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誰在看電影？–從「觀者」 到「閱聽人」
二、 研究電影觀眾
Westwell, 2012）。19 世紀末開始，在英國和美國以「年長男性」的立場為主的當 權者認為電影對於勞工階級，以及各個階級的女性與孩童有極大的吸引力。在他 至生理健康層面是有害的（Gripsrud, 1998）。
將電影視為娛樂的直覺反應，與今日廣泛指稱的「道德恐慌」3（moral panic）
類似，亦即看似為年長的人對於任何受年輕人歡迎的新娛樂形式的過度反應。這 樣的反應通常來自於對於其所批評之事物沒有直接經驗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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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道德恐慌」一詞在1972 年由社會學家 Stanley Cohen 於其著作《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提出。其在當時 以道德恐慌來形容60 年代英國媒體對次文化的描繪，及所引發的社會反響。他指出，媒體傾向在一次嚴重的個別事件發生 後藉由重複報導一種反社會行為，令公眾對某一特定社群產生恐懼和加以打壓。因此今日道德恐慌普遍被用來形容事件在經 過媒體炒作後，造成大眾對特定個人或團體的誤解和打壓。此一詞在80 年代後，常被與所謂的「污穢影片」（video nasties）
成擔憂的合法因素不存在，只是常被誇張化而已（Altenloh, 2001）。而這些欲調 查觀眾行為的意圖本質上是實證主義的，目的在檢驗其基於對道德淪喪的恐懼所 提出之假設。同時，特別是1920 年代，許多當權者開始主張當時媒體（初期為廣 播，之後再加上新聞媒體與電影）對於公民教育可能的正面影響，與其對道德秩 序的潛在威脅一樣多。被譽為「紀錄片之父」的英國電影導演約翰‧格裡爾遜
（John Grierson）與其同儕在 1920 年代對於紀錄片工作的支持便是其中的例子之 一。認為電影可能是危險的娛樂形式的假設延續至30 年代，之後在幾項重大的早 期研究計畫出現後才有所改變（Hill & Gibson, 1998）。
1914 年以德文出版，由德國經濟學家兼政治家 Emilie Altenloh 撰寫的論文
〈電影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s Kino: Die Kino-Unternehmung und die Sozialen Schichten Ihrer Besucher）是最早期的電影研究文獻之一，但直到 80 年代才獲得英 語世界的重視，其英語翻譯的版本更是到2001 年才問世。其研究背景正值電影逐 漸成為一種大眾娛樂的過渡時期。Altenloh 在研究中提供了一份針對德國西南部 一市內的廣泛群眾之電影消費經驗所做的詳盡調查，其透過與戲院管理者、學校 負責人及一些工會合作，以大量發放問卷和當面訪談的方式，最後回收來自2400 位受訪者的回應。負責翻譯並發表其英文版本的學術期刊《銀幕》（Screen）認 為此研究不僅對電影接收的歷史研究、大眾媒體的使用和消費的社會學研究有所 貢獻，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閱聽人研究一個近似於民族誌的方法模板。沒有發現 如過去當權者所假設的「易受感官主義虛構影片影響的個人」，Altenloh 反而發 現一組被不同的階級和性別所區隔的觀眾，還有各種觀看電影的方式。例如，研 究發現部分觀眾展現了較高的工作關聯興趣（work-related interest），像是他們會 以工程師、建築工或是園丁的眼光來觀看電影（Altenloh, 2001: 269）。此外，一 反當時英國學者極力尋找道德崩壞的證據，Altenloh 的取徑觀點則較為開放，其 指出理解青少年的想像力何以對特定題材（如：犯罪冒險）如此著迷的原因，是 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基礎，「再者，對於像這樣一個弱小的、道德搖擺的、沒有責 任感的群體，正是這樣最低品位的電影素材可以擄獲最大的注意力」（ibid: 265）。
Atlenhol 的研究可被視為是一個分水嶺。此後的 20 到 40 年代之間，電影正 式成為大眾娛樂，大眾的電影消費也在全球眾多地方達到巔峰。如 Atlenhol 所做，
由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執行、以調查為基礎的閱聽人研究，逐漸在英國、美 國及其他地方開展。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即為沛恩基金會研究（Payne Fund Studies）。其研究於 1928 年至 1932 年間於美國施行，並於 1933 至 1935 年間以 全八卷標題為《Motion Pictures and Youth》的形式出版。由於研究發現之普遍流 傳的版本，正好與當時對於電影之於兒童青少年的影響之爭議，以及圍繞著電影 管制與審查的政策之爭辯有關而受到注目。然而，其研究中針對電影觀眾之研究 方法的突破性發展，包含自傳法的使用，也因此被泰半忽略（Kuhn & Westwell, 2012：22）。
電影研究開始作爲一門學術學科，乃由 70 年代起。如前所述，當時研究者的 興趣多關注在電影文本及文本中心、以類型和作者為主的問題上，觀眾議題則多 半不受重視。抽象而文本建構的「觀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電影理論的重要 關切，但也因此阻斷了針對電影觀眾所做的概念性或方法性的提問。直到1980 年 代，一股對於實際觀眾的興趣才興起，而與之一併出現的則是電影研究中對於文 化主義（culturalism）之影響的好奇。文化研究所偏好的是以一個質性的、準民族 誌的取徑去調查當代的文化消費與文化經驗，且調查著重於每日必需的大眾媒體–
如1980 年代的電視；今日的電玩遊戲–而非電影。與此同時，正視電影實際觀眾 的呼聲也來自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目標則瞄準30 到 50 年代間好萊塢盛世時期的 女性。這樣對於歷史性、社會性觀眾的關切，標示了一個更廣泛的歷史性電影研 究的重要轉向。相對於媒介研究而言，在電影研究中，閱聽人研究主要是歷史性 的。電影觀眾的歷史性研究傾向從當代素材來源中獲取證據，像是報紙上的評論、
電影產業新聞、票房數字、影迷雜誌，以及當代閱聽人研究與調查，並包括學術 性（如沛恩基金會研究）與非學術性。電影觀眾的民族誌研究汲取年長人士對於 年少時之觀影經驗的記憶與證言。諸如此類一連串的歷史性觀眾研究，發展出在 一個社會–歷史脈絡中重新理論化觀者理論的方式，而其中有不少是受到法蘭克福 學派（Frankfurt School）之批判理論的影響。今日的電影觀眾研究，多著墨於
「邪典電影」（cult movie）與其消費，還有特定電影影迷的活動。這樣的研究使 用問卷、訪談和焦點團體，以及調查生產的原料，像是影迷雜誌（fanzines）和網 路論壇等（Stafford, 2007）。
電影的效力是不可否認的，這點從過去以來的電影與媒介研究中可獲知。也正 是為研究其效力，學者們才擁抱新的學科。但其中重要的並不是觀看一部電影所 產生的即刻影響，而是一種對於電影文化歷時性的理解之發展才是其所欲探知的 關鍵。正因如此，對於「脈絡」的考量為今日許多電影研究所強調。若將電影研 究的歷史只單純簡化為從作者論走向文本後，再走向以觀眾為焦點來獲取注意力，
則遺漏了存在於公眾批評的競爭論述、政治宣傳和社會科學研究等之間的角力
（Miller, 2001, p.34）。此外，除了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所討論的各種取徑觀點外，
仍有許多不同的、可用來思考如何理論化觀眾及其多樣行為的方式。而以上述種 種電影理論與研究之發展截至目前對於觀眾所做的嘗試理解與討論，則有助於思 考紀錄片相關論述的開展以及理論的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