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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羅蘭 · 巴特(Roland Barthes)在 1967 年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論,撼動了世人原本對於作者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的假設,也為讀者對於 文本多義性的解讀開啟了想像的大門。深受巴特影響的結構主義思潮,在70 年代 以電影符號學的形式成為電影研究中一條強勢取徑,而巴特徹底顛覆以作者為中 心的傳統閱讀或詮釋方式,更啟蒙後續如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等當代電影學術研究 中重要派別的主要思想。電影,自此不再只有單一正確的閱讀方式,而片中所呈 現的多面向空間以及多樣性的內容與形式,乃是由文本交互指涉而來,因此若要 尋找意義所在,則應當從讀者  –  觀眾  –  身上發現(陳明珠、黃勻祺,2010)。

 

                       紀錄片,因此也不應該只有單一正確的閱讀方式。有些人可能會就紀錄片與 其他類型電影的不同之處(或者說是紀錄片作為非劇情片,與劇情片的差異)進 行爭論。如美國紀錄片史學家Erik Barnouw(1983)便指出,比起如劇情片創作 者發明「真實」,紀錄片創作者則被假設為單純地選擇和記錄影像以為了揭露

「真實」。又或者如紀錄片學者Michael Renov(1993)所言,紀錄片中所指涉對 象的歷史性本質(historical nature of its referent),是區分其與劇情片的最主要特 質。紀錄片對於「真實」的宣稱(及相對於劇情片是對於想像的表現,而作為對 於真實的再現)、透過對於歷史世界的指涉所營造出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以及其所夾帶的特定觀點,可能在一開始便影響觀眾對於影片的期待或假設,而 進而影響其觀看方式。然而,雖然紀錄片與其他類型電影有著上述本質上的不同,

但隨著劇情片日漸普遍地開始大量利用紀錄片或新聞片風格的影像來做為風格化 的工具,加上過去以來紀錄片理論家與史學家(Silverstone, 1986;Rosen, 1993;

Renov, 2004)就紀錄片的建構性,及其與劇情片的敘事傳統所共享之相似性所累 積的論述來看,則兩者之間的差異似乎相當大程度地存在於觀眾的期望之中。

 

拍出在台灣紀錄片史上留名的經典之作《無米樂》(2004)的紀錄片導演顏 蘭權與莊益增,在該片艱辛的宣傳期間寫下:

一部紀錄片的完成,必須跟觀眾一起完成。⋯⋯紀錄片的完成不在 得獎的喜悅與安慰,而是在創造討論的空間與迴響。 它(院線)不僅 是一種目的,同時也是一種手段。(顏蘭權、莊益增,2004 / 轉引自 林木材,2012,頁 50)

紀錄片雖然夾帶著特定觀點,但在其對「真實」的建構與宣稱之間,在其所再現 的歷史真實與多樣性內容與形式之間,仍然存在著能容許觀眾就其所傳達的意義 進行推論與協商的空間。而觀眾對於紀錄片中所宣稱之「真實」的認知,則受到 其接受或否決對於此宣稱與外在世界間關係之考量的影響。如巴特(1968)所說,

意義的產生是一種意義化的過程,讀者的地位和文本一樣重要,只有當文本被欣 賞或閱讀的同時,文本的意義才存在。英國文化研究也因此強調,不同的觀眾基 於不同的傾向與文化能力而會產生不同的觀影經驗,觀眾有可能接受,但也有可 能修正或拒絕電影所預設的符號訊息(或稱意識形態),而產生許多異質的閱讀 方式或多重的符號詮釋(Hollows & Jancovich, 1995 / 張雅萍譯,2001)。

 

兩者涉入真實世界方式的不同,使觀眾的期望水平(horizon of expectation)

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紀錄片與劇情片的主要差異,而紀錄片的意義則在觀眾與文 本間的關係中得到進一步的確立。「觀眾」之於紀錄片研究的重要性也在此被體 現。儘管如此,翻開任何一本有關紀錄片理論的專書,卻難以從中尋找到所謂的

「紀錄片閱聽人理論」。舉例來說,在台灣紀錄片學者李道明(2013)的著作

《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中,雖然罕有地特以單一章節討論紀錄片 理論中的觀眾,並且強調瞭解及研究觀眾的重要性,但綜觀其所整理的相關論述,

卻不難發現紀錄片理論中「觀眾」概念的平面、單一與零碎。不論是其中所引用 於解釋觀眾如何閱讀紀錄片的「象徵策略理論」,或是最普遍地把觀眾放置於

「創作者 / 被攝者 / 觀眾」間的三角關係中討論,抑或是單面向地就紀錄片的再現 模式來試圖論證觀眾可能的期待與假設,這些論述中的紀錄片觀眾都近似於電影 理論中的「觀者理論」(spectatorship)所假定的觀眾。

 

「觀者理論」雖然被廣泛用於討論個別觀眾與電影文本間的關係,但其中的 觀眾(或稱觀者)卻不是指真實的個人,而是為了分析文本之用而建構出來的理

想觀眾。此理論觀點的建立,乃是奠基於假設電影有其本身的內涵邏輯(internal logic),且多數觀眾會順從地以電影所被建構的方式來理解一部電影。換句話說,

意義被鑲嵌於電影之中,觀眾則以某種方式將意義挖掘而出。然而,在過去的三、

四十年間,隨著電影理論家對於電影的定義產生理解上的分歧,再加上持不同觀 點學者對於其他思潮與理論的引介,使得電影研究中針對文本與觀眾的討論逐漸 發展出許多極端不同的取徑。在這些取徑之中,與觀者理論形同光譜之兩極的,

則是將研究焦點由電影本身轉向位於電影文化中的電影和其觀眾之上的「接收分 析理論」(reception theory)。此取徑的觀點假設觀眾是由相當異質的個體及群體 所組成,而觀眾受其本身身份、階級、性別等個人處境的影響,通常會對一部電 影產生不同的閱讀、觀看方式(Stafford, 2007)。這樣對於「觀眾」概念的分歧 觀點,雖然使得電影研究中長久存在著不休爭論,但不同學派長年所累積的實證 研究與相關討論,也大為豐富了我們對於電影觀看及其觀眾的理解。  

 

反觀紀錄片理論的知識領域,對於其觀眾概念的建構與討論則明顯有所不足。

加拿大紀錄片學者Peter Steven(1993)曾在其著作《現實的邊緣:新加拿大紀錄 片電影與影像》(Brink of Reality: New Canadian Documentary Film and Video)中 探討紀錄片理想與現實的觀眾,並於一開始即明確指出,在紀錄片理論中,即便 連一個基本的紀錄片閱聽人理論也不存在,甚至有許多理論基礎都還是支離破碎。

他並在書中列舉紀錄片理論失於考量觀眾角色的可能原因,例如:將對影片的批 判範圍侷限在文本本身;實證主義理論的缺乏;認為討論「觀眾」恐怕會開啟一 扇通往詮釋混亂(chaos of interpretations)的大門(反之,評論家的角色則是在挖 掘出正確的意義並啟發我們);認為觀眾基本上都是被以相同的方式影響,因為 所有意義皆存在於文本之中;實證數據和理論基礎不足;認為創作者應當避免思 考太多有關觀眾的問題,以免其想像力受到損害⋯⋯等。其指陳反映出當時紀錄 片論域受早期電影理論的建構傳統而一脈相承的風氣,即不論評論家或學者皆假 設「好電影」應包含重要的事實及對於世界的特殊觀點,而分析電影的工作則是 為了將這些事實呈現給觀眾。「觀眾」作爲社會主體的觀看則不重要。而今時隔 二十年,來自不同社群的研究者們仍然提出類似的質問和考量(Austin, 2005, 2007 ; Chapman, 2009;Nisbet & Aufderheide, 2011)。可以顯見的是,長期受到本

身研究和批判傳統的影響,造成理論根基的薄弱與實證研究的缺乏,無非是「觀 眾」角色在紀錄片論域中缺席的主要原因。

 

回顧國內紀錄片相關文獻,聚焦於討論紀錄片觀眾的論述屈指可數。根據王 玉燕(2008)所整理,自 2000 年以降,台灣紀錄片的相關論述,多半著墨於紀錄 片理論與美學、紀錄片歷史與文化,或是針對個別紀錄片之內容、形式及敘事策 略所做的評論。王玉燕認為,相較於紀錄片的藝術性,就紀錄片的政治性所進行 的探討則相對少數。但近幾年來,隨著社會大眾對於公共議題的意識高漲,相關 社會運動層出不窮,關注紀錄片政治性之討論與實踐的研究也明顯增加( 簡毓群,

2013;戴子豪,2013;陳義宗,2014;張舒程,2014;游婷敬,2014)。然而,

對於紀錄片觀眾的探討,不論是出於純理論或是應用性目的的討論皆依舊相當稀 少。

這樣的結果依前述種種論點來看,似乎並不令人意外。英國學者 Thomas Austin 最早在其於 2005 年所發表的期刊文章〈視覺、感覺、知覺:一個銀幕紀錄 片觀眾觀點的個案研究〉(Seeing, Feeling, Knowing: A Case Study of Audience Perspectives on Screen Documentary)中直言,儘管近年來學術研究對於紀錄片電 影的學術興趣有逐漸興盛的趨勢,但「觀眾觀點」卻是至今仍明顯未獲得關注的 議題。其進一步說明,過去近二十年來,紀錄片學者如Stella Bruzzi、John Corner、

Bill Nichols 及 Brian Winston 等人,皆致力於紀錄片理論化的工作,並陸續將紀錄 片的倫理議題、文本形式、產業脈絡與觀眾定位等重要議題納入考量,唯獨觀眾 的觀點與詮釋始終被忽略在其廣泛的研究範圍之外。此外,Austin 也在文中指正 大眾媒體與電影的閱聽人研究向來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群體–也就是包括文化生 產者、「高級」文化消費者(或中產階級消費者)、政策制定者等–對於文化景觀 的形塑。蓋因於此,Austin 於 2007 年再度集合其多篇著重於觀眾觀點的個案研究 出版成冊,書名為《看世界:銀幕紀錄片與觀眾》(Watching the World: Screen Documentary and Audiences),並在不同篇章中進一步將研究視野聚焦於社會脈絡,

例如文本生產機制、行銷策略、商業及媒體論述(包括廣告、影評等)、觀眾的 觀看策略等對觀眾(對於紀錄片)所持期望水平的影響。  

 

從接收分析研究社群的觀點出發,Austin 所接連提出的指陳受到不少批評與

從接收分析研究社群的觀點出發,Austin 所接連提出的指陳受到不少批評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