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念 -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在本節針對「環境態度」、「社區依附」與「政治生態學」進行較為詳盡的討論。「環境態度」與「社區依附」在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的文獻中有不少的討論，

本研究也將此兩個特徵列入問卷中的個人屬性之中，討論不同屬性與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的關連 ¹；本研究也希望以政治生態學的角度分析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因此，也針對「政治生態學」的發展脈絡、研究主題進行回顧，而在與本研究有關的保護區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也有較多的討論。

(1) 環境態度

態度指的是對於一些事物或現象的正負面評斷 (Heidmets and Raudsepp, 2001)，其包含了情感的 (affective)、行為的 (behavioral) 與認知的 (cognitive) 三個面向 (Baron and Byrne, 2000)。環境態度指的是人們對於自然特徵的態度或關懷 (Bonaito et al., 2002: 632)。

長久以來，環境心理學有一個很長的傳統，在於討論環境態度或識覺的影響因子 (Brody et al., 2004: 230)。許多的討論著重於個人人口統計因素與環境態度的關連。大致而言，居住於都市，教育程度較高，並傾向支持自由政治意識的年輕人，擁有較高的環境關懷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371-372)。然而，地理因素對於環境態度的影響，逐漸受到心理學界與地理學界的重視。心理學家很早就發現都市與鄉村居民的環境態度差異。理論上，都市居民較鄉村居民擁有較高的環境意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都市居民更容易與環境退化接觸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372)，也有一些研究證實這樣的說法 (Arcury and christianson, 1990; Howell and Laska, 1992)。不過，這樣的說法受到一些挑戰，若將環境意識視為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鄉村居民反而比都市居民更為關心地方環境事務 (Foster and McBeth, 1994; Brody et al., 2004)。除了城鄉之間的差異，居住地點 (距離、接近性) 的差異對於環境態度的影響，也有不少的討論 (Bonaiuto et al., 2002;

Brody et al., 2004; Larson and Santelmann, 2007)。

30 年來，最為廣泛使用的環境態度指標是「新環境典範」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簡稱 NEP scale)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它是一個一般性的環境態度指標 (泛環境態度)，而非針對特定的價值觀 (Schultz and Zelezny, 1999)。隨著環境問題日漸受到重視，新環境典範也顯示了人們對於環境愈來愈關心 (Dunlap et al., 2000)。新環境典範共有 12 題，包含「自然的平衡」 (balance of nature) 、「成長的極限」 (limits to growth) 與「反人類中心論」 (antianthropocentrism) 三個面向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為了跟上時代變遷，Dunlap 等人 (2000) 更新此指標，稱為「新生態典範」(New Ecological

1 在本研究中，將受訪者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時間等，稱為「人口統計變數」

或「人口統計特徵」，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度三者合稱受訪者的「個人屬性」。

Paradigm)，修改處包含增加「拒絕人類除外主義」(the 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 與「生態危機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crisis) 兩個面向，擴增至 15 題，

並加入了正向、負向的說法以及修改過時詞彙 (表 1-3-1)。

表1-2-1、新生態典範量表

變項面向

1.世界的人口已經逼近地球可容納的極限。成長極限的現實 2.人類有權為了自己的需求而改變自然。反人類中心論 3.人類妨礙自然常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4.人類的智慧可以確保地球可以持續居住。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5.人類已經嚴重破壞自然。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6.人類擁有許多自然資源，只要人類知道如何發展它。成長極限的現實

7.動植物和人類一樣擁有生存權。反人類中心論

8.自然的平衡強到足以應付現在工業國家的衝擊。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9.儘管人類擁有特殊的能力，仍會受限於自然的法則。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10.人類面臨所謂的「生態危機」是誇大的說法。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11.地球像是一艘太空船，空間與資源是有限的。成長極限的現實 12.人類控制剩下的自然是天生注定的。反人類中心論 13.自然的平衡是非常的脆弱且容易受到干擾。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14.人類最終將充分瞭解自然的運作機制並控制它。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15.如果現況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將很快體會到重大的

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資料來源：Dunlap et al. (2000: 433)

註：(1) 單數題為正向問項，偶數題為負向問項；(2) 新環境典範 (NEP) 與新生態典範 (revised NEP) 在兩個面向的用語上稍有出入，包括：「自然的平衡」 (NEP) 改稱「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revised NEP)、「成長的極限」 (NEP) 改稱「成長極限的現實」 (revised NEP)。

不少研究透過新環境典範量表進行多國的比較，瞭解不同文化之下的環境環境態度或環境信仰結構。Bechtel 等人 (2006) 進行美國、日本、墨西哥與秘魯的比較，這四國在平均分數上差異不大，但是不同文化下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

是所謂的的環境信仰結構並不相同，美國的樣本顯示的是一個二元化的認知，亦即非人類中心主義就是生態中心主義，然而其他國家則是同時具有人類中心思想與生態中心思想的情形 (也可參考 Bechtel, 1999 針對美國、巴西與墨西哥的同類型研究)。類似的研究如 Vikan 等人 (2007) 則是進行巴西與挪威的比較，認為巴西人在量表的總分上比挪威人高一些，原因也可能是因為兩地居民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認知不同。

在過去研究中，新環境典範被當作是環境態度 (或環境關懷) 的指標，用來瞭解居民的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係 (Carrus et al., 2005)，或是瞭解民眾的環境態度與對於都市綠地看法間的關連性 (Balram and Dragićević, 2005)。

雖然新環境典範被廣為使用，但也有其缺點，如並未討論形成環境態度過程中的社會－心理變項 (Dietz et al., 1998: 453; Bonaiuto et al., 2002: 633)，而且許多研究均顯示新環境典範與行為之間的關連並不高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國內關於新生態典範或新環境典範的研究，很多討論環境態度與環境行為之間的關連性 (如劉俊昌、陳曉菁，2002；顏如君，2003；蔡志弘，2005)，也有分析教師的環境態度及其與人口統計變數之間的關連性 (如李杰沛，1999)，另外，有別於多數的量化研究，王少泉 (1999) 則透過訪談，分析台灣環境教育專業人士對於新生態典範內涵的看法。而與生態保育較為相關的研究，則有盧泰豐 (2006) 以澎湖的高中職生為對象，討論新生態典範與綠蠵龜保育之間的關連性，及兩者與社經背景之間的相關，以及丁馨芝 (2007) 以高美濕地的遊客為對象，討論遊客的環境態度與環境行為、對於保護區經營管理看法之間的關連。

經過以上的回顧，得知國內的討論較少觸及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連性，丁馨芝 (2007) 為少數的例外，而她的研究也是針對遊客，而非本研究的在地居民。因此，本文應是目前國內少數探究在地居民的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看法之間關連性的研究。

(2) 社區依附

依附 (attachment) 的研究，主要來自環境心理學與人文地理學。最早期的依附研究，可以追溯自人文地理學者如Tuan (1974)、Relph (1976) 等作品，人文地理學者大多使用「地方感」這個詞彙，來解釋對於特定場景的正面認知，讓人們可以獲得對於地方的歸屬感，而使他們的生活產生意義 (Brehm, 2007: 478)。然而，在研究取向上，至少可以區分為現象學的或是實證的兩種取向 (Lalli, 1992)，

不同學科對於依附也使用不同的詞彙，要整理出一個有共同的定義並不容易 (Stedman, 2002)。

首先，「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是一個討論人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切入面向。地方依附是：「個人或群體與特定地域之間，意義、信仰、特徵、價值與感覺的合體」(Williams and Stewart, 1998: 19，引用自 Payton et al., 2005: 513)。

地方依附可由分為兩個面向來討論：地方依賴 (功能性的依附) 與地方認同 (情

感的依附) (Williams and Vaske, 2003)。地方依賴指的是地方提供特徵或情況滿足人類特殊目的或需求的活動的重要性；地方認同則是指出地方做為提供人們生活上的意義之重要性 (Williams and Vaske, 2003: 831)。過去研究指出地方依附與涉入環境經營管理、環境行為之間的關連性，依附程度愈強者，愈有意願涉入環境經營管理，或進行對於環境負責任的行為 (Vaske and Kobrin, 2001; Payton et al., 2005; 林裕強，2006)。

而由地理的面向來說，一個人可以對特定的地理場所 (locale) 產生連結 (Hay, 1998)，不過值得注意的是，Cuba 與 Hummon (1993) 透過住宅、社區與區域等不同空間尺度的比較，認為不同尺度的依附內容並不相同。多數的文獻以社區作為一個適當的空間單元，也就是所謂的「社區依附」的討論。社區依附的研究來自社會學對於「現在社會下社區是否存在」的辯論，經過實證發現，對於社區情感的投入，來自於涉入社區人際網絡的多寡，換言之，社區依附是長時間的人際互動與地方社會網絡下所構築的社會凝聚產物 (Hummon, 1992; Brehm et al., 2006: 145)。由於社區依附的討論相當複雜，Hummon (1992) 提出社區依附應該與社區滿意度、社區認同一起做為社區感 (community sentiment) 的一環。在 Hummon 的看法中，社區依附指的是居民對於地方的情感投入，主要跟居民在地方的社會關係有關；社區滿意度就是居民對於其居住地點的滿意度；社區認同則是地方作為其個人認同或社會意義的情況。

社區依附的文獻也探究社區依附強度的影響因素。最早將社區依附透過實證的方法進行系統性檢驗的是Kasarda 與 Janowitz (1974) 的研究，結果發現形塑社區中社會網絡所形成的認同－也就是社區依附－與居住時間長短最有關係，社會地位與年齡則是次要有關的因子。居住時間愈長，社會階級愈高，年齡愈大，則社區依附也愈強，愈不願意離開現居地，並愈有意願參與地方事務 (Goudy, 1990:

189)。

社區依附作為一個分析人們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研究，包含了人與地方兩者。然而，如上所述，社區依附的討論多著重於社會面向，對於地方 (環境) 的討論相當的缺乏。Hummon (1992: 262) 認為社區依附除了與個人涉入地方的社會關係最有關之外，也與人們是否認為建成環境是令人喜愛的有所關連。同樣地，Stedman (2003) 的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運算三個模式的結果，包含地景元素作為某種意義，回饋到地方依附與地方滿意度的「意義媒介模式」(meaning-mediated model) 是唯一被接受的模式，因而證實了地方感與物理環境之間的關係。Brehm 和她的同事的一系列的研究 (Brehm et al., 2004 & 2006; Brehm, 2007) 透過統計分析與質性調查方法，說明出社區依附應該包含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而兩個不同面向的社區依附分別是預測地方文

在文檔中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頁 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