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總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為何以 Michael Slote 的同理心
（empathy）概念以及其對道德教育的蘊義作為研究主題，並且同時介紹本研究 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二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三節將說明本研究 的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同理心的重要-一個新聞事件的提醒
105 年 12 月 24 日發生一件新聞，新竹光復中學舉辦以歷史人物變裝為主題 的校慶活動，有一班男女學生複製納粹德國武裝親衛隊制服、舉著納粹德國旗幟、
軍徽遊行，以紙箱自製一輛德軍虎式戰車模型，模仿親衛隊受校。對於這樣的事 件，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上午發出聲明，「前總統馬英九去年才剛參加 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但才過了 1 年，新竹光復中學就出現這樣的活動」，該對此 事表達強烈失望與譴責（洪哲政，2016）。我國外交部也呼籲國人應具有同理心，
正視象徵蔑視人權與壓迫所代表的納粹標誌（林人芳，2016）。
這件事情的發生引起了很大的討論，有論者開始重視歷史教育的問題，認為 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只教授認知性的知識，是無法讓學生真正理解納粹象徵什麼 樣的意義，學生只是為了考試而吸收歷史事實或歷史知識，沒有感受該歷史事件 當中猶太人的苦難，這種對歷史事件的無感是教育上重大的缺失（葉丙成，2016）。 也有人將重點放在「同理心」上，尤其是「培養同理心」這個道德教育的議題上，
朱為民以自身在德國參觀集中營時，德國學生厭煩的反應，來說明缺乏同理心的 培養使得學生並未深刻認識到事件所帶來的意義：對受迫者痛苦的理解以及對這
樣歷史事件的警惕（朱為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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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同樣也有在歷史教育上很大的震撼，對於 228 事件、白色恐怖時期，
研究者在學校的學習中並沒有特別理解它的重要性，只記得事件年代、歷史的起 因以及所發生的歷史影響，因為這些是考試中必定會出的題目，參觀 228 公園以 及邀請歷史專家所講解的歷史也只是歷史課本的註腳，甚至覺得一再提起同樣的 事件著實令人煩悶；直到實際看到了紀錄片以及受害者的親口敘述時才感受到那 種落差，才驚覺這是一起攸關許多台灣人生命的大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甚至是與 祖父母有關的時代，思想到祖父母的提心吊膽，研究者才發現，我們並沒有真正 感同身受，而只是把它記下來，不站在那些受害者的角度感受，不能理解他們在 228 事件所受到的傷痛，也不能理解這個歷史事件對台灣整體有多大的影響。
研究者認為，這中間的落差是因為我們沒有同理歷史人物的感受，以至於我 們輕看了那些重大的事件。在《同理心的力量》一書中，作者 Arthur P. Ciaramicoki 和 Katherine Ketcham 便認為，同理心讓我們可以更敏銳地察覺他人的思想與感 覺 （陳豐偉、張家銘，2005：22）；同理心也能使人超越自我的限制，而以別人 的心境看事情（簡茂發、單文經，1995：111）。若我們缺乏這樣的視角，就會出 現這樣的落差，譬如在這起新聞事件中，若我們沒有對這段歷史受害者的同理心，
我們很容易就做出了看似無害，但實際上是傷害他人的行為。更進一步說，若我 們沒有對他人的同理心的話，我們也有可能在看似無害的行為中傷害對方。前一 陣子，台灣也曾發生雇主逼迫印尼移工吃豬肉的新聞（何瑞玲，2010；陳品安，
2010），對於穆斯林來說，吃豬肉的沉重罪惡感就像是吃素的出家人吃葷一樣嚴 重，有些雇主雖然知道這些事實，但卻仍以「入境隨俗」來要求那些移工吃豬肉，
無視他人因為違反信仰而產生的難受與痛苦，或許也是同理心不足所產生的負面 案例。
前面所提到同理心這種「以他人觀點看待世界」的特性，受到不少心理學家 以實證的研究加以證明，其中，C. Daniel Batson 認為能夠做出「為他人提供福 利（welfare）」的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是由同理心驅使而為（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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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isenberg & Mussen, 1989），他著名的「同理──利他假設」1企圖以實證 科學的方式證明同理心是利他行為的動機，擁有同理心會讓人更想要幫助他人，
它能幫助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Martin L. Hoffman 的研究《同理心與道德發展：
關愛和公正的內涵》（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楊韶剛、萬明，2002；Hoffman, 2000）一書在實證研究上說明同 理心與道德發展的關係，通過對於同理心的陶冶，將有助於孩童的親社會傾向與 Immanuel Kant，他們強調理性在道德領域中的地位，Plato 說有德的人乃是靈魂 中的慾望聽從理性的指揮，Aristotle 在他的論著中說道，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 他是理性的動物，真正的道德行為乃是有實踐智慧者會從事的事情，實踐智慧是 一種理智的德行（林火旺，2009：197）； Kant 在其著作《道德形上學底基礎》認為人應當尊重身為理性的存有者（rational beings） 的他人所擁有的基本尊嚴
（dignity），應該始終把自己和他人當作目的自身，而絕不是僅把他人當作工具
（林建福，2009b：119；Kant, 1987:56；Slote, 2010a:108）。人是自我立法者，法
1 Batson（2011: 11）假定同理的關懷（empathic concern）或同理心創造利他的動機，同理心除 了會引出以他人為重心的情緒（other-oriented emotion），通過同理心也能夠覺察到他人福利的需 要，進而能夠做出有利於他人的行動，也因此在 Batson 的看法中，我們每日生活所體驗到的同 理心有兩個必要條件：（1）覺察他人的需要以及（2）珍視他人的福利（2011: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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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以理性存有者的身分頒給自己的；通過這種自我立法，人控制自我的情感、
自我好惡傾向等影響行動的事物，從而以克制情緒的激動、支配熱情以達到自主
（autonomy）（Kant, 1987: 56-57）。
Kant 在《論教育》中提到，教育要使學生知曉了解行動的原則，及其與義 務觀念的關係（賈馥茗、陳寶山、黃漢昌、游振鵬 & 吳美瑤，2013：97）。Kant 的道德理論對日後的道德研究者也起了很大的影響，著名的道德認知發展論學者 Lawrence Kohlberg 深受 Kant 理論的影響，重視道德的認知發展，並通過實證的 心理學研究確立道德發展的三階六段論（蘇永明，1996：157-158）。
Kohlberg 的理論影響甚廣，他的理論主導道德發展這個研究主題約三十年，
期間也有許多豐碩的成果，但他主要將焦點關注在理性的探究上（Haste, 1996:49），
這使得情感與情緒沒有在他的論述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Gilbert Ryle（1972:52）曾以百貨公司做為比喻，說明將理性作為道德生活 的全部是件荒謬的事情，沒有人會把百貨公司的其中一個部門當作百貨公司的全 sentimentalism）之動機，以下試舉幾點以作為本論文研究動機之說明：
（一） 追尋 18 世紀英國感理論2
2 根據劍橋哲學辭典（林正弘，2002：795-796），道德感覺理論（moral sense theory）指流行於 18 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的一種道德理論，其代表人物為 Shaftesbury Ⅲ、Francis Hucheson、
David Hume、Adam Smith，他們主要認為道德情感 （Moral sentiment）是道德判斷和道德動機 的來源，其理論主要根源於反對道德上的理性主義，道德理性主義者主張我們通過理性來了解道 德，道德如同數學一般是能夠通過理性來理解，而情感主義學者反對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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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G. E. M. Anscombe 著名的文章《現代道德哲學》（Modern Moral Philosophy）
開始，許多德行倫理學家開始批判自 17 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義務論（deontology）
與效益論（utiltarianism），以學者 Michael Stocker 為例，他曾在其文中說了一個 故事（1976:462），來做為批判現代哲學體系（尤其是循著 Kant 的義務論以及 John Hursthouse 皆以追尋 Aristotle 的理論為主，Slote 則是以追尋並修正 18 世紀英國 情感主義的路徑，尤其以 Hume 的同情理論為其主要的理論開展，與強調 Aristotle 理論的論者不同，Slote 認為 Aristotle 的路徑強調了以「幸福」做為人的至高追 求，使得行動者是以幸福為目的而行善（Slote, 2001:10）。這樣的論點將難逃目 的論的色彩，Slote 本人想要建立的是更純粹（pure），基於行動者（agent-based）
的德行倫理學形式，這樣的倫理學形式特別強調自身的品格、傾向、動機等內在 素質（inner traits）（沈睦庭，2013）。因此 Slote 開始轉向對 Hume 理論的探究。
根據他們的主張，一個人通過回憶（或觀察）他人的某些特質，所感覺到的快樂或痛苦，分 別表示這一特質的善或惡，我們之所以能夠感覺到這些特質的原因在於我們擁有道德知覺
（perceptions），正如同我們看見紅色的蘋果、聽見尖銳的噪音一般，只是對於道德的所產生的 知覺並非像外在感官一般，我們感覺到的道德觀念是一種內在感覺，人們通過觀察形成觀念，通 過對這些觀念的反省，我們從而得到了道德觀念。在中文的翻譯上，moral sense 被翻為「道德感 覺」、「道德感」，本研究主要以「道德感」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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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Hume 來說，他認為道德是情感而非理性的事物，在 Hume 的論證裡，
理性只能進行「抽象關係的證明」（數學）和「經驗事物間的因果關係推論」
（Hume,1978:413-414），不僅無法給予我們實踐道德的動力（inert），也沒辦法 判斷道德的善惡，他以故意殺人的例子來說明他的想法（Hume,1978:468-469），
「我們是否能從一個故意殺人的例子中找到一個事實（fact）叫作「惡行」（vice）？」
Hume 認為，當我們考察一個故意殺人的事件時，我們只能找到行動者的激情、
動機、意願和想法這樣的事實，這些事實不能告訴我們這個行為到底是不是惡行，
只有在回到我們的內心，因著愉悅所產生的「贊同」（approval）與不安所產生的
「反對」（disapproval），才能告訴我們是非善惡，這些是理性無法作為道德基礎 的原因；正是如此，同情心在 Hume 的倫理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人之所以 會做出有利於社會整體，或對個人的品格或行為表示贊成或反對，皆來源於此，
「反對」（disapproval），才能告訴我們是非善惡，這些是理性無法作為道德基礎 的原因；正是如此，同情心在 Hume 的倫理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人之所以 會做出有利於社會整體，或對個人的品格或行為表示贊成或反對，皆來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