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教育的醞釀與發聲

性別平等教育走進校園絕非是單純的課程變異，在探討課程與教科書的實際 呈現時，更不能忽略其與社會脈絡的連動關係。尤其在世界各國，性別平等教育 的推動往往與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之意識型態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回顧我國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的發展也不例外（蘇芊玲，2002:10）。

為瞭解性別平等在教育上的推動狀況，本節將回顧我國婦女運動的社會發展 脈絡，了解性別平等的推倡與挑戰主流父權意識息息相關，而性別平等的論述在 面臨父權論述的反抗下也必須做論述上的調整。其次探討性別平等搭上教改的浪 潮走進教育場域，從一開始被拒於門外到最後被賦予正當合法地位的歷程，了解 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置入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婦女運動長期醞釀與發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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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性別平等的社會開展與立法紮根

一、婦女運動的性別平等論述發展

性別平權的推動在台灣這三十多年來，從無到有，從口號到立法，從邊緣 到進入主流，民間婦女團體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國內性別平等 教育的發展歷程與婦女運動挑戰父權社會的脈絡密不可分，往後三波的婦女運 動將性別平等的議題面向不斷拓展，將論述的場域從社會帶進立法範疇，讓性 別平等成為國家政策改革的重點。

（一）挑戰父權社會的婦女運動

我國在解嚴前雖已有婦女團體等組織，但多以婦德為中心思想，並以維護健 全家庭、母性保障、以復國為號召、服務於社會為前提（游鑑明，1999；陳柳妃，

2005）。此時期的婦女團體仍受父權社會所約束，並未開啟或反思父權社會下的 性別不對等問題，故不具備婦女運動之資格。

何謂父權社會？張娟芬（2001）認為在公領域上，父權體制反映在勞動市場 上，是一種上對下、男對女控制的關係，稱之為「集體的父權」。在私領域上，

父權夾帶著異性戀規範控制家庭的樣貌與關係，甚至是夫對妻、男性對女性的控 制，稱之為「個別化的父權」（張娟芬，2001）。集體父權反映出「男尊女卑」的 社會地位劃分，凸顯女性投入職場所遭受的歧視、偏見與困境。私領域則反映出 以異性戀、生殖主義做為家庭建構的圖像，更顯示出「男主外、女主內」、「一夫 一妻」的價值。

在學術領域及教育上，女性主義認為以男性的觀點、經驗做為知識建構的常 模、漠視女性的經驗，甚至是忽視女性的在學習上的弱勢處境，都是一種父權社 會下男流（male-stream）的論述（游美惠、黃馨慧、潘惠玲、謝小芩，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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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 Johnson 所言（2008），一個社會是父權的，就代表其具有某種程度 的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心

（male-centered）的特質（Johnson. A，2008）。

故國內婦女運動的興起，相較過去的婦女團體，是為了挑戰父權社會而生。

婦女運動要做的是在意識到父權社會下性別的權力不對等，藉著整合各種學理及 經驗，檢視父權體系下的社會關係及其如何影響大眾的認知與性別分工，期待以 具體的行動、透過法律體制的修改，帶動社會對既有性別關係的重新思考與反 省，同時改造社會既存的性別文化與公民的性別價值（王雅各，1999；楊婉瑩，

2011）。

因此，在回顧性別平等的推動歷程之時，我們不可忘記婦女運動想要挑戰的 主流為何，更不能忽視父權社會的論述在不同場域不僅掌控了社會制度的走向、

法律的內容甚至潛藏在學校教科書的文本當中。當我們在探討性別平等的價值如 何走進社會、國會與教育場域時，父權社會所承載的性別論述如何因應與反擊都 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重點。

（二）婦女運動的發展與性別平等的推動

我國最早產生女權或性別平等的論述，國內多以 1971 年呂秀蓮所提出的新 女性主義為開端，將我國婦女運動分成三波浪潮⁷（顧燕翎，1989；張輝潭，

1995:60-61）。第一波為 1971 年呂秀蓮提出的新女性主義，第二波為李元貞於 1982 年創辦了婦女新知雜誌社，第三波為 1987 年，解嚴之後婦女運動在社會多元發

7 也有國內學者將婦女運動分成四個階段。顧燕翎（1996）將婦女運動劃分為婦運前（1972 以 前）、第一波婦女運動（1972-1981）、第二波婦女運動（1982-1993）、第三波婦女運動（1993 以 後），並將第二波婦女運動視為是重要的奠基時期。范雲（2003）便將台灣婦女運動分為四波，

第一波始於一九七○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為代表；第二波是運動團體的組織出現，以婦女新 知雜誌社為代表；第三波則是在解嚴之後，多元婦女團體的出現；另外第四波則是指九零年代以 後主張婦運的差異與異質化階段。參見：顧燕翎。1996。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臺灣 (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241-268。范 雲（2003）政治轉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 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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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情形（張輝潭，1995:60）。

第一波婦運，呂秀蓮以新女性主義喊出「先做人，再做女人」的口號，批判 當時男尊女卑的父權結構。此階段雖喚醒女權意識⁸，但就性別意識的倡導內容 來看，其所描繪的女權仍受當時社會的性別結構所限，對我國傳統性別角色仍採 取妥協的態度，面對父權社會也以小心翼翼的姿態進行論述（張輝潭，1995:71）。 其論述範圍限於婦女在工作權、公領域上要求機會的平等，某種程度仍保有傳統 社會性別既定的刻畫。

第二波的婦運發展始於 1982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的⁹創立。此階段開始以「女 性自覺」（Awakening）的觀念作為婦女運動向前跨步的基礎，將過去戰戰兢兢的 女權論述轉向更積極的爭取與自立，並認為不平等的破除有賴女性的努力，期待 透過女性行動實踐的自我定位，擺脫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建構，開拓性別平等更多 的論述空間，對兩性平等的呼聲也更為具體與清楚（李元貞，1988）。

然而，這樣的兩性平等的發聲仍受到社會、媒體異樣的眼光對待，甚至被刻 意忽略。故婦女團體早期為了尋求自己的發聲位置，嘗試以消費者、家庭主婦角 色參與社會運動，在主流論述中企圖找到合理的說話空間，讓家庭主婦從「家庭 傭人」的角色轉變為「家庭的捍衛者」（張輝潭，1995:104）。由此脈絡來看，婦 女運動的運行之初，女性唯有被歸類為私領域、家庭主婦或消費者的角色時，他 們的聲音才能夠被聽見。

第三波婦女運動，在解嚴之後，性別平權的呼聲不再僅是兩性的平等，此時 期透過多元議題的帶動，將性別議題拓展至更寬廣的論述場域。以發聲的範疇來 看，婦女團體將觸角伸入更多社會的暗角，挑起雛妓、性騷擾、家庭暴力、同志

8 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揭示了民主國家男女享有平等的權利與責任，並且承認男女角色之差異，

主張社會應人盡其才，給與女性有更多的發揮能力的空間。此論調也相當程度表明了當時社會對 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時所面臨的傳統婦德與能力展現的兩難。因此，張毓芬（1998）認為這樣的論 述與『人力解放 』的訴求息息相關，期待在以不威脅男性優勢的情況下，開發並動員婦女的人 力（張毓芬，1998）。

9 婦女新知雜誌社於 1987 年以後改名為婦女新知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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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題，挑戰既有的父權體制、探討性別平權的內涵。以發聲的場域來看，其所 發聲的地點不再僅是期刊、社會的倡議，而是積極欲將性別平權帶進立法、教育 的層次討論，尋求國家官方的認同與支持，企圖以體制的改造，將性別平權視為 國家政策與治理責任的方向推動（楊婉瑩，2011:170）。

二、性別平等論述的轉向與立法的呈現

解嚴後，婦女團體企圖將性別平等議題從社會面拉進制度面進行改革，但要 如何說服國家、社會讓性別平等擠進國會立法的討論之中呢？從婦女運動所推行 的相關法案中，可看出性別平等的論述從過去的悲情博以同情的論調走向權利保 障論述的變化。論述的轉變說明了性別平等擠進國會場域一方面必須面對主流論 述的反擊，一方面也必須調整自我的步調繼續前進。

（一）以「悲情」

、「受害」讓性別平等擠進國會

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對性別平等議題的推動，最早是打著悲情、受害的立場 企圖喚醒社會的注意。從華西街大遊行到少年福利法的修法推動，婦女團體所發 出來的呼聲與吶喊正可看出性別平等的推展在初期是以女性、受害者、壓迫者的 角度尋求社會的注意、進而擠進立法的場域。

以原住民雛妓問題為例，原住民少女被販賣為娼的報導促使 1987 年婦女新 知動員社會團體發動彩虹專案¹¹，至台北市華西街展開「抗議販賣人口、關懷雛

10 方孝鼎（2002）檢視我國雛妓救援的社會運動推展歷程，發現從一開始報紙媒體的悲情陳述，

一直到多方民間團體的結盟與聲援，多從受害、悲情以及被剝削等形象之形塑，引起社會大眾對 議題的重視。透過諸多血淋淋的控訴，雛妓救援的發聲也確實撼動了法律體制，使該議題得以走 向立法改革的方向邁進。參見：方孝鼎（2002）「雛妓救援理性的緣起與流變：1987-1996」，重訪 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文化研究學會 2002 年會。

11 1986 年 2 月以救援原住民雛妓為宗旨的「彩虹專案」成立，由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原住民部落 牧會的基層牧師所發起。成立宗旨在於遏止原住民部落的人口販賣，並成立「彩虹中心」，在部 落端，透過長老教會深入偏遠地區的牧會網，進行家訪、通報、報警協尋；在都市端，由「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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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的街頭遊行，凸顯弱勢婦女（尤其是原住民婦女）在不平等的性別關係下，

如何遭受資本主義與父權社會的壓迫以挑起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婦女團體以「女性」、「兒童」、「受害者」的角色定位向社會提出雛妓的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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