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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參議員對於台灣議題的的重要性
既有研究的研究單位基本上是眾議員，本論文的研究單位則就是美國參議員，
其原因主要是參議員對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的態度突顯，美國政治對中國及對台 灣的態度變化。由於參與院與眾議院的設計理念及制度結構不同，往往兩院對於 外交領域做出不同的政治決策，台灣議題也不例外。簡單而言，參議員的台灣支 持度大致低於眾議員。從此角度來看，諸多美國參議員在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中 與眾議員一樣，支持對台軍售議題，顯示美國參議院的對台態度發生變化，進而 基於台灣議題與美中關係的互相作用，美國參議院的對中態度也會發生變化。根 據上述理由，我們必須探討聚焦 2011 年軍售議題。
根據上述論點，本節論述兩院的設計理念及制度結構差異對兩院議員對於外 交領域政治決策的影響力以及美國參議員的對台態度，藉以瞭解本論文為何探討 聚焦參議員對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的態度。
一、參議員對於外交領域的基本態度
參議院和眾議院雖然在美國憲法制度之上擁有平等地位，但兩院之間的制度 結構有很大的差異。美國眾議院的最大目的是通過直接選舉，掌握民眾的意向與 需求，藉以以從事政治活動來保障民眾的利益與權利，因此美國眾議員的任期既 短，選區也小，眾議院之所以擁有「財政權」，是因為徵稅與撥款等財政權的行 使不僅牽涉到民眾生活，其源泉也是人民的稅金，因而只有人民直接選擇的眾議 員，才可以行使其特權，因此只有眾議員，才可以提出徵稅法案及年度綜合撥款 法案。基於上述政治制度，美國建立可易反映民意的政治體制。
然而，如此政治體制具有陷入民粹政治的危險性，於是，美國建國者建立由
「少數精英」組成的參議員來監督眾議員的政治體制。因此參議員任期既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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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體及政治穩定性的觀點，往往做出關於外交領域的政治決策。9Xie（2009，17）認為，這使得參議員政治決策具有抑制性、平衡性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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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參議院則由於該法案對中美軍事關係造成負面影響而擱置下來了，換言之，
兩院制衡系統在對台提案審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議員的上述對台態度符合既有「實證研究」的研究結果。林品貝（2010）
及關弘昌（2014）都用與上述有關眾議員研究相同的研究方法，探討參議員的對 台態度，兩項研究共同發現兩個：其一，意識形態為較保守的共和黨議員比較傾 向支持台灣；其二，分立政府變數不影響參議員的對台態度：林品貝（2010）提 到，其原因主要是相對於眾議員，參議員因不受到連任壓力而不需要利用法案，
對總統施壓，因此美國參議員的對台態度對於一致性政府與分立政府不發生顯著 差異。另外，關弘昌（2014 ，20）發現，不管對台灣出口總額或對中國出口總額，
選區經濟變數都不影響參議員的對台態度，並而，相對於政治上敏感的「政治議 題」法案類型，參議議員比較傾向支持其他法案類型，可見參議員對台灣議題具 有慎重態度。
整體來說，兩個研究發現，不管民主黨議員或共和黨議員，與美國眾議員一 樣，意識形態變數與黨派變數對美國參議員的影響力較高，其他變數則對參議員 的影響力小於眾議員，反映參議員對於外交領域決策的上述性質。譬如，參議員 對政治上敏感「政治議題」法案的支持度低於其他法案類型，顯示參議員對台灣 議題的慎重態度，參議員由於連任壓力較低而不見得對選民需要強調政績，因此
「選區經濟」，「分立政治」兩項變數也不影響參議員的對台態度，也就是說，
兩項研究結果，參議員對對於外交領域的態度。
從此角度來看，參議員對於 2011 年對台軍事議題的對台態度之所以具有重要 性，是因為眾議員一樣，許多參議員積極支持出售 F-16C/D 型戰機給台灣。實際 上，參議員對中國軍事問題或台灣軍事問題的態度不見得比眾議員嚴厲。譬如，
李莉（2009，67-68）的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參議院提出的中國軍事相關議案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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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見參議員對於美台軍事議題與行政部門一樣，較注重美中關係的穩定性。
然而，許多美國參議員對於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積極支持出售 F-16C/D 型戰機 給台灣，對行政部施壓。根據參議員的上述對台態度，參議員對於 2011 年對台軍 售如此態度闡明，參議員不僅會改變對台態度，而且參議員對台態度變化之所以 給美台中的三方關係帶來極大影響，是因為當連美國參與院都支持台灣時，行政 部門與立法部門對於台灣議題的對立變得嚴重，三方關係不可能維持穩定性，因 此我們必須探討，對於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美國參議員根據任何因素，做出政 治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