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謹慎而詳盡之指引，避免在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判斷上，產生過高之風險。有 鑒於此種新類型之證據，已於美國司法實務上使用了十幾年餘，將以此作為前車 之鑑，歸納與整理使用此種證據之優劣、風險、以及藉以擬定將此證據使用於法 庭上之指引。最後，除期能將此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術，引為科學證據之外，亦盼 望能於各階段妥善應用，以協助刑事案件與犯罪防治之進行。
以下則針對本研究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範圍之選擇、研究方 法等進行進一步之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國 99 年 10 月份，一名 20 多歲的女性被陳姓男子活活打死；與一般殺人 案件不同的是，這名陳姓男子在民國 92 年時，才因殺死兩名女童入獄服刑，並 因精神障礙獲判 12 年有期徒刑，服刑期滿後，進入國軍北投醫院執行監護兩年。
惟實際上，陳姓男子只在國軍北投醫院監護四個月的時間，由於醫院判定陳姓男 子已無原先精神障礙的狀況，因而提前令其離開醫院。就在出院後不滿一年，陳 姓男子即以假藉徵求檳榔西施為由，對該名年輕女性犯下殘忍的罪行2。
案件發生之時，社會上掀起對於我國刑事精神鑑定、因精神障礙減刑、以及 犯罪後處遇政策的疑慮。或有質疑，縱使法院判定陳姓男子符合我國刑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之減刑要件，陳姓男子剝奪兩名幼童生命的行為具有高度危險性，法院 所為之量刑有過寬鬆之虞；當然也有人認為，主要問題是執行監護的國軍北投醫 院有失其專業，不但未能發揮治療之功能，還誤以為陳姓男子已無精神障礙之情 形，而提早令其返回社會，殘忍罪行因此在陳姓男子手中重演。
刑罰的目的，最早係以懲罰行為人經由理性判斷後所做出的行為不被法所見 容；並且透過懲罰昭示行為人與其他社會大眾，從事該行為可能獲得的利益、與
2 自由電子報，殺人犯出獄又殺人／刑後監護須 2 年 4 個月就放人，201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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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帶來的懲罰相較之下，將帶給自己更大的不利益，藉以嚇阻行為人再犯或 其他人群起效尤。然而，隨著人類社會變遷與文明演進，針對「人類為什麼會犯 罪」此命題，在犯罪學領域中之討論有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或有堅持理 性犯罪人理論者，但有更多的學者，試圖從生理結構、疾病、心理問題、居住環 境、種族、家庭教育等不同角度切入，並提出相關之理論。惟無論百家爭鳴的結 果如何，多數的國家與社會都已經認同，確實存在一定的犯罪行為人，可能無法 用最簡單原始的「理性犯罪人」概念來看待。
所謂的「理性人」，意謂著具有一般社會上成年人的判斷能力，能辨識事情 的本質，能明白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當然包括隨之而來的獎賞或懲罰等。既然 具備這樣的能力，社會就會對這樣的理性人產生期待，期待其遵守規定、不違法、
且不造成法益的侵害。反之，當一個人無法用「理性人」的標準看待時，依照其
「不理性」的程度，社會將對其部分減低或完全失去期待，認為這個人並不具備 遵守規定、不違法、不造成法益侵害的「期待可能性」。也因此，所有基於理性 犯罪人所設計的懲罰、矯正方式，對於不屬於理性犯罪人的行為人來說，嚇阻效 果可能很有限；畢竟，他們已經「不可能期待」。
以期待可能性為核心概念，主導了刑法中關於責任能力的相關規定，也進一 步影響犯罪確定後的處遇政策。以現行法而言，若主張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或第 二項3，法院也認定符合該條項之要件，在免除或減輕一般自由刑的刑期之外，
很可能會啟動另一種處遇系統，也就是刑法第八十七條4所規定者，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而所謂監護，屬於保安處分的一種；保安處分的目的係以維護公共 安全為考量，待犯罪人危險性消滅後，始能回到社會生活。除此之外，監護當然 還具有一定的治療意義，期以治療的方式，消滅犯罪人對社會的危險性。
3 刑法第 19 條：「1.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2.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4 刑法第 87 條：「1.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 刑之執行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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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系統架構是符合邏輯的，惟當行為人所違犯之罪屬於侵害他人生命身 體法益之重大暴力犯罪時，將使系統邏輯受到衝擊與挑戰。首先，重大的暴力犯 罪意謂有重大的生命身體法益侵害；然而，依照法理邏輯，犯罪人若經過法院判 定得主張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或第二項，則表示該犯罪人所造成之重大法益侵害的 行為，係社會上難以期待其所不為者。既然難以期待犯罪人不為，表示犯罪人對 於公共安全的危險當較一般犯罪人更高，然而隨之而來的法效果卻是減免其刑，
以及得令入相當處所執行監護。
刑罰除了對犯罪行為人產生效果之外，同樣對社會道德價值存在一強而有力 的彰顯作用；重大之生命身體法益侵害，與減免其刑之法效果，不但被害人之正 義難以修復，亦可能使潛在犯罪人對於犯罪行為進行評估時，產生僥倖之心理。
然而，縱使行為人適用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或第二項規定，係出於完全無爭議之心 智或意識缺陷所致，相對於其造成的重大法益侵害，理當更謹慎而嚴格處理，現 行制度中關於此部分之規定，依然採行相對寬鬆與裁量空間較大的立法模式。例 如減免刑罰之後的監護規定，以五年為限5，但未能提出設定年限之具體理由；
既然監護之保安處分蘊含治療之意義，何以要求未參與治療的法院在執行監護之 前先行判斷應監護年限；以及僅將監護處分作為法院裁量權限範圍，而非有針對 犯罪種類、法益侵害程度等區分等多種規範模式。幾次相關的再犯案件，使得社 會對於這部分的司法體系產生高度之不信任。
不過，以暴力犯罪中的殺人罪為例，可以看看以下的案例，雖然其中與刑法 第十九條無涉，但卻對於我國刑罰政策與系統產生相同的衝擊。
民國 98 年 12 月 1 日，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的托育中心發生槍擊案，40 歲 的黃瓊瑤被 44 歲的吳敏誠開槍擊中頭部死亡。犯案的吳敏誠，於民國 82 年時，
曾因女友取笑自己，持刀殺害女友、棄屍、並企圖自殺未遂，於自首後獲判兩年 有期徒刑。16 年後的當時，黃瓊瑤原本也是吳敏誠的女友，因屢次向吳敏誠提
5 刑法第 87 條：「3.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
處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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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而遭殺害6。
民國 93 年，38 歲的嘉義縣人黃賢正，先因債務糾紛槍殺了獄友魏進元，接 著因懷疑自己女友與洪秀萍之間有同性戀情，以虐殺的方式將洪秀萍殺害，遭判 兩個死刑定讞7。然而，這同樣不是黃賢正第一次犯下殺人罪行，早在民國 83 年 時，黃賢正就因懷疑妻子出軌而將其勒死，於民國 85 年被判有期徒刑 14 年，並 於民國 91 年假釋出獄8。
上述這兩個案件皆說明了自由刑對於兩位犯罪人的無效，無論是兩年或十四 年徒刑之後，遇上與第一次犯行類似的情境狀況時，行為人依舊選擇殺人，刑罰 並未改變其決策模式。當這樣的案件引發社會恐慌時，民眾對於司法的疑慮，並 不下於前述的陳姓男子殺女童案；主要係因犯罪內容與受侵害法益重大至一定程 度時，個人是否有其確定的精神障礙事由已非問題核心；重要的是，對於社會公 共安全與一般通念而言，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會做出像案件中行為人相同的決 策。當然，個案深入探討兩位行為人是否具有未被揭露之心理障礙、精神疾患、
或是其他如社會因素導致其累犯殺人的原因，亦不失為另一研究議題；然而，以 犯罪防治觀點而言，對於暴力犯罪甚囂塵上的社會現況，刑法與刑事政策應如何 減少暴力犯罪再犯、減少不必要的生命身體法益侵害、以及挽回社會大眾對國家 刑罰權的信賴，實是當務之急。
從前述的吳敏誠與黃賢正兩案中，可以突顯出一個重要的邏輯衝突；既然行 為人侵害法益之嚴重程度，已非任何一個理性人會做出之行為，縱使未曾主張精 神障礙或接受鑑定，是否存在其他客觀因素導致行為人反覆出現暴力犯罪行為，
使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政策得以及早介入，將暴力犯罪人自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分
6 自由電子報，內湖安親班女老師命案 兇嫌吳敏誠判無期徒刑，201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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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 94 年重訴字第 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 95 年上重更（一）
字第 171 號判決；最高法院刑事 95 年台上字第 4041 號判決。
8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 94 年重訴字第 7 號判決：「...經本院八十四年度重訴字第三二號判處有
8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 94 年重訴字第 7 號判決：「...經本院八十四年度重訴字第三二號判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