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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3 年制定了《戰爭權力法》之類的法案，並僱用了通曉外交政策的許多議員 助手，使國會主導的範圍延申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越戰後的外交相關研究都提到，
國會對總統外交政策的支持逐漸下降（Lindsay Ripley 1992，434），甚至「國會日 益積極介入美國外交決策程序，有效地發揮了對總統外交權利的監督和制衝作用」
（信强 2005，27）。換言之，美國國會對於外交政策也有相當的權限，總統在外 交政策方面，需要考慮國會立場，而且當國會通過與總統政策方針相反的法案時，
「能夠成功地迫行政部門遵從國會的意見」（信强 2005，226）。整體來說，美 國國會對於外交政策擁有與總統匹敵的力量。然而，外交領域的範圍廣大，國會 無法在所有的外交領域之上發揮力量。那麼，美國國會可以在哪些方面的外交領 域上發揮力量？ Lindsay 、Ripley （1992）首先將外交政策分成三種類型，其中 危機性政策領域基本上由總統來主導，而在戰略性政策領域，相對來說比危機性 政策領域容易受到國會的壓力。至於架構性（structural）政策，則由於各自政治行 為者的利害錯綜複雜，美國國會可以有較多著力點，積極地涉入外交議題。Ronser
（1995，11）也提到，對於經濟、國家安全等傳統外交領域，總統的權限與裁量 均較強，然而，國會對於人權等新外交領域可以發揮較多的權限與裁量。整體來 說，國際政治的情況、總統的支持率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總統和國會的權力關 係，而國會可發揮影響力的外交領域較為分歧。
第二節 美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對台灣的態度 一、美國行政部門的對台態度
美國於 1978 年決定和台灣斷交後，行政部門之所以傾向持續支持和中國的外 交關係，主要是考慮到，只要維持美中關係的穩定與發展，就可以獲得龐大的國 家利益。這當然影響美國總統對台灣的外交政策。Boardman、Xiaobu（199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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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性（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bility；IPS）；其二，國際經濟層面上，美國的 經濟利益（international economic opportunity；IEO）；其三，美國價值觀的傳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value；IPV）。根據這個模式，歷任總統通常於任期期間比 較重視美中關係，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力量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遠大於台
（1991-2008）》，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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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政府也在總統選舉期間，不但批評柯林頓政府的親中政策，同時也將 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實際上，小布希政權當時對中 國政府的態度嚴厲。譬如，2001 年 4 月發生的軍機擦撞事件造成中美關係的緊張。
實際上，小布希政府當時不但決定將台灣供給 8 艘柴油潛艦等多項武器，對台軍 售方式也有所改變，讓台灣可以隨時向美國提出軍購要求。也就是說，此軍售案 是 1992 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對台軍售案。此外，小布希總統也對美國媒體提 到，會全力捍衛台灣安全。
小布希政府對中國的嚴厲態度，於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恐怖事件後有所改變。
小布希政府不但在國家安全上，必須重視反恐怖政策，同時也在國際社會上，建 立反恐怖活動的包圍。美國只有和中國合作，才可能實現這樣的政策目標。因此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其後大幅改善，於此同時必然逐漸影響美台關係。譬如，陳水 扁政權於 2003 年雖然通過了公投法，美國國務院則提到，美國一面遵守台灣民主 化的發展，一面反對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的任何行為。小布希政府對台灣態度其後 逐漸變得更嚴厲。陳水扁總統 2004 年大選時，實施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公投，小布 希政府將則此倡議視為單方面地改變兩岸關係的行為，強烈反對。整體來說，即 使近年來歷任總統在執政初期都比較重視美台關係，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使得 美國國內外受制於中國的影響力增大，歷任美國總統在任期當中就不得不比較重 視美中關係。
二、美國立法部門的對台態度
美國立法部則持續支持台灣。實際上，許多中國學者分析美國國會議員對國 會提出的提案性質，研究結果都發現，美國國會對台態度持續友好（張光、習大 明 2007；陳炯 邢悅 2006；李莉 2009：86-107）。譬如， 張光、習大明（2007，
23）分析 1977 年-2006 年期間 240 餘件有關台灣的提案後發現：這些提案不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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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美中關係具有密切的關係。林品貝（2010，15-16）分析 1991 至 2008 年間 美國國會對台提案後也發現，許多對台提案不僅涉及中國問題，而且對中提案也 涉及台灣問題，因而「區分中國法案與台灣法案最為困難」。換言之，美國議員 的對中態度與對台態度互相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