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本節將繼續說明研究所欲採行之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由於本研究欲以論述 分析做為課程綱要與教科書之分析工具，故首先將探究論述與文本對論述分析之 意義，再進一步說明論述分析之理論基礎，並以 Foucault 對論述、知識與權力的 看法作為研究思考的路徑，最後參考當代學者對 Foucault 的論述分析所提出的研 究指引，發展本研究的步驟與架構。

壹、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與理論基礎

一、論述（discourse）與文本（text）

或者是這些信念如何操控語言與人的互動（呂美慧，2008:72）。說穿了，論述其 實是透過語言的運用，形成意義，往返運動的過程（蘇峰山，2004:02）。

在 60 年代之後，語言學/文化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使得語言重新再概 念化，論述不在僅是語言使用的呈現，論述開始在不同研究領域被放置於更為廣 大的社會脈絡及人際互動探討之中，分析權力背後所產生的權力關係及不公平現 象（吳孟芬，2008）。例如，Foucault 便將論述當作是再現特定歷史時期知識的 系統，論述的產生與權力知識的構成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對論述的焦點已轉 為對語言再現的關注（呂美慧，2008；Mary，2012）。

不過，由於論述被廣泛地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上作為分析的媒材，因此，論 述的定義往往是模糊、易混淆的。談論述不免與語言學的語法、文法有關，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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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中，論述更常被視為是發聲（utterance）的概念（Mills，2004）。與文 本（text）相較下，論述比文本更具主動性與社會的目的性，而且是跟著社會的 變化不斷的流動、傳遞，並透過各種不同的發聲讓議題相互搭架、相互結合附著，

以形塑出他們所說的主體對象（Carabine J.，2003；Mills，2004）。

因此可以這樣說，論述是來自社會框架下所鑲崁的信念、價值觀以及分類所 做出的觀點陳述，其本身是在權力關係支配下受操弄的語言；而文本則是一種透 過表意實踐產生的訊息，也是傳遞知識與建構知識的主要管道來源，我們必須透 過文本的解釋才能釐清其中所欲發聲的論述為何（張盈堃，2001；Mills，2004；

王雅玄，2005）。

如果說論述是一種文本之間相互作用關係下的產物（王雅玄，2005:78）。回 到教科書分析身上，教科書亦可被視為是論述發聲的一種形式，尤其在文獻探討 中我們已發現教科書文本成為一個論述的場域，因此，教科書的文本分析其實便 是要還原論述現場，讓我們得以看清楚教科書的論述與整個社會結構的關聯性。

二、論述分析之理論基礎

儘管論述分析在語言學領域上的開拓早已開始，但談及人文社會領域對論述 分析的關心，似乎與 Foucault 脫離不了關係，尤其在《知識考古學》一書誕生之 後，Foucault 開啟了社會領域對知識與權力的探討，同時也挑起了論述實踐的重 要性。

然而 Foucault 對論述所做出的一套詮釋與分析是否可視為是一種研究方 法？當代學者都抱有不同的看法。Kendall 與 Wickham（1999）便對 1980 年代興 起一股 Foucault 的方法論提出挑戰，其認為並沒有所謂的傅柯學派（Foucauldian method），Foucault 的研究途徑是非方法的（Kendall & Wickham，1999；Cara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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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倪炎元，2006）。但毫無疑問的是，只要談及論述分析，多數學者都會將 Foucault 對論述的運用視為社會學研究的典範（Fairclough，1992；Mills，

2004）。

研究者認為若不將 Foucault 的研究視為一種方法論，或許我們也可換個角度 將 Foucault 對論述分析上的論點當作是論述分析研究中重要的引導與思路。故在 此我們仍必須將 Foucault 對於論述的看法放進本節進行探討，以作為個人研究方 法之參考。

（一）Foucault 對論述的看法與解讀

要了解 Foucault 對論述的看法，Mills 認為（2004）我們可以從他在《知識 的考掘》一書中對論述所下的定義來談起：

對於論述一詞，我並沒有逐步降低這個字詞捉摸不定的意思，相反的，

我相信我反而增加了論述的意涵：有時候將論述視為所有陳述下的概括 性場域，有時將論述視為個體化群體的陳述，有時則將其視為諸多陳述 中的規範性實踐。（引自：Foucault，1972:80）

對 Foucault 來說，論述本身具有三種意涵。首先論述可被視為是所有陳述下 的概括性場域（as the general domain if all statements），所有的發聲與文本都存有 一定的意義，並且在現實社會中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這是 Foucault 對論述一詞 給予較為廣義的定義，同時也是他早期在結構主義的著作中對論述所抱持的說法

（Mills，2004:06）。

第二種意涵則是將論述視為個體化群體的陳述（as an individualizable group of statements），也就是依照不同的群體的陳述予以分類，例如：女性主義的論述、

帝國主義的論述等。這些依照群體化約出來的發聲更受特定規範的約束，同時具 連帶的影響性（Mills, S, 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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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意涵則認為論述是諸多陳述中的規範性實踐（a regulated practice that accounts for a number of statements）。Mills（2004）認為規範性的實踐意味著 Foucault 並非僅是關心發聲與文本的產出，而是更在乎於規範與結構下所生產出 來特定的發聲與文本。這樣的定義廣受理論學者的採用，同時也最能引起多數學 者的共鳴（Mills,，2004:06）。

從上述的三種意涵，可見 Foucault 對論述的多樣定義，同時也可了解語言在 發聲的過程本身便是受到制度、規範的約束，發聲不只是單純的語言傳遞，在探 究發聲的過程我們更應該要去了解發聲與與社會脈絡、規範之間的關係，如此了 解發聲才具有意義。

因此，在《知識考古學》一書中，Foucault 在談及分析論述時進一步提出論 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與論述實踐（discoursive practice）兩個概念。其 認為陳述是論述的重要元素，論述形構主要便在探求陳述（statement）之間的組 合與關係。陳述²²不是單獨存在的，他必須與其他陳述相互串聯，所形成的論述 才能產生意義。因此可以說論述是由陳述群（the group of statements）所構成。

論述實踐（discoursive practice）則是企圖將論述帶進實際運作的面向。論述 不僅是論述，論述呈現當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或語言區域中，決定了論述的 功能與運作，同時也隱藏權力在其中（Foucault，1972；黃煜文，2000；呂美慧，

2008）。因此，論述本身即決定了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誰來說的問題（卯 靜儒、張建成，2005:07）。

在此可看出，論述形構只是 Foucault 用來建構論述系統的一種方式，其真正

22 Foucault 認為陳述（statement）是抽象的，但具備一定的功能。Foucault 指出若從功能面來談 陳述，首先陳述本身具有指涉性（referential），不是單純的句子或命題，而是在其所處的空間與 環境下受規範、法則以及被指稱命名的規則下，被否定或被肯定德關係下而存在。其二，陳述本 身都是自我發聲的主體，發生的主體隨時都會更換，因此，誰說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主體發言 的位置與地位。其次，陳述並非孤立存在，陳述的出現必定牽動一連串的法則。最後，陳述具有 重複的物質性，透過大量印刷，同樣的聲明可以被複製但卻不改聲明的內容（repeatable materiality）（Foucault，1972；黃煜文，2000；王德威，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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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關切的是論述背後的實踐與運作以及與知識建構的關係（Fairclough，

1992:38）。誠如 Foucault（1980）所言，每個時代都有屬於那個時代的真理政權

（regime of truth），不同型態的論述若被社會視為真理而接受，並且具體運作，

那便是論述實踐（Foucault，1980；卯靜儒、張建成，2005）。

回過頭來反思性別平等走進教育場域、納入教科書的歷程，不同陳述的集 結，在特定時空、社會環境所發出的聲音、形成的論述不也是一種實踐的過程？

進入教科書的性別平等論述似乎成為知識、真理，但 Foucault 用論述實踐提醒我 們，知識、真理的背後隱藏的是論述的運作，論述的運作即是權力的展現。這也 是在進行教科書分析時我們必須不斷關心的面向。

（二）知識/權力與論述

在進入系譜學研究階段之後，Foucault 對論述規則的關心進一步轉向挖掘論 述中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系譜學開始處理論述構成的「過程」，與前期考古學相 較之下，是更為動態的論述研究，同時也更關注權力與論述的關係（黃煜文，

2000）。接下來在《規訓與懲罰》、《性史》等著作中，都可以看見 Foucault 對權 力知識與論述上的實例探討與分析。

Foucault 認為權力是藉由論述進入個體的知識庫存，並建構了行動者的行動 意義。因此，人身為行動的主體，其所表現的行為並非絕對來自主觀意識的決定，

主體本身是受到權力關係的制約、論述的交錯所建構而成的（卯靜儒，2001:83）。 這或許可以回答 Foucault 為何對權力關係與論述如此關注，回過頭來，Foucault 仍是為了主體、為了探尋人的存在，而試圖在權力關係中尋求解答。

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Foucault 關注的權力是生產性的（productive）。 以監獄的規訓與懲罰為例，規訓權力的型態從暴力到溫和，從直接懲處到全面控 制，展開更細微綿細的權力機制，同時也讓知識在此過程不斷形塑與累績，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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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權力的力量（Foucault，1975/1995）。

此外，在《性史》一書中，Foucault 進一步針對權力關係與性論述進行四個 原則的說明。四項說明或許可以用來作為研究者在研究思路上的引導，更有助於 本研究借用 Foucault 對知識權力與論述的觀點來分析教科書：

1.內在規則（Rule of immanence）

Foucault 認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的，當我們在解讀「性」的時候也不能將權 力排除在外，認為是一種自由、科學、無關功利的知識。因此，「性」之所以受 注視，在於權力基於經濟、意識型態的考量，將「性」納入機制當中，並且找 到權力─知識的局部中心點（local center of power-knowledge），形成交集，透過 知識技術、論述的程序將「性」予以包圍，進行控制（Foucault，1990:98）。

從權力對「性」的控制與監控的例子可以看出性論述的出現絕非客觀中立，

從權力對「性」的控制與監控的例子可以看出性論述的出現絕非客觀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