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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親台議員的對台態度具有五個特徵：其一，其選區州的中國貿易 不盛行；其二，民主黨議員對選區經濟利益（中國貿易收支變數及國防變數）較 為敏感；其三，意識形態為較保守的共和黨議員比較傾向支持台灣；其四，美國 共和黨議員只要有支持台灣的誘因或動機，就能較易支持台灣；其五，無論民主 黨或共和黨，台灣連線變數對美國參議員都具有顯著影響力。根據上述論點，本 論文接著檢驗各項變數對「現代化法案支持者」及「IOC 決議案支持者」的影響 力。
第二節 各項變數對「現代化法案支持者」及「IOC 決議案支 持者」的影響力
其次，本論文檢驗各項變數對現代化法案支持者及 IOC 支持者的影響力。本 節論文以除了「意識形態變數」、「貿易變數」以外的其他變數探討此主題，三 個類型的各項變數數值如下表所呈示。
根據上圖，可以發現，無論任何類型，外交委員會變數與 ACU 變數對親台議 員都具有顯著影響力，國防變數則對親台議員沒具影響力，大致符合與 Kastner、
Grob（2009）的有關台灣連線研究結果。換言之，無論參議院或眾議院，台灣連 線成員支持台灣的原因有所具有共通性。另外，ACU 變數對 IOC 支持者具有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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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並而軍事委員會與貿易收支變數對 IOC 支持者唯一能發揮影響力。在 三項類型中，美國參議員成為「IOC 決議案支持者」的門檻為最低，換言之，當 支持台灣的門檻變得較高，即使親台議員多半具有支持台灣的誘因或動機也不積 極支持台灣，因此親台議員的台灣支持度不見得高。另外，台灣連線變數唯一可 以給「積極支持者」發揮影響力。在三項類型當中，美國參議員成為「積極支持 者」的門檻為最高，換言之，即使親台議員多半因對台灣議題有興趣而加入台灣 連線行列，其興趣對親台議員的影響力有限，因此台灣連線只有「積極支持者」，
明顯地發揮影響力。
整體而言
，
首先，根據 Gang of 45 議員的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親台議員選 區州的中國貿易不盛行。本論文認爲，原因主要是中國貿易對美國地域經濟的影 響力具有複雜性。譬如，由於美國零售業者由從中國進口規模擴大來享受龐大利 益，因此 Walmart 等零售大企業都支持有關美中貿易自由化法案（李曉崗，2005）。這之所以顯示 Gang of 45 選區州的中國貿易不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當一位參 議員選區州建立與中國比較密切的關係時，該州參議員的有關中國領域政治決策，
給當地經濟帶來影響而必然引起爭論，因此其決策會是該州參議員連任帶來負面 影響。譬如，當某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支持對台軍售議題時，該州美中經貿關係帶 來負面影響而有所失去州內工商集團的支持。在這樣狀況下，該州議員對於對台 軍售議題的最合理態度是盡不涉及那種議題。反過來說，當某一位參議員選區州 的美中經貿關係不盛行時，就不會發生這樣風險，因此其議員比較容易表明台灣 支持。譬如，選區在南部的美國議員在台灣連線所佔的比重較高。張光，習大明
（2009a）提到，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美國南部對中出口規模較其他地域為小，不發 生美中經貿關係之間的利害關係，因此該州議員比較容易根據保守的意識形態，
加入台灣連線行列。實際上，中國貿易變數對樣本最多的 Gang of 45 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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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條件，共和黨議員原本對台灣軍事議題的支持度較高，因而只要具 有支持台灣的誘因或動機就能容易支持台灣，因此各項變數對 Gang of 45 共和黨 議員的影響力較大。民主黨議員則原本對台灣軍事議題的支持度較低，因此，相 對於共和黨議員，各項變數對 Gang of 45 民主黨議員的影響力較低。反過來說，
中國貿易收支變數給製造業等美國地域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國防變數也可以對美 國參議員直接地帶來經濟利益，因此兩項變數會對 Gang of 45 民主黨議員帶來正 面影響。換言之，民主黨議員做出關於台灣軍事議題的政治決策時，比較重視實 際的經濟利益。另外，台灣連線變數對兩黨議員的影響力較高，可見台灣連線成 員比較傾向支持台灣。
其次，根據上述解釋，現代化法案及 IOC 決議案的研究結果具有兩個重點。
其一，親台議員的台灣支持度不見得高：對於三個研究對象，親台議員支持台灣 的門檻與這些議員的台灣支持度互相作用，即門檻越高，支持度越低，可見親台 議員的台灣支持度不見得高；其二，親台議員積極支持台灣的原因不是對台灣本 身有興趣：台灣連線變數對 Gang of 45 議員與「積極支持者」具有顯著影響力，
對其他類型則沒有影響力。換言之，該變數只有台灣支持門檻為最高及最低的台 灣議題，明顯地發揮顯著影響力。也就是說，不但諸多美國參議員對台灣有興趣，
而且其興趣可以對這些議員對台態度帶來正面影響，因此台灣連線成員在 Gang of 45 所佔的比重極高。然而，除了一些議員以外，其興趣對這些議員的影響力有限。
因此台灣連線變數在「IOC 決議支持者」及「現代化支持者」兩項類型所佔的比 重較低。
整體而言，本論文發現：美國參議員的台灣支持度不高，因為這些親台議員 的台灣支持度都不高，其他「一般議員」的台灣支持度怎麼高？另外，對台灣的 興趣對多數議員而言不見得是支持台灣的原因。這闡明，Menedez 議員與 Cornyn 議員的兩位「國會外交企業家」之所以可以 2011 年對台軍售議題上發揮強力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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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力，是因為多數議員對台灣的興趣與支持度不高，因而做出與台灣議題有關的 政治決策時，受到台灣議題的特定「專業戶」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