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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靜浦文化與阿美族祭壺器之研究

第四節 研究命題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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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器等祭祀器物群的埋藏與分類問題”」的宗教性物質意義世界的形成過程與脈 絡分析相當值得思考,涉及本論文探究靜浦文化晚期進入清末日初近現代時期,

接攘當代民族建構阿美族之階段,宗教信仰認同與宗教禮儀性物質文化變遷之問 題意識核心。面對此一問題意識,如何兼顧從考古學問題出發,進行有意義的研 究命題、方法途徑與田野操作設計,實為本論文研究是否得以往前繼續探索的關 鍵。不同學科背景關注的面向當有所不同,而作為一個民族考古學取向的田野工 作者,一方面無法迴避民族誌式的田野參與,二方面又將如何帶著考古學問題意 識進入現生田野與儀式當下的物質實踐氛圍呢?

第四節 研究命題與途徑

本節一,針對筆者所問之「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現象“祭壺器等祭祀器物 群的埋藏與分類問題”」,提出「祭壺器社會生命史」的命題,且回顧考古學形成 過程理論與界性(潔淨與污染、神聖與世俗)概念,做為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 現象形成過程中所涉及祭壺器社會生命史的核心觀念與論點。節二,本論文之研 究途徑,針對目前仍保有完整祖靈信仰的東昌村,進行家屋社會祭壺器的民族考 古學研究策略,以回應本研究關於祭壺器社會生命史之命題,理解人們集體想像 與意識形態如何經由物化(祭壺器等禮儀性人工製品的生成)表徵,且伴隨宗教 儀禮的機制於生活日常中予以實踐,以豐富祭壺器的認知、分類、埋藏等意義的 詮釋。

一、研究命題_祭壺器的社會生命史

東河南Ⅳ遺址“礫石結構現象”如何地形成呢?從形成過程的操作流程探究,

遺跡埋藏前後至少歷經數段不同階段的生命歷程(圖1-8)。目前我們所得知的訊 息,多是埋藏後透過考古家的發掘紀錄、分類與詮釋後的理解,然對於遺物群埋 藏前的生產、消費、物的意義賦予、使用的實踐機制、埋藏的性質等訊息幾乎全 然地無知。

筆者認為唯有從埋藏前“祭壺器社會生命史”予以考察,才有辦法詮釋此埋藏 遺跡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說必須貼近遺物群埋藏前的社會生命歷程與脈絡,始得 以知道物終其一生是如何地與人們所處的社會發生一段又一段的締結關係,每段 歷程中的物一旦受到人們文化觀念與價值(如宗教信仰、性別、空間、死亡等觀 念)的賦予,將影響物的生命歷程,直到最終堆積與埋藏的產生,成為靜態的考 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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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東 河 南 Ⅳ 遺 址 礫 石 結 構 現 象 形 成 過 程 流 程 圖

形成過程(formation processes)

Lamotta and Schiffer(2005)於考古學形成過程的討論,指出 1960 年代 Binford 與其同行(民族考古學家)研究當代人群,他們試圖了解居住流動性與其它社會 組織因素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影響人們廢棄物與活動空間,從而認識考古材料的特 徵形態。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考古學家開始意識到考古材料形成過程涉及文化 的、自然的或是環境的過程作用,非常複雜,它們可能影響考古堆積的形成,深 刻改變我們有關人類過去的推理。80 年代前後,以亞利桑納大學為主的 Schiffer、

Reid 等學者們發展出新的方法來評估文化、自然等對於考古遺存的影響。Schiffer 將考古紀錄形容為“過去人類行為的一種扭曲的反映”,指出物質從動態的生活系 統中進入靜態考古材料之後,歷經文化轉型(C-transforms)與自然轉型(N- transforms)等過程,其中所謂的文化轉型即“文化形成過程”,牽涉到的是社會 系統中的物質如何地進入埋藏前的過程(Schiffer 1976、1987)。這些綜合與發展 起來的理論框架匯聚成行為考古學(behavioural archaeology)。行為考古學的理 論框架強調考古材料的歷史性質,Lamotta and Schiffer 進一步指出「許多有關形 成過程的研究都是根據物品的歷史(object histories)來組織。物品的歷史就是指 與某一特定研究目標(如一只陶碗,一具野牛的屍骨,一棟霍皮人(Hopi)的土 堆房)相關的事件(或過程)的年代序列,從物品的產生到其遺存被發掘出來並 為考古學家所研究。對任何一類物品而言(如可攜帶的器物、動物骨骼、大家庭 的居所),事件的程序總是以可預知的方式進行的。所有的物品沿著相同的過程

Schiffer 2005:92)。

1980 年代西方考古學者們持續透過民族考古學的田野觀察,將注意力放在 埋藏前的社會情境與脈絡,Hodder 在《Symbols in Action》一書中(Hodder 1982),

闡述Schiffer 稱為“文化轉型”(C-Transforms)的重要性,指出「對 Baringo 的研 究,非常清楚地證明,物質文化常常不是人類行為的直接反映,而是人類行為的 度。」(Hodder and Hutson 2003:2-3)。

Hodder 在有關結構主義考古學的分析中,指出 Pearson 對於墓葬意義的討 論,「墓葬傳遞了對身體的態度,對屍體的處理方式揭露了活著的人們之間的社 會關係。比如,英國鐵器時代男女墓葬中的不同位置放置隨葬品,反映了當時南 尊女卑的性別關係。動物骨骼標誌了死者的社會身份(豬代表菁英階層,而羊代 表普通階層),同時也重申了活著的人們的身份差異。....Pearson 觀察到動物象徵 符號、墓葬的空間取向以及其他被忽視的結構性細節」(Pearson 1999;Hodder 2003:47-48)。此外,Hodder 認為 McGhee 1977 年對加拿大北極地區 Thule 文化 中的史前考古學遺存的分析是典型的關聯、情境分析例子,指出鹿角和象牙二分

(Hodder 2003:47-50)。

所有的人工製品,從材料的獲取、生產、使用(回收與循環使用)、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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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對於物只用來證明社會結構或社會存在的附屬物,轉而強調物及物質文化本身 有其自成一格而不可取代的邏輯與價值,而成為一獨立自主的研究領域。人類學 者開始重拾物與物質文化及消費等研究課題,探討物性如何塑造或凸顯社會文化

(黃應貴 2004)。1986 年,Arjun Appadurai 編輯《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所收 錄的多篇文章,其中Igor Kopytoff 於物的文化傳記一文中,指出物質文化的研究 可以透過追溯其時間歷程的變化而理解。整體而言,學者們對於物質時間維度的 探討,可以說接軌了經濟市場中物品的消費模式與文化選擇論之間的鈕帶,賦予 了商品社會生命(Arjun Appadurai ed. 1986)。

筆者認為無論從 Schiffer 遺址形成過程中文化轉化歷程,或是 Hodder 所倡 導的脈絡考古學對於人工製品意義的詮釋,乃至人類學者強調物的社會生命史,

提供我們一個研究的理論基礎,提醒考古學家們審視人工製品於其生產、市場消 費、社會流動乃至廢棄與埋藏等生命歷程中,意義如何不斷地被重新界定,從而 進入人們社會文化的分類認知體系,最終成為考古學的詮釋語境。

事物因觀測而存在,進入田野觀看的視野,如何帶著形成過程的理論性基礎,

操作民族考古學物與物質文化研究策略,窺探宗教禮儀性人工製品的分類、流動 與埋藏呢?

界性與污染(boundedness and dirt)

Hodder 基於早年非洲 Baringo 的民族考古學研究,對垃圾(dirt)或特定垃 圾(如獸骨、獸糞、灰燼)的處理常與一個文化的象徵體系有關,與一族群的社 會、政治、經濟處境密不可分(Hodder 1982;陳玉美 1990),強調物的意義受 到的人們文化觀念、價值與態度等層面的影響,例如人們基於信仰、性別觀所產 生的潔淨與污穢態度,導致禮儀性物品的界性與穢物空間堆積的影響。

在文化邊界和廢棄物堆積的問題上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特定的器物類型是 否標明一個族群的邊界取決於那個社會的人們對不同器物的觀念,以及什麼器物 被選擇作為族群標誌物。廢棄物和社會的關係取決於人們對垃圾的態度。因此,

即使短期營地也可能有井然有序的垃圾處理,而長期聚落也有可能讓垃圾堆積到 另身處現代社會的我們感到厭惡和不潔的程度(Hodder and Hutson 2003:3)。

此外,考古學家開展新的方向,研究如何在考古材料中認識到宗教禮儀活動。

「W.H.Walker 與其同行在民族考古學材料中研究宗教禮儀活動的廢棄物(一種 文化形成過程),研究現在操持禮儀活動如何“扔掉”宗教禮儀活動中使用過的物 品。通常禮儀用品要在某些安全、偏遠的地方燒掉、埋藏或堆積。這些研究表明 禮儀廢棄行為會在器物與堆積留下清楚的痕跡,即使存在後來形成過程的覆蓋,

這些痕跡依舊可以辨識出來。這些發現為我們在史前考古材料中認識“禮儀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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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考古學家因此可以通過保存在考古材料中的廢棄物質探索宗 教與禮儀活動」(Walker 1995;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2005:94)。做為認 知考古學開創者的 Hodder 與 Renfrew,相關研究範疇均與信仰、思想、感覺和 決策有關。他也研究宗教和儀式、象徵主義和分類等問題。后過程主義者在考古 學理論中提出有界性(boundedness)的概念,即與此相關聯。界性是對兩個地 方或兩種性質之間的概念性障礙的解釋,如神聖與世俗(Conkey 1982;Shanks and Tilley 1982)。再者,界性也應用於垃圾處理空間的使用或墓葬空間的運用

(Conkey 1982)。垃圾、廢棄物或污染的觀念,來自於人們對於“潔淨”與“骯髒”

的態度與觀念。Sommer 提醒涉及中程理論時,“污物理論”(污染與清潔慣例的 人類學和歷史學)對考古學者的重要性(Sommer 1990)。Hodder 也一直提倡從 事有關垃圾研究(Hodder 1982c)。Dark 對於污染的形式,指出「宗教污染認為“污 物”之所以不潔,是因為它來自宗教理解中的不潔地方,如猶太教徒和穆斯林對 食用豬肉的態度。空間和行為也能依據“清潔”與否進行分類,所以一些地方和行 為是“不潔”的,另外一些地方和行為則是“潔淨的”。….中世紀歐洲的人們將廢物

的態度與觀念。Sommer 提醒涉及中程理論時,“污物理論”(污染與清潔慣例的 人類學和歷史學)對考古學者的重要性(Sommer 1990)。Hodder 也一直提倡從 事有關垃圾研究(Hodder 1982c)。Dark 對於污染的形式,指出「宗教污染認為“污 物”之所以不潔,是因為它來自宗教理解中的不潔地方,如猶太教徒和穆斯林對 食用豬肉的態度。空間和行為也能依據“清潔”與否進行分類,所以一些地方和行 為是“不潔”的,另外一些地方和行為則是“潔淨的”。….中世紀歐洲的人們將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