如此已沒有中共威脅的情況下，說為了保護臺灣而大肆屠殺人民是不得已之 舉，不然就保不住臺灣，實是天大的謊言，極大的罪惡。可見國民黨沒有反省心，不承 認本身的錯誤。在國民黨百般推卸責任，不承認錯誤的情況下，對白色恐怖做出錯誤的 定位，實是對歷史沒有反省的明證，是極為可怕的事（陳英泰，2009：255）(底線為本

篇論文作者自加)。

我在此再次強調國民黨實施的白色恐怖是極端違反正義、人道、是非者，我敦請各界加以 檢討並譴責其倒行逆施的大暴政。白色恐怖不是臺灣社會所謂的綠營或藍營問題，也不是 統獨問題，是臺灣共同的歷史問題。白色恐怖是發生在臺灣的齷齪歷史，威權過去了後，

不管有哪個人或哪個執政黨都必須釐清真相不可（陳英泰，2009：307）(底線為本篇論文 作者自加)。

在轉型正義工作推動的過程中，陳英泰先生也不時的反思與表達，作為政治受難 者身分的意義，以及在此身分上對於正義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陳英泰先生對 於受難者身分的思考，並不只侷限在自身，他將對自我的關注，擴及到了有類似 經驗的他人。不可否認的是同情在這過程中發揮了作用，陳英泰先生會去想像他 人所遭遇的處境，例如遭遇不義對待卻沒有得到平反，並為此想做些什麼，如以 口述歷史的方式去揭露真相與指控兇手。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為了正義、愛國家、愛社會的情懷，卻被國民黨抓、被刑殺，有的倖 免於難，但有更多的人長期被監禁在綠島或軍人監獄，他們不被當人看、受盡虐待，生命 沒有保障，隨時都會惹來殺身危機。這些倖存者，最後能幸運地的活命進入社會，世上也 有只有少數人能夠歷經這樣特殊而離奇的人生。如果沒有人替他們留紀錄，就沒有人會知 道他們的經歷，這是極為可惜的，同時也極不公平的事（陳英泰，2009：245）(底線為本 篇論文作者自加)。

白色恐怖事件需要臺灣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共同譴責，更該向加害者討回公道。然而那些身 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自認為是所有包括尚存、已死的被迫害者及其家屬的代表，竟反 對口述歷史與留存歷史，寧可任其被歷史埋沒。他們還主張擁抱加害者，不向加害者討回

公道！……我們的主張恰恰和他們相反，事實上就是因為經過受難者或其家屬的口述歷史，

我們才得以向世間訴說真相，控訴兇手的暴行而要求平反。……我們主張我們應揭露此不 人道、不公平的骯髒歷史於世，以警惕類似歷史不再重演。因此我們積極地參與留存歷史

（陳英泰，2009：251-252）(底線為本篇論文作者自加)。

Améry 曾明白表示憤恨情緒已成為一種他的生存特徵，他對於過去不能也不肯輕 易的遺忘與原諒，不滿於當時德國社會輕鬆的拋下過去迎向未來的氛圍，使Améry 選擇並處於這樣的憤恨情緒中。我無法確定陳英泰先生是處在什麼樣的情緒之中，

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無法也不願意擺脫作為見證與經歷不義行為對待的受難者的 身分，並對此身份賦予了特殊性，以及一種追求正義的道德責任。

因我自認是人道主義者、正義感極重的人，不然我就不會牽涉白色恐怖而受國民黨長期的 嚴重迫害，也不會現在還聲嘶力竭主張轉型正義的實現，重新建設基於正義是非的台 灣。……我非常懷疑為何一些政治受難者不待白色恐怖暴行者對其暴行承認錯誤、對受害 者道歉，就自動做所謂和解，並在政治上支持它，就像它是台灣的希望，台灣的唯一正義 似的（陳英泰，2017：193）(底線為本篇論文作者自加)。

那是台灣社會的悲哀，歷史的仇恨若不追究，是非不分明，同樣事情將會再反覆發生。對 於白色恐怖的元凶，台灣很少有追究的空間，那是因為受難者除了屬於台獨的人外，其他 受難者不受社會認同，社會好像認為台獨外的受難者是活該。……白色恐怖不受大陸的同 情，受難者沒有支持的後台，故要追究元凶很渺茫，而很可能終究不會有結果，但身為受 難者，總要主張正義而不放棄追究才合乎正義（陳英泰，2017：95）(底線為本篇論文作 者自加)。

陳英泰先生這樣對於正義的思考與追求，除了會受到來自不同政治立場受難者的

挑戰，也會有來自臺灣政治與社會的壓力。面對這些挑戰與壓力，大部分的時候 陳英泰先生都是堅持他的正義理念予以回擊，但也有極少數的時候，似乎對一直 以來的正義觀產生了懷疑。

剛出獄時，我一點也不覺得後悔，但時間過得越久，我才感覺，隨著是非觀與價值觀的改 變，我想法有些變化。時代是非觀模糊，兩岸是非不清，我之舉妥當否？現在倖存的受難 者和白色恐怖兇手大談和解，此舉使當初為正義犧牲生命得萬千受難者立得住腳嗎？萬事 莫過於犧牲只有一個，失去不能復得的寶貴生命，失去其所得所失有價值嗎？我們存活的，

雖萬幸沒有失去生命，犧牲自由、犧牲人生成功機會、失去生財機會、失去人脈關係、失 去做人的寶貴機會，為的是什麼（陳英泰，2017：181）？

這種對自我的懷疑，很大程度是因為臺灣社會的在民主轉型期間的兩個問題，所 造成的對於政治受難者的壓力，且都被身為政治受難者的陳英泰先生，敏銳的感 受到了。一種是臺灣社會對於過去白色恐怖事實不夠理解，也未能足夠重視政治 受難者的生命經驗，造成在相關研究與藝術創作上，對於政治受難者過於貧乏的 想像與誤解。

我認為應多徵求受難者的意見，因為越是歷經其境的受難者，這些事件對他們的影響越 深，越與生死關頭相關的事，他們的記憶就越深刻，因此所留下的歷史或故事就越真 實。……不過許多人對於這些一手資料，卻不給予尊重，反而要相信寫在紙上的所謂權威 者的檔案、資料或「合理的推算」（陳英泰，2009： 247）。

不久前臺灣電視公司製作並播放的電視劇《臺灣百合》，題材新鮮，但內容卻和事實差距相 當大，只有小部分能看到史實，其餘劇情大多是憑空想像與迎合大眾興趣所編出來

的。...可見社會上一般的心態，是當那些垂垂老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只是個裝飾品而

已，卻不尊重他們記憶裡的珍貴歷史資料。……他們或者認為少些時計資料、多些編造的 故事更可賣座吧（陳英泰，2009： 248）。

我不確定這種誤解與扁平化的想像，最終是否真的會導致政治受難者在壓力之下，

去迎合這樣的想像。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絕對無助於我們去理解政治受難者更真 實的情緒經驗，也就無法產生基於情緒經驗進一步的思考與對話。而第二種壓力 來源則是對於受難者原諒與寬恕過去的要求與呼籲。

固然二二八與五零年代大多數受害者是沒必要以處死對付的，但以兩蔣的哲學來說，為要 殺一個人寧錯殺一百個也在所不惜。現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問題還沒完全解決，我 們一提到該問題的時，當時的施暴者與共犯則忙說往事已矣何要再提；我們不要看過去的

固然二二八與五零年代大多數受害者是沒必要以處死對付的，但以兩蔣的哲學來說，為要 殺一個人寧錯殺一百個也在所不惜。現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問題還沒完全解決，我 們一提到該問題的時，當時的施暴者與共犯則忙說往事已矣何要再提；我們不要看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