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而已。Kastner 、Grob（2009）也提到，眾議員台灣連線成員在軍事委員會所佔 的比例並不高（Kastner Grob 2009）。另外，軍事委員會成員於 2011 年從國防產 業部門所收到的政治捐款總額在所有政治捐款總額所佔的比例也並不高，因此對 台軍售議題會看來與軍事委員會沒有關連性，51然而，張光、習大明（2009b）發 現，一個有關中國眾議院連線「中國連線」（China Caucus）的多數成員不僅所屬 軍事委員會，而且其選區往往是與美國主要國防公司的生產基地，加上 Texas 州的 Cornyn 議員也是軍事委員會成員，對台軍售議題也是與美中軍事議題具有關聯性，
因此本論文需要探討軍事委員會與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的關聯性。
整體而言，由於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的中心人物，Menendez 民主黨議員與 Cornyn 共和黨議員所屬兩個委員會，可以推論，兩個委員會與對台軍售議題的關 連性。於是本論文所屬外交委員會的參議員視為「外交委員會變數」，所屬軍事 委員會的參議員視為「軍事委員會變數」來探討兩個委員會與對台軍售議題的關 聯性。本論文假設認為：所屬兩個委員會的議員比較傾向支持台灣。兩個委員會 的數值收集於《OpenSecrets》網站。5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1 OpenSecret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112th Congress (2012 cycle)，Sectors Contributing to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2012 Election Cycle”
https://www.opensecrets.org/cong-cmtes/overview?cmte=SARM&cmtename=Armed+Services&cong=1 12&cycle=2012.(November 22, 2018).
52 OpenSecrets.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https://www.opensecrets.org/cong-cmtes.
(November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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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ang of 45 的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透過比較各項變數對 Gang of45 與其他 55 位議員的影響力，來掌握 Gang of 45 支持台灣的原因。具體來說，關於「意識形態變數」與「中國貿易變數」，
比較 Gang of45 與其他 55 位議員的兩項變數的統計數值上的「平均值」。本論文 認為，當 Gang of 45 的兩項變數平均值較其他 54 位議員為高或低，可以推估兩項 變數對 Gang of 45 議員對台態度具有影響力。此外，本論文用兩項變數的「中央 值(median)」與「分散（variance）」兩項統計數值，探討兩項變數對美國議員的 影響力。由於當我們只分析「平均值」就會發生小數原則問題(1aw of small numbers)。
Kahneman（洪蘭譯，2012,153-163）提到，研究樣本越少，數值全體的偏差越大。
因此若一個實證研究的樣本較小時容易產出極端的研究結果，但研究者卻往往不 考慮這件事，並錯誤地認識，研究樣本的一些特色導致如此結果，這是小數原則 問題。本論文的樣本（100 位參議員）鮮少，因而算出的平均值會大致偏頗，換言 之，一些極端數值會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力甚大，因此即使特定變數對「研究對象 議員」的作用比「比較對象議員」具有顯著差異，無法分辨其差異是根據特定變 數的作用或較少的樣本。於是本論文是以兩項變數的「分散」與「中央值」兩項 統計數值，來推估兩項變數對 Gang of 45 對台態度的影響力。具體來說，當 Gang of 45 兩個變數對美國議員具有影響力，其中央值與平均值具有一致性。至於分散，
由於研究對象即議員的樣本大致較比較對象議員為少，因此研究對象議員的特定 變數分散程度會較比較對象議員為大。反過來說，當 Gang of 45 的兩個變數分散 程度小於其他 54 位議員時，可以推量，其平均值的可信度也較高。簡單而言，相 對於比較對象議員，研究對象議員的平均值較高或低；中央值與平均值沒有兩樣；
分散程度也較小， 兩項變數只有達成如此條件，才能推估兩項變數對參議員對台 態度具有影響力。關於其他變數，透過比較這些變數在研究對象議員與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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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54 議員，當 Gang of 45 加入台灣連線成員的比例較高時，台灣連線變數就對 Gang of 45 具有影響力。此外， Connecticut 州的 Lieberman 議員與 Vermont 州的 Sanders 因不屬於政黨，不在研究範圍。
最後，對於 Gang of 45 研究，將研究單位分成民主黨與共和黨，並分析「意 識形態變數」與「貿易變數」兩項變數。然而，對於其他研究對象，不分成兩黨，
並不分析兩項變數，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兩項變數與其他變數的性質不相同：
兩項變數對參議員全體發揮影響力，其他變數則不僅唯一可以對特定議員發揮影 響力，而且這些變數對研究對象議員的影響力不會由所屬政黨來發生差異。譬如 說，無論共和黨議員或民主黨議員，台灣連線會員都是因對台灣有興趣而加入台 灣連線，即台灣連線具有跨黨性質。根據上述論述，其他變數在兩黨議員所佔的 比重及人數如下圖所呈示。
根據上圖，可以發現，其他變數都基本上具有「跨黨」性質，因而我們不需 要將其他變數分成兩黨；其二：四個研究對象的樣本不僅都大致鮮少，兩黨議員 在四個研究對象所佔有的比重也不均衝：兩黨議員在四個研究對象所佔的比重與 人數如下圖所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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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可以發現，相對於 Gang of 45 議員，其他研究對象的樣本數量鮮 少，尤其民主黨議員所佔有的比重大致較低。在如此狀況下，即使我們分成兩項 變數，研究結果因只不過反映少數議員的特徵而已無法獲取適當的研究結果。因 此，除了 Gang of 45 研究以外，本論文用其他變數，探討美國參議員的對台態度。
二、現代化法案及 IOC 決議案的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單位是「現代化法案」及「ICAO 決議案」的提案者及付署者，本 論文之所以比較現代化法案與 ICAO 決議案的提案者以及附署者，是因為兩項提 案的提案者及附署者不一定具有一致性。具體來說，在 ICAO 決議案的 13 位議員 中，兩件提案共同的提案者與附署者 6 位而已，即親台議員的台灣支持度，對於 議題內容或提案類型頗為分歧。換言之，親台議員不見得積極支持所有台灣議題，
因此我們只要比較各項變數在兩者所佔的比重，就能掌握任何變數對於台灣軍事 議題具有影響力。
另外，我們分析上述研究對象時，必須關注一個問題：由於研究單位都只是 親台議員，即使一位議員不是現代化法案的提案者或附署者，也並不表示他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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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問題，本論文將研究對象議員分成四項類型：其一，「積極支持者」：
這是指：兩項提案的提案者與附署者；其二，「現代化法案支持者」；這是指：
現代化法案的提案者與附署者；其三，「IOC 決議案支持者」；這是指：IOC 決 議案的提案者與附署者；其四，「其他議員」，這是指：不成為兩個提案提案者 或附署者的議員。至於四項類型的台灣支持度，「其他議員」不是兩件法案的支 持者，因此台灣支持度在四項類型中最低。反過來說，除非一項變數對其他三個 類型的影響力比「其他議員」為高，否則該變數對研究對象議員不具影響力。換 言之，本論文認為，其他三個類型的變數在三個類型所佔的比重較「其他議員」
都更高，只有各項變數達成如此條件，才能推估它對美國議員具有影響力。
三、修正案 634 的研究方法
修正案 634 的表決記錄突顯，美國參議員對對台軍售的態度，即相對於共和 黨議員，民主黨議員對對台軍售議題的態度為較嚴厲。因此，加入 Gang of 45 行 列的民主黨議員多半也反對該法案。本論文認為，對於台灣議題，參議員贊成修 正案 634 的門檻較加入 Gang of 45 行列的為高，因此這些議員會反對修正案 634。
另外，這些議員的政治決策會受到「TAA 議題」的影響。從此角度來看，在 HR2838 審議過程，參議院 9 次實施記錄投票，其中包括修正案 634，各項修正案的政黨團 結率推移如下圖所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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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可以發現，民主黨議員的政黨團結率對於 HR.2838 修正案都極高，
可見對於 HR2836 修正案的表決，黨派變數對民主黨議員具有顯著影響力，共和黨 議員的政黨團結率則對於各項修正案有所分歧，因此黨派變數對共和黨議員的影 響力不見得高。然而，修正案 634 的政黨團結率則較其他修正案為高，可見共和 黨議員也會對於修正案 634 比較注重黨派變數。也就是說，對於修正案 634 的表 決，黨派變數會對兩黨議員具有影響力。然而，由於兩黨議員對於修正案 634 的 投票紀錄都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本論文無法分辨，兩黨議員決定修正案 634 的投 票時，比較重視其他因素還是黨內團結，並無法掌握同一政黨內的親台議員與其 他議員之間的對台態度差異。於是本論文之所以探討聚焦積極支持修正案 634 的 特定議員，是由於只有這些議員，根據黨派以外的變數，明顯地決定修正案的投 票行為。具體來說，研究單位之一是贊成「修正案 634」的 4 位民主黨議員。由於 這 4 位民主黨議員雖然都贊成修正案 634，但是對於其他表決，其投票行為與其他 民主黨議員完全具有一致性，可見對於修正案 634 的表決、4 位議員唯一根據黨派 變數以外的變數支持修正案 634。換言之，在民主黨議員中，4 位議員對台軍售議 題的支持度是最高，因此我只要分析各項變數對 4 位議員的影響力，就能掌握各 項變數對民主黨議員的作用差異。
來源：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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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連線成員，又是外交委員會成員，而且 Lockheed_Martin 公司將該議員提供諸多 政治捐款時，本論文就只能推估這些變數對該議員帶來正面影響，就無法推估哪 個變數比較可以影響該議員的對台態度。本論文透過明顯地論述特定議員的對台 態度，藉以試圖克服上述缺點。其實，既有實證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問題。Xie（2009 ，19-20）提到，用投票記錄的實驗研究有兩個缺點：其一，無法估計
53 Library of Congress, “CONCLUSION OF MORNING BUSIN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57”
op. cit., (November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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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議員對對象政治議題的偏好強度；其二，無法推量各位議員的「策略投票
（strategic voting）」：一位議員對於一個法案表決往往考慮選區利益、行政部或
（strategic voting）」：一位議員對於一個法案表決往往考慮選區利益、行政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