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成果
壹、 釐清文化與民族之間
從前許多學者對於「什麼是民族」持有一種看法：民族是有共同血統、語 言、文化、生活 習慣等的人群。基於這種對民族的定義，許多考古與歷史學者 由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蒐尋語言、體質與文化特徵等材料，由相似與相異的 類比中溯源，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種、語言與文化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
六十年代末起，人類學對族群現象與理論研究有革命性的發展；強調主觀認同 與族群邊界（而非內涵）的族群定義，進而探索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利益）與 根基性（情感）基礎。 比如王明珂的「民族」概念就結合人類學族群理論與集 體記憶理論。166
民族與文化相互影響至深，但是世世代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在其身份認同上 遭到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綑綁，其次是公民與民族的兩種身份之間的關係，已 在不同背景下持續變遷，因此經歷了極大的變化。除非是少數，其中，以重新 恢復建國前對中國的全盤認同，一直與中國的互動密切的絕無僅有，而這正是 馬華的華團領袖值得追蹤的原因。現在，中國軟實力的擴張，展現文化魅力，
對馬來西亞華人是衝擊也是契機。藉由華團領袖個人在訪談中對中國的論述、
想像，整理他們回應「中國夢」的脈絡，從中可以發現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或中 華文化的價值觀確實是有變化的。而且，從他們的言行中發現，他們對中華文 化的愛護，體現出他們對文化認同及其衍生出的政治經濟行為，是一種有意識 的選擇。
166王明珂，2003，《羌在漢藏之間》，聯經出版。
與華團領袖相較，馬來西亞華人整體在自身的文化記憶或者是文化想像 中，是否有意無意也在不斷界定他們對民族身份的認同，以及強化對中國的想 像？馬來西亞華人自始，便在民族與公民之間垂死掙扎的過程中找尋認同，為 了生存或尊嚴而強化某一個身份的時候，便面臨著對另一種身份的「排他性」。 上述文化記憶與想像，極可能導致華團領袖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密切，這無非 是喚醒歷史記憶，來修補斷裂的記憶，透過像是原鄉的情感、中國情懷予以重 新連接，如此一直都在變化中演進，不可避免就將在地的中華文化開展出不一 樣的內涵。陳志明就曾根據中國意識來區別華裔對中國的態度，解釋為這是一 種文化相關性（cultural relevance），種族意識較強的華人雖然不在政治上認同中 國，但卻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他們中的一部分仍視中國為「祖國」。167王國璋認 為華人身份與地位處於「虛」與「實」之間—「實」為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公民 地位，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在國內的地位似乎不差，有著實質的公民權 益；「虛」則相對是指在法律明確保障公民權利之餘，仍在包括政治、經濟、教 育及文化方面備受壓擠，淪為實際上的二等公民。王國璋指出，最關鍵的是，
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終究無法自外於國內整體的大環境，馬來主流社會對土著給 予特權的決心不變，則馬華公民（馬來西亞華人）地位難再有所提升。歸根究 底，馬來西亞仍未能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桎梏。168本文既從華人學者 及華人的歷史脈絡來檢視，發現華人是在傳承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維繫了自身 的民族尊嚴，但這樣的民族認同又無法成為主流族群的一份子，在政策邊緣淪 為「二等」公民，又更促使華人傾向認同自己祖國的民族與文化。中國崛起與
167陳志明，2012，《遷徒、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商務印書館。頁：
142-143。
168陳鴻瑜編，2014，《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華僑協會總會，頁：301-330。
中國夢引發的回應，無異就是再度掀起向雙趨衝突──應該向主流民族的政治 認同靠攏，或彰顯對強大祖國的文化認同？
果其然，馬來西亞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變化，從原本已有的「華人性」， 進一步分疏，而開展出「後華人性」，其間的差異在於，華人與華人之間的比 較，可以從地域、世代、階層、部門入手，因而更明顯的突出了作為馬來西 亞、資深、富裕、商界的華團領袖，選擇對固有文化資源的大加運用，與其他 華人群體的選擇頗為不同，但又可以為後者所理解、識別、贊成或反對。舉例 而言，華團領袖視華文教育視為民族事業，在其他東南亞地區較為少見。
準此，以「雜匯認同」分析華人或馬來西亞華人169，僅對差異性有所著 墨，但對於重新與中國的連接，再度將中國當成身份內涵得意個面向，就不能 充分說明，畢竟，雜匯或混融所影射的，失去的在地性而與中國漸行漸遠。後 華人性更強調華人的文化源起與因此而保留的、足以重新共享的文化資源，以 之作為一種共同想像的來源，使得文化雜匯以後的群體，繼續有可能恢復或增 強彼此認同，並透過他們共同對一個祖國文化的想像，以及對固有文化資源恢 復使用的能力，補充了著重強調差異的雜匯認同，而能解釋何以已然分疏的華 人性，仍然有可能會以華人的身分不斷再現。「後華人性」指向了中國崛起後，
導致若干階層的華人意識出現鞏固、回歸的效果，是循何種機制而來。這種與 中國重新取得聯繫的可能性，不論是群體內生的，或是外界刻板印象中的，都 是何以已然分疏的華人群體，繼續能識別為華人的深層基礎。不管是廣泛或狹
169游雅雯，2015，〈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形塑與變遷 ─ 以馬華文學為分析文本〉，《台灣國際研 究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9-70。
義的去界定華人，「後華人性」所能研究的範疇，因此比單純使用華人性更為充 分。
貳、 馬華的中國情意結
有論者以「中國情意結」來形容有親中傾向的人，而這些人物的個人生命 經驗中對中國或許真的抱有精神與文化上的情感，他們在中國的與在馬來西亞 的親身經驗，形成這種情結是自然不過，但是引起爭議的是，這種身份意識及 其伴隨的利益關係，遭外界冠上戲謔性的「中華膠」稱謂。就以兩名研究對象 陳凱希與張曉卿為例。陳凱希將其集團命名為「海鷗」，以表達其身份是中國來 到馬來西亞的公民，既認同馬來西亞人，也同時懷念原鄉。張曉卿投資《下南 洋》紀錄片，他希望透過影片中重塑「華人性」，並界定文化記憶在華人華裔心 中的想像，其實海外華人想像的中國是與中國人的中國之間，存在空間、世代 等方面的差距，畢竟海外華人對中國想像與認識，是透過祖先的口述，後來再 到中國旅遊探親來延續，其心中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發展不輟的中國，兩者之 間是否能找到文化資源足以為橋樑。
馬中關係確實敦促著馬來西亞華人介入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作為其中一 道維繫的橋樑。對華政策已經是馬來西亞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尤其 是近年來的隨著全球化、政局及世代變化，最關鍵的是領導人的施政方針促使 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再度浮現，華團之外的其他華人群體隨之調適自身身份意 識的可能性頗高，故當中國崛起之際，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抱持的，是在一個既 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中，重新反省華人需要的中國認識是什麼。�
不過，廖建裕指出一個受限於文化範疇，且與各地東南亞華人所在國家息 息相關的中國概念。他認為東南亞華人難以找回對中國的全盤認同感，主張東 南亞華人與中國人本質上並不相同。170廖建裕的中國認識是從在地出發，有著 身份、情感上對中國的隔閡，並強調東南亞華人為主體。這一點與馬來西亞華 人普遍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論述相似，有別與中國的中國人，並以國籍作 為主體認同，這在馬來西亞華人中佔據絕大多數，亦即，不管是政治及文化皆 認同馬來西亞。在國家認同上，出生地是一個關鍵，許多第二代以後的馬來西 亞華人對中國的想像或認識有限，一部份華人也會抨擊其他那些情感上傾向中 國的華人，而華團領袖是他們首選的攻擊對象，稱華團領袖為「中華膠」。華團 領袖之間無形中存在一種焦慮感，因為他們無法因此就必然獲得中國的資源，
卻已經也無法走入馬來西亞體系的中心。事實上，中國的強大是一種威脅的印 象，正在華人中蔓延開來，在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圈子中，不斷的提醒著馬來 西亞華人，時時刻刻要擺脫自己民族的身份，這是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政策拒絕 將華人納入土著，而只有公民或者非土著身份的華人，一直都受被邊緣的危機 意識所困。
反觀，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推動「同化」的政策，譬如印尼或泰國的華 人已被同化，特別是印尼華僑經過排華慘痛事件後，為了生存及現實情況而情 非得已之下，認同所謂印尼籍的身份，甚至以印尼文的名字作為一種對於國族 認同的表述。但是「同化」政策似乎在馬來西亞並不奏效，更不適合研究馬來 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一向是遵循民族文化的想像，而成為土著族群在政策
170 Leo Surbyadinata, 2007.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Instit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Integration :Diaspora and Impact, Ins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上必需管制的對象。最後導致當下的馬來西亞華人在認同上雖稱自己爲馬來西 亞人，但繼續對華人這個身份有所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