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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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第三十八屆碩士論文.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度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指導教授：許嘉恩博士研究生：洪立三. 民國九十八年六月. I.

(2)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研究所別：地理系研究所碩士班論文名稱：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度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指導教授：許嘉恩博士研究生：洪立三論文內容：共一冊，文約六萬五千字，分六章二十一節，並以八八九字扼要說明。摘要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為個案，透過質性與量化的方式，討論居民對於一個位於鄉村—都市交界帶的保護區之看法。本研究認為，關渡平原是一個鄉村—都市交界帶，關渡自然公園是一個地處交界帶的保護區。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在地居民人口統計特徵與對於公園看法之間的關連性，並特別凸顯居民的社區依附與環境態度與對公園看法之間的連結；在質性的部分，則是認為居民對於「資源」與「地方」的態度，影響到他們對於關渡地區，以及關渡平原脈絡下之自然公園的看法。問卷調查結果，在地居民相當肯定自然公園的環境教育、保育、休閒功能，但對於公園帶來的經濟衝擊看法較為分歧。在公園經營管理方面，民眾並不認為社區組織是公園最佳管理單位，但認為公園的經營管理需要有在地居民的意見；公園與居民的互動也顯得較為缺乏，不少民眾並不曉得公園針對在地居民所實施的政策，特別是年輕族群。本研究也指出，在個人社經背景之外，環境態度與社區依附兩者也是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重要屬性，在後續相關研究中，此兩項需要納入考量。再者，透過訪談，本研究亦指出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受到他們對於「資源」(包括錢、生物多樣性資源、景觀資源) 與「地方」的看法所影響。首先，在資源的部分，若是從公園作為一種政治資源的角度來看，公園的存在影響到地方政治的運作，包括社區的領導人與公園的經營者、北市府之間，在金錢回饋上的認知不同，以及強化社區—公園關係所可能帶來的政績與選票考量。在生物多樣性資源的部分，紅樹林的議題與候鳥保護的議題都與生物多樣性定義的多元性有關，進而造成保育與資源利用之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生物多樣性不同定義背後所代表的受益尺度，更是涉及尺度的社會建構議題。從景觀資源的角度而言，有別於傳統對於自然資源的製造，新進居民，以及宣傳關渡美景的住商，都是在「消費」關渡的美麗地景。再者，若從「地方」的角度來看，受到關渡自然環境吸引而來的新進居民，對於關渡的認同來自於當地的自然環境，關渡自然公園也被他們認為是關渡「自然」的一環；世居居民則是認為關渡自然公園保留了關渡平原過去的地景，或是一個回味幼時生活方式之處，兩群人對於公園的情感依附是不同的。 II.

(3) 關鍵詞：關渡自然公園、保護區、環境態度、社區依附、政治生態學、鄉村—都市交界帶. III.

(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Geography Master Thesis Thesis Title: Local attitudes toward Guandu Nature Park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ark Adviser: Jia-En Sheu Student: Li-San Hung Abstract Us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study takes Guandu Nature Park and its neighbor communities as a case study area, and analyses local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Guandu Nature Park.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Guandu Plain is a rural-urban interface, and Guandu Nature Park is a protected area within the interface. First, this study use questionnaires to understand local people’s perceptions toward this protected area. Besides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this study considers community attachment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as two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attitudes. Second,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resources”, and have different sense of place, thus result in varied perceptions toward the Guandu Plain, and the Guandu Nature Park within the Plain.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most local people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parks’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leisure functions, but the attitudes toward park’s economic impact are more complicated. Residents do not think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s a proper management unit for managing Guandu Nature Park, but local peoples’ opin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Besides, it seem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park is not strong, resulting in many resident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do not know the policy that they can go into the park without fee.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environment concer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protected area. Through discursive analysi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new comers and old timer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resource and sense of place (or “place”), thus result in varied attitudes toward the Guandu Plain and the Guandu Nature Park. As for resource, we mean money, biodiversity resources and landscape resources. As for place, we find out that new comers’ attachments comes IV.

(5) from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because the park is considered as one kind of “nautre”, residents, especially new comers,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Guandu Nature Park. However, old timers think that the park preserve pass landscapes or pass life styles. That is, old timers and new comers have different sense of place. Keywords: Guandu Nature Park, protected area, community attachment, environmental concern, political ecology, rural-urban interface.. V.

(6) 目次第一章序論 1.1 1.2 1.3 1.4 1.5.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研究概念……………………………………………………………….4 研究架構……………………………………………………………….11 研究區……………………………………………………………….....12 研究流程……………………………………………………………….16. 第二章研究方法 2.1 問卷調查……………………………………………………………….17 2.2 訪談…………………………………………………………………….23 2.3 質與量的結合………………………………………………………….25. 第三章社區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 3.1 受訪者的個人屬性分析………………………………………………..26 3.2 社區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33 3.3 受訪者屬性與看法之交叉分析………………………………………..36 3.4 小結與討論……………………………………………………………..46. 第四章社區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 4.1 社區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49 4.2 受訪者屬性與看法之交叉分析……………………………………….51. 4.3 小結與討論…………………………………………………………….57. 第五章關渡自然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5.1 關渡在地社區的人口組成………………………….…………….…..60 5.2 在地居民、社區領導人物對於公園的看法…………………………63 5.3 討論………………………………………………………………..…..70. 第六章結論 6.1 研究結果………………………………………………………………74 6.2 研究貢獻…………………………………………………………....….75 6.3 結語……………………………………………………………….……75. 引用文獻 …………………………………………………………77 附錄 ………………………………………………………………86 VI.

(7) 圖次圖 1-3-1、研究架構………………………………………………………… 圖 1-4-1、研究區域圖……………………………………………………… 圖 1-4-2、公園周遭三里人口變化趨勢圖………………………………….. 圖 1-5-1、研究流程………………………………………………………….. 圖 5-2-1、關渡自然公園自然中心解說候鳥遷徙的看板………………… 圖 5.2.2、關渡自然公園自然中心解說候鳥遷徙的看板(局部放大)……... VII. 11 15 15 16 66 66.

(8) 表次表 1-2-1、新生態典範量表…………………………………..……………. 表 1-2-2、政治生態學的四個研究主題……………………………………. 表 1-2-3、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受益尺度……………………..…………. 表 2-1-1、問卷變項設計的資料來源或理念…………………..…………. 表 2-1-2、社區依附變項之選擇……………………………………………. 表 2-1-3、新生態典範量表之選擇…………………………………………. 表 2-1-4、關渡里與一德里所需最低問卷量………………………………. 表 2-2-1、受訪者一覽………………………………………………………. 表 3-1-1、受訪者的社經背景………………………………………………. 表 3-1-2、社區依附的因素負荷值…………………………………………. 表 3-1-3、環境態度的分組…………………………………………………. 表 3-1-4、受訪者基本數性的交叉比對……………………………………. 表 3-1-5、年齡與個人屬性之交叉分析……………………………………. 表 3-1-6、居住時間長短與個人屬性之交叉分析…………………………. 表 3-1-7、社區依附與個人屬性之交叉分析………………………………. 表 3-1-8、環境態度與個人屬性之交叉分析………………………………. 表 3-2-1、社區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 表 3-2-2、個人經濟狀況受關渡自然公園設立的影響比較………………. 表 3-3-1、受訪者屬性與對於自然公園看法的卡方檢定與變異數分析……….. 表 3-3-2、年齡與對於自然公園態度的交叉分析………………………… 表 3-3-3、教育程度與對於自然公園態度的交叉分析……………………. 表 3-3-4、居住時間長短與對於自然公園態度的交叉分析………………. 表 3-3-5、社區依附與對保護區態度之交叉分析………………………… 表 3-3-6、居住里別與對於自然公園看法之交叉分析……………………. 表 4-3-7、環境態度與對於自然公園態度之事後比較……………………. 表 4-1-1、社區居民對於公園最佳管理單位的看法………………………. 表 4-1-2、社區居民對於社區參與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 表 4-1-3、社區居民對於公園管理單位與民眾互動滿意度的看法……… 表 4-1-4、社區居民瞭解免費入園政策的情況……………………………. 表 4-1-5、社區居民願意提供建議給主管單位參考的情況……………… 表 4-2-1、受訪者屬性與對於公園經營管理看法的交叉分析…………… 表 4-2-2、個人屬性與公園最佳管理單位之交叉分析…………………… 表 4-2-3、個人屬性與社區參與經營管理的交叉分析……………………. 表 4-2-4、個人屬性與公園－居民互動滿意度的交叉分析……………… 表 4-2-5、環境態度與公園－居民互動滿意度的平均數檢定…………… 表 4-2-6、個人屬性與瞭解入園政策情況的交叉分析…………………….. VIII. 5 9 10 18 20 21 22 24 27 29 29 30 31 31 32 33 34 36 37 38 40 42 43 44 45 49 50 50 50 51 52 52 53 54 54 55.

(9) 表 4-2-7、個人屬性與提供建議意願之卡方檢定…………………………. 56 表 4-2-8、環境態度組與提供建議意願之平均數檢定…………………….. 56. IX.

(10) 第一章序論 1.1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對於保護區 (protected area) 的定義為：「一個為了特定保育目的而設定、管制或管理的地理區域」。隨著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從 19 世紀開始，由英美兩國所領導，展開了以設立保護區作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運動。保護的活動與保護區密不可分，因為保護區可以使棲地遠離破壞，保留殘存的自然系統 (Pullin, 2002: 150)。事實上，保護區也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禁止了棲地破壞、過度擷取資源、污染與非本土種等保育上的主要威脅 (Sekhar, 2003: 339; Possingham et al., 2006: 509)。保護區 (自然資源) 經營管理體系，從過去由上而下、科學管理、菁英為基礎的方式，轉變成為由下而上、參與式的保育方式，特別是社區保育的形式，是學術界廣為接受的共識。許多的研究透過問卷或是質性的研究方法，瞭解民眾 (特別是地方居民) 對於保護區或是保護區實施社區保育政策的看法 (Mehta and Kellert, 1998; Trakolis, 2001a & 2001b; Walpole and Goodwin, 2001; Sekhar, 2003; Cihar and Stankova, 2006; Xu et al., 2006)。確保民眾對於保護區的支持是生物多樣性保育重要的一環 (Walpole and Goodwin, 2001: 160)，瞭解地方民眾對於保護區的看法，才會有適當的保護區政策 (Cihar and Stankova, 2006: 273)。透過問卷調查，研究者希望以量化的方式，瞭解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如 Xu 等人 (2006 :363) 指出，保護區對於居民的損失或好處、依賴地方資源的情況，以及對於保護區經營管理的知識，皆是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識覺的因素。一些研究認為，確保地方民眾從社區保育政策中獲得經濟上的支持，是民眾持續參與社區保育的關鍵 (Songorwa, 1999; Mehta and Heinen, 2001; Lepp and Holland, 2006: 611)。地方民眾參與社區保育或社區環境計畫意願 (the Willingness-to-participate) 的影響因素，則是另一個受到關注的主題 (Zanetell and Knuth, 2004; El-zein et al., 2006)。舉例來說，Zanetell 與 Knuth (2004) 在委內瑞拉的漁業社區的研究結果發現，地方感與對於漁業的依賴程度兩者，是影響居民參與社區保育政策的主要影響因素。心理學家們則關注於影響民眾支持保護區態度的因素。瞭解驅動人們支持或反對保護區的心理過程是環境－行為研究討論的議題 (Carrus et al., 2005: 238)。除了討論人口統計特徵對於態度的影響之外，一些富含地理意味的因素，如居住地點對於態度的影響、不同區域認同或地方依附造成在態度的差異，也在民眾對於保護區態度的影響因素中，逐漸受到重視。Bonaiuto 等人 (2002) 討論地方依附、區域認同與在地/非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的關係；Carrus 等人 1.

(11) (2005) 則是討論環境態度、區域認同與民眾支持保護區態度的關係。結果發現，在地居民有較高的地方依附與區域認同，但是對於保護區持負面的態度 (Bonaiuto et al., 2002)；或正向的環境態度與較高的區域認同是預測民眾支持保護區的兩項主因 (Carrus et al., 2005)。除了透過量化方式討論居民對於保護區的態度以外，過去一些研究也經由訪談，以質性的方法瞭解居民對於保護區或是保護區政策的態度。如 Méndez-Contreras 等人 (2008) 指出，墨西哥 Ría Celestún 生物圈保留區 (Biosphere Reserve) 在保護區的目標與政策施行的範圍上與在地居民缺少溝通，經營管理過程也缺乏社區參與，保護區限制自然資源的開發卻欠缺可替代的經濟活動，使得居民與保護區之間有潛在的衝突。又如 Lepp 與 Holland (2006) 在烏干達一個曾經先後參與過國家領導的保育計畫與社區保育計畫之聚落進行研究，瞭解居民對於兩種計畫的態度，結果發現社區保育計畫讓居民對於保育有較正向的態度，相對地缺乏社區參與的國家領導保育計畫則並非如此。雖然有研究透過訪談瞭解居民的看法，但更多的質性研究希望瞭解的主題，是保護區與人民之間的爭議或衝突其背後代表的意義，或是可能的原因，這是許多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 研究有興趣的議題。如 Zingerli (2005) 在越南的研究指出，國際的保育論述與國家的利益結合，使得保護區內在地居民的資源利用受到限制，背後顯示的是權力的不平等。Sundberg (2003) 同樣指出權力運作的議題，在瓜地馬拉瑪雅生物圈保留區 (Maya Biosphere Reserve)，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 在此提倡保育的論述，在地居民為了迎合此權力的結構與價值，而再現他們與自然的關係。林益仁 (2004) 認為，馬告國家公園設立的爭議，事實上是因為不同權益關係人 (伐林派、保存派、在地原住民) 對於「什麼是森林」沒有共同的看法。不同的社群 (權益關係人) 建構出不同的「森林」論述，並彼此競爭。關於上述，本文想指出的是，有別於量化研究希望找出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變項之間的關連性，質性研究則是提供一個不一樣的視角，透過受訪者的說法，或是次級資料的分析，解釋居民與保護區之間衝突或爭議的原因。透過上述的文獻回顧，可發現欲討論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質性與量化的方式都是可行的研究方法。一些量化研究企圖瞭解依附、認同、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之間的關連；質性研究雖然也討論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但也有研究著重討論保護區與人民衝突或爭議之背後原因，而這是許多政治生態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然而，近期社區依附研究的進展，讓我們必須更進一步審視居民的依附與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連性。在過去，社區依附所指涉的大多為社會面，即透過長時間的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社會凝聚 (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 Goudy, 1990; Brehm et al., 2004)，但近期的研究陸續指明，社區依附應該要包含居民對於自然特徵的情感依附，換言之，社區依附應包含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兩者 (Clark and Stein, 2003; Stedman, 2003; Brehm et al., 2004 & 2006; Brehm, 2007)。社區依附不 2.

(12) 同面向與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連為何，是一個值得討論的議題。為了要瞭解不同面向社區依附與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連性，本研究選擇關渡自然公園與其周遭的里作為研究區域。位於台北市北投區的關渡自然公園，由其所在位置可認定它是一個都市的保護區 (兼具都市公園綠地性質)，但本研究更認為其是一個位於具有鄉村與都市交界帶 (rural-urban interface) 性質區域內的保護區。交界帶是指新進居民與世居居民混雜，鄉村的「自然」特徵與都市的生活方式、工商業發展導向之糾結，以及地方與認同不斷變化的區域 (Masuda and Garvin, 2008)。關渡自然公園所座落的關渡平原，即擁有如此的特徵，近二、三十年來，關渡地區進駐了許多外來居民。過去研究指出，外來居民與世居居民對於社區的依附來源並不相同，外來的新進居民重視社區的自然特徵，而產生自然面向社區依附；世居居民的社區依附則來自於長時間涉入在地社會網絡所產生的社會面向社區依附 (Brehm et al., 2004 & 2006, Brehm et al., 2007)。因此，討論不同面向社區依附與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的關連性，關渡地區是個適合的地點。除了將社區依附作為考慮的變項，本研究也參考過去居民對於保護區或都市綠地的問卷調查，加入人口統計變數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cs; 如性別、年齡、職業、教育程度、居住時間長短) 與環境態度作為探討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影響因素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Carrus et al., 2005; Balram and Dragićević, 2005)。此外，做為交界帶區域內的關渡自然公園，也適合透過政治生態學的角度，以質性的方式解釋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背後因素。Watts 與 Peet (2004: 15) 認為，透過論述分析，討論 Blaikie 與 Brookfield (1987) 所指出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在識覺與定義上的多元性，是 1990 年代以後政治生態學的新方向之一。新進居民與世居居民對於「地方」(place) 解釋的差異，時常是造成交界帶潛在或實際衝突的原因，這就是所謂的「地方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place; 見 Moore, 1998; Yung et al., 2003, Masuda and Garvin, 2008)。本研究將會說明，基於交界帶的社區人口組成異質性─世居居民與新進居民的混雜─不同居民對於資源與地方認同、地方感的差異，影響到關渡居民對於關渡的看法，也影響到他們對於位於關渡平原脈絡下的關渡自然公園之看法。總結而言，本研究將關渡自然公園認定為一個為都市綠地 (保護區)，，同時也是一個位於鄉村與都市交界帶的保護區。本研究欲透過質性與量化的方式，討論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具體來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可以歸納為下列兩點： (1) 經由問卷，瞭解在地居民人口統計變數、社區依附與環境態度與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看法之間的關連性； (2) 透過訪談，說明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受到他們對於「資源」與「地方」的看法所影響。. 3.

(13) 1.2 研究概念在本節針對「環境態度」、「社區依附」與「政治生態學」進行較為詳盡的討論。「環境態度」與「社區依附」在居民對於保護區態度的文獻中有不少的討論，本研究也將此兩個特徵列入問卷中的個人屬性之中，討論不同屬性與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的關連 1；本研究也希望以政治生態學的角度分析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因此，也針對「政治生態學」的發展脈絡、研究主題進行回顧，而在與本研究有關的保護區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也有較多的討論。 (1) 環境態度態度指的是對於一些事物或現象的正負面評斷 (Heidmets and Raudsepp, 2001)，其包含了情感的 (affective)、行為的 (behavioral) 與認知的 (cognitive) 三個面向 (Baron and Byrne, 2000)。環境態度指的是人們對於自然特徵的態度或關懷 (Bonaito et al., 2002: 632)。長久以來，環境心理學有一個很長的傳統，在於討論環境態度或識覺的影響因子 (Brody et al., 2004: 230)。許多的討論著重於個人人口統計因素與環境態度的關連。大致而言，居住於都市，教育程度較高，並傾向支持自由政治意識的年輕人，擁有較高的環境關懷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371-372)。然而，地理因素對於環境態度的影響，逐漸受到心理學界與地理學界的重視。心理學家很早就發現都市與鄉村居民的環境態度差異。理論上，都市居民較鄉村居民擁有較高的環境意識，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都市居民更容易與環境退化接觸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 372)，也有一些研究證實這樣的說法 (Arcury and christianson, 1990; Howell and Laska, 1992)。不過，這樣的說法受到一些挑戰，若將環境意識視為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鄉村居民反而比都市居民更為關心地方環境事務 (Foster and McBeth, 1994; Brody et al., 2004)。除了城鄉之間的差異，居住地點 (距離、接近性) 的差異對於環境態度的影響，也有不少的討論 (Bonaiuto et al., 2002; Brody et al., 2004; Larson and Santelmann, 2007)。 30 年來，最為廣泛使用的環境態度指標是「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 簡稱 NEP scale)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它是一個一般性的環境態度指標 (泛環境態度)，而非針對特定的價值觀 (Schultz and Zelezny, 1999)。隨著環境問題日漸受到重視，新環境典範也顯示了人們對於環境愈來愈關心 (Dunlap et al., 2000)。新環境典範共有 12 題，包含「自然的平衡」 (balance of nature) 、「成長的極限」 (limits to growth) 與「反人類中心論」 (antianthropocentrism) 三個面向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為了跟上時代變遷，Dunlap 等人 (2000) 更新此指標，稱為「新生態典範」(New Ecological. 1. 在本研究中，將受訪者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時間等，稱為「人口統計變數」或「人口統計特徵」，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度三者合稱受訪者的「個人屬性」。 4.

(14) Paradigm)，修改處包含增加「拒絕人類除外主義」(the 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 與「生態危機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crisis) 兩個面向，擴增至 15 題，並加入了正向、負向的說法以及修改過時詞彙 (表 1-3-1)。表 1-2-1、新生態典範量表變項. 面向. 1.世界的人口已經逼近地球可容納的極限。. 成長極限的現實. 2.人類有權為了自己的需求而改變自然。. 反人類中心論. 3.人類妨礙自然常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4.人類的智慧可以確保地球可以持續居住。. 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5.人類已經嚴重破壞自然。. 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6.人類擁有許多自然資源，只要人類知道如何發展它。. 成長極限的現實. 7.動植物和人類一樣擁有生存權。. 反人類中心論. 8.自然的平衡強到足以應付現在工業國家的衝擊。. 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9.儘管人類擁有特殊的能力，仍會受限於自然的法則。. 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10.人類面臨所謂的「生態危機」是誇大的說法。. 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11.地球像是一艘太空船，空間與資源是有限的。. 成長極限的現實. 12.人類控制剩下的自然是天生注定的。. 反人類中心論. 13.自然的平衡是非常的脆弱且容易受到干擾。. 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14.人類最終將充分瞭解自然的運作機制並控制它。. 拒絕人類除外主義. 15.如果現況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將很快體會到重大的生態危機的可能性生態危機。資料來源：Dunlap et al. (2000: 433) 註：(1) 單數題為正向問項，偶數題為負向問項；(2) 新環境典範 (NEP) 與新生態典範 (revised NEP) 在兩個面向的用語上稍有出入，包括：「自然的平衡」 (NEP) 改稱「自然平衡的脆弱性」 (revised NEP)、「成長的極限」 (NEP) 改稱「成長極限的現實」 (revised NEP)。. 不少研究透過新環境典範量表進行多國的比較，瞭解不同文化之下的環境環境態度或環境信仰結構。Bechtel 等人 (2006) 進行美國、日本、墨西哥與秘魯的比較，這四國在平均分數上差異不大，但是不同文化下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就 5.

(15) 是所謂的的環境信仰結構並不相同，美國的樣本顯示的是一個二元化的認知，亦即非人類中心主義就是生態中心主義，然而其他國家則是同時具有人類中心思想與生態中心思想的情形 (也可參考 Bechtel, 1999 針對美國、巴西與墨西哥的同類型研究)。類似的研究如 Vikan 等人 (2007) 則是進行巴西與挪威的比較，認為巴西人在量表的總分上比挪威人高一些，原因也可能是因為兩地居民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認知不同。在過去研究中，新環境典範被當作是環境態度 (或環境關懷) 的指標，用來瞭解居民的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係 (Carrus et al., 2005)，或是瞭解民眾的環境態度與對於都市綠地看法間的關連性 (Balram and Dragićević, 2005)。雖然新環境典範被廣為使用，但也有其缺點，如並未討論形成環境態度過程中的社會－心理變項 (Dietz et al., 1998: 453; Bonaiuto et al., 2002: 633)，而且許多研究均顯示新環境典範與行為之間的關連並不高 (Fransson and Gärling, 1999)。國內關於新生態典範或新環境典範的研究，很多討論環境態度與環境行為之間的關連性 (如劉俊昌、陳曉菁，2002；顏如君，2003；蔡志弘，2005)，也有分析教師的環境態度及其與人口統計變數之間的關連性 (如李杰沛，1999)，另外，有別於多數的量化研究，王少泉 (1999) 則透過訪談，分析台灣環境教育專業人士對於新生態典範內涵的看法。而與生態保育較為相關的研究，則有盧泰豐 (2006) 以澎湖的高中職生為對象，討論新生態典範與綠蠵龜保育之間的關連性，及兩者與社經背景之間的相關，以及丁馨芝 (2007) 以高美濕地的遊客為對象，討論遊客的環境態度與環境行為、對於保護區經營管理看法之間的關連。經過以上的回顧，得知國內的討論較少觸及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態度之間的關連性，丁馨芝 (2007) 為少數的例外，而她的研究也是針對遊客，而非本研究的在地居民。因此，本文應是目前國內少數探究在地居民的環境態度與對於保護區看法之間關連性的研究。 (2) 社區依附依附 (attachment) 的研究，主要來自環境心理學與人文地理學。最早期的依附研究，可以追溯自人文地理學者如 Tuan (1974)、Relph (1976) 等作品，人文地理學者大多使用「地方感」這個詞彙，來解釋對於特定場景的正面認知，讓人們可以獲得對於地方的歸屬感，而使他們的生活產生意義 (Brehm, 2007: 478)。然而，在研究取向上，至少可以區分為現象學的或是實證的兩種取向 (Lalli, 1992)，不同學科對於依附也使用不同的詞彙，要整理出一個有共同的定義並不容易 (Stedman, 2002)。首先，「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 是一個討論人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切入面向。地方依附是：「個人或群體與特定地域之間，意義、信仰、特徵、價值與感覺的合體」(Williams and Stewart, 1998: 19，引用自 Payton et al., 2005: 513)。地方依附可由分為兩個面向來討論：地方依賴 (功能性的依附) 與地方認同 (情 6.

(16) 感的依附) (Williams and Vaske, 2003)。地方依賴指的是地方提供特徵或情況滿足人類特殊目的或需求的活動的重要性；地方認同則是指出地方做為提供人們生活上的意義之重要性 (Williams and Vaske, 2003: 831)。過去研究指出地方依附與涉入環境經營管理、環境行為之間的關連性，依附程度愈強者，愈有意願涉入環境經營管理，或進行對於環境負責任的行為 (Vaske and Kobrin, 2001; Payton et al., 2005; 林裕強，2006)。而由地理的面向來說，一個人可以對特定的地理場所 (locale) 產生連結 (Hay, 1998)，不過值得注意的是，Cuba 與 Hummon (1993) 透過住宅、社區與區域等不同空間尺度的比較，認為不同尺度的依附內容並不相同。多數的文獻以社區作為一個適當的空間單元，也就是所謂的「社區依附」的討論。社區依附的研究來自社會學對於「現在社會下社區是否存在」的辯論，經過實證發現，對於社區情感的投入，來自於涉入社區人際網絡的多寡，換言之，社區依附是長時間的人際互動與地方社會網絡下所構築的社會凝聚產物 (Hummon, 1992; Brehm et al., 2006: 145)。由於社區依附的討論相當複雜，Hummon (1992) 提出社區依附應該與社區滿意度、社區認同一起做為社區感 (community sentiment) 的一環。在 Hummon 的看法中，社區依附指的是居民對於地方的情感投入，主要跟居民在地方的社會關係有關；社區滿意度就是居民對於其居住地點的滿意度；社區認同則是地方作為其個人認同或社會意義的情況。社區依附的文獻也探究社區依附強度的影響因素。最早將社區依附透過實證的方法進行系統性檢驗的是 Kasarda 與 Janowitz (1974) 的研究，結果發現形塑社區中社會網絡所形成的認同－也就是社區依附－與居住時間長短最有關係，社會地位與年齡則是次要有關的因子。居住時間愈長，社會階級愈高，年齡愈大，則社區依附也愈強，愈不願意離開現居地，並愈有意願參與地方事務 (Goudy, 1990: 189)。社區依附作為一個分析人們對於地方情感投入的研究，包含了人與地方兩者。然而，如上所述，社區依附的討論多著重於社會面向，對於地方 (環境) 的討論相當的缺乏。Hummon (1992: 262) 認為社區依附除了與個人涉入地方的社會關係最有關之外，也與人們是否認為建成環境是令人喜愛的有所關連。同樣地，Stedman (2003) 的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運算三個模式的結果，包含地景元素作為某種意義，回饋到地方依附與地方滿意度的「意義媒介模式」(meaning-mediated model) 是唯一被接受的模式，因而證實了地方感與物理環境之間的關係。Brehm 和她的同事的一系列的研究 (Brehm et al., 2004 & 2006; Brehm, 2007) 透過統計分析與質性調查方法，說明出社區依附應該包含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而兩個不同面向的社區依附分別是預測地方文化、健康事務 (社會面向) 與資源保護 (自然面向) 的指標 (Brehm et al., 2006)。在一個類似的研究中，Clark 與 Stein (2003) 的研究也發現認同社區中自然地景的居民，相較於認同社區社會、文化要素的居民，他們較常造訪周遭的公共自然區域，也認為居住於公共自然區域附近是居住於此的重要理由。 7.

(17) 在國內的研究之中，林嘉男、許毅璿 (2007) 針對地方感、社區依附、地方依附進行回顧性的討論，認為地方感的研究多以質性的方式進行，地方依附與社區依附多採實證研究；地方依附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互動，社區依附僅著重人與社會環境之關係。透過本研究之文獻回顧，本研究認為，社區依附過去確實有著重於社會環境之傾向，不過，社區依附中的自然面向已經受到上述許多研究所重視。至於國內關於依附的實證研究，以地方依附的討論居多，社區依附則較少。社區依附的應用相當多元，在建築與規劃 (黃郁然，2006；吳沛璁，2006)、觀光遊憩 (曾秉希，2003；彭逸芝，2005；林裕強，2006)、林業 (呂怡儒，2001) 等領域都有相關的研究。社區依附的文獻則是相對偏少，研究幾乎都是討論居民的社區依附與觀光發展之間的關連，並均缺乏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討論 (林展寬， 2004；周家雯，2006；王之昀，2007；魏劍青，2007)。 (3) 政治生態學政治生態學 (political ecology) 的研究始於 1970 年代，當時的研究將人類在生態上勝利的策略與文化適應連結起來，還包括群落生態學、系統論 (cybernetics) 與系統理論，特別強調生物生態學與地球科學 (Walker, 2005: 74)。到了 1980 年代後期，包含 Blaikie 與 Brookfield (1987) 等研究，開始轉向強調第三世界國家土地退化的問題，是受到複雜的全球政治經濟下，不平等的權力關係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所影響 (Bryant, 1998; Walker, 2005)。Blaikie 與 Brookfield (1987: 17) 對於政治生態學的定義為：「結合了對於生態學的關注與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這樣的結合包含了社會與土地資源間不斷變化中的辯證，以及社會中階級與群體中的不斷變化中的辯證」。這樣的研究指出資源使用者的行為如何受到廣泛的制度與結構脈絡所影響 (Véron, 2006: 2093)。在 Blaikie 與 Brookfield (1987) 之後，政治生態學轉向引用後結構主義、文化理論與社會理論，來解釋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見 Watts and Peet, 2004; Neumann, 2005)。Watts 與 Peet (2004: 12-17) 指出，此時政治生態學的新方向包括：(1) 對於資本主義的成長邏輯與動態，和特別的環境結果之間進行更為嚴謹的、明確的因果分析；(2) 對於政治生態學之中一系列政治論述的缺乏有所質疑；(3) 專注於政治生態學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複雜的分析性與實踐性連結；(4) 使用論述的方法，處理 Baikie 與 Brookfield 所指出的，對於環境與資源問題的多元識覺與定義；(5) 指出環境史研究對於政治生態學的啟發；(6) 點名政治生態學中「生態」概念的過時。這些新的研究方向都讓政治生態學產生了不同的視野。有別於 Watts 與 Peet (2004) 指出 1990 年代以後政治生態學研究的新方向， Robbins (2004: 13-15) 則是將政治生態學分為四個研究主題：(1) 退化與邊緣化：原本對於環境無害的地方生產活動，因為國家發展計畫的干預，或是納入區域或全球市場體系中，而轉變成為自然資源的過度利用；(2) 環境衝突：由於自然資源的稀少性，環境的衝突變成了社會衝突 (性別、階級與族群議題)，相對 8.

(18) 來說，社會衝突也是因為保育或是資源發展政策而產生；(3) 保育與控制：基於官方與國際追求永續、社區保存、自然保育，地方維生系統、製造與社會經濟組織都受到控制。即使過去在歷史上顯示出有生產力與對環境相對友善的區域，也被扭曲為「不永續」的；(4) 環境認同與社會運動：環境變遷讓不同的性別、階級與族群集合起來，進行政治活動。表 1-2-2、政治生態學的四個研究主題主題. 解釋了什麼？. 相關 (Relevance) 土地退化問題，一直都是怪罪給邊. 退化與邊緣化. 環境變遷：為什麼與如何？. 緣族群，實際上必須以較大的政治或經濟脈絡來看待。. 環境衝突. 保育與控制. 環境認同與社會運動. 環境進入權：誰與為什麼？. 保育的失敗與政治/經濟的排除：為什麼與如何？. 社會激變：誰、哪裡與如何？. 將環境衝突置於更廣泛的性別、階級、族群紛爭之中，反之亦然。長久被認為是好的保育活動，顯示出有不良的影響，有時也使保育活動失敗。政治與社會紛爭，和生計活動與環境保護的基本議題連結在一起。. 資料來源：引用自 Robbins (2004: 14) 接下來，針對本研究主要討論的「保育與控制」議題，進行較為詳盡的討論。保護區或保育議題時常成為政治生態學討論的對象，如 Zimmerer 與 Bassett (2003: 5) 所說，地理學者對於保護區這個保育的空間中，進入與控制資源所發生的衝突有興趣。Robbins (2004: 149-152) 進一步指出，「保育與控制」有四個理論基礎，包括：(1) 保育反映的是一種霸權的治理性 (hegemonic governmentality)，這是 Bryant (2002) 借用 Foucault (1991) 的「治理性」概念而來；(2) 對於傳統資源管理策略作為制度系統有更多的認識，而這與共有資源理論 (common property theory) 與制度經濟學有很大的關連；(3) 荒野 (wilderness)，這個特別指「沒有人的自然」之概念，是一種社會的建構；(4) 保育的領域化，充滿問題與衝突。 Brown (1998) 針對尼泊爾的保護區進行的個案，是「保育與控制」典型的研究。Brown (1998: 75) 指出，生物多樣性具有多重的面向，也有不同的使用與價值，如表 1-3-2 所示，可以分為直接的價值與非直接的價值，而直接的價值之中，又區分了消耗性的價值與生產性價值兩者，其差異在產物是否市場化 (marketization)；非直接的價值則是強調生物多樣性的美學、與生俱來的價值，與非直接性的價值 (如娛樂)。不同的價值也有相對應的受益尺度，如消耗性的價值主要受益範圍在地方，存在的價值則是普世、全球的價值等。因為地方居民與保育、旅遊政策背後代表的價值不同，故提倡保育與旅遊時，在地居民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觀點因沒有加入考慮而禁止他們採集自然資源。 9.

(19) 表 1-2-3、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受益尺度價值. 舉例. 尺度與受益的範圍. 直接的價值消耗性的使用. 生產性的使用. 非直接的價值非消耗性的使用. 選擇存在. 直接消費自然的產物而沒有經過市場的價值：在地社區的食物與燃料、建築材地方、區域、國家料、地方基礎建設的原料、藥物、草藥。產物經消費導向收集後所產生的價值：以上所提可以市場化的，加上野生動物地方、區域、國家、跨國、作為新的家畜家禽、可增進家畜家禽的全球野生基因資源、牧場與非採收的草料、野生傳粉昆蟲、自然的害蟲控制。非直接經消耗或交易而產生對於社會各種的服務：娛樂的追求如賞鳥；環境維持機能，包括：(1)大尺度與微氣候的管制、(2)碳循環、(3)環境變遷指標、(4) 地方、區域、國家、全球保護與緩衝，如洪水、(5)光和作用、(6) 與生育相關的生態系功能，如授粉、基因移植與異體受精 (cross-fertilzation)。以上所有的未來價值。地方、區域、國家、全球倫理的、美學的價值；資源存在的價值；天生的價值；將價值視為贈與、天賦與全球、地方責任。. 資料來源：Stocking et al. (1995)，直接引用自 Brown (1998: 76) 註：粗體字為受益的主要尺度. 近期關於保護區的政治生態學研究，有 Zingerli (2005) 針對越南的保護區與保育政策所進行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分析不同尺度間 (跨國、國內與地方尺度) 對於生物資源的利益的摩擦，國際保育專家是勝利者，而地方社區資源使用者則是失敗者。雖然生物受到保護，但地方居民則被排除與邊緣化。又如 Campbell (2007) 結合政治生態學與共有資源論述進行海龜保育的研究，強調海龜保育的論述是透過生態學而正當化，並凌駕於將海龜視為在地居民資源利用的論述之上。透過跨國、國家與地方尺度的分析，Campbell 發現不同尺度有不同的生態論述，保育社群為了進行海龜保育，會選擇性地陳述對保育有利的生態研究資料，以作為提倡保育的基礎。近年來，地理界的政治生態學者，有兩項關注的議題。其一，是由 Brown 與 Purcell (2005) 所提出，關於尺度的討論。雖然尺度一直被政治生態學者用來 10.

(20) 當作解釋的一環，但都認為尺度本身是天生存在的，並且不同尺度也天生存在某些社會或生態影響。對此，Brown 與 Purcell 認為，「尺度」本身就應該是一個討論的議題，尺度是社會的建構而非本體的存在 (ontologically given)。其二，是 Walker (2005) 所提出的，政治生態學中的「生態」在哪裡？早期的政治生態學研究，有豐富的生態學研究之討論，然而，最近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似乎缺乏厚實的生態學論述，以致於變成「沒有生態學的政治學」(Bassett and Zimmerer, 2004: 103)。對於上述說法，Walker 提出反駁，認為生物物理的生態學討論和過去比較之下，確實變成不是討論的核心，但此說法過於誇大。Walker 也認為這樣的辯論衍申兩個重要的疑問，就是「政治生態學」學科的命名 (naming) 與學科的目標和方向。國內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並不多見。盧鏡臣 (1998) 參考政治生態學理論，並考量台灣的社經情況，討論澎湖的地景破壞。林政民 (2004) 討論和平溪口地區，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維生方式，到納入國家與資本力量之後的人地關係轉變。這些研究大多遵循早期的政治生態學者如 Blaikie 與 Brookfield (1987) 等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討論國家力量與環境變遷之間的關連性。本研究則是追隨政治生態學轉向後結構主義、社會理論與後現代主義的進展，偏向以論述分析 (discursive analysis) 的方式，討論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 1.3 研究架構本研究希望探討關渡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以及影響看法的因素。然而，要瞭解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需要將公園置於關渡平原這個擁有交界帶特質的區域之下。而關於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在問卷的部分，本文將探究人口統計特徵、社區依附與環境態度與居民對於公園看法之間的關連性；在質性的部分，本文則認為居民對於「資源」與「地方」的態度，影響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因此，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1-3-1。. 圖 1-3-1、研究架構圖 11.

(21) 1.4 研究區本研究選擇關渡自然公園與其周遭社區作為研究區，如前所述，是因為關渡平原是一個擁有都市與鄉村之間交界帶特質的區域，世居居民與新進居民的混雜，造成此處不同特質的居民很有可能對於關渡與關渡自然公園在態度上與依附上有明顯的差異，而這正是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此外，關渡自然公園有憑身分證明免費開放給周遭三里 (北投區關渡里、八仙里和一德里，見圖 1-4-1) 居民作為社區的回饋政策，此三里可當作保護區與社區互動的對象，與問卷發放的目標。以關渡自然公園作為研究個案的文獻並不少，如江進富 (2004) 評估關渡自然公園解說牌成效、蔡秀玲 (2005) 調查遊客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目的地意向、何政道 (2003) 探討關渡自然公園賞鳥活動的情況，與林輝銘 (2004) 從公共利益的觀點討論非營利組織參與都市公園綠地的角色與功能等等。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是馮一鉞 (2006) 評估關渡自然公園作為生態旅遊地，以及李玉亭 (2003) 討論關渡自然公園的空間建構與環境倫理的討論。李玉亭 (2003) 透過環境倫理的觀點，討論關渡自然公園的空間規劃。關渡自然公園的設立，代表的是當代資源密集消失下，濕地復育與建構的環境倫理觀，也是過去只重視經濟發展的反動。然而，不同的使用者對於公園有不同的看法 (環境倫理觀)，也使得公園充滿了矛盾。馮一鉞 (2006) 提及，發展生態旅遊，注重在地社區利益是一個關鍵，因此他針對關渡自然公園周遭居民發放問卷，討論周遭居民參與義工、參與公園管理事務情況等，認為當地社區參與情況不佳。馮一鉞 (2006) 利用百分比的方式討論居民的態度，雖然可知民眾看法的趨勢，卻無法瞭解不同屬性居民在看法的差異。瞭解不同屬性居民看法的差異，將可以提供主管單位在管理上針對不同屬性的居民提供更有效的教育與意識提升策略 (Balram and Dragićević, 2005: 371)。故本研究所進行的個人屬性與看法之交叉分析，將可補前人不足之處。以下說明自然公園所在的關渡平原之環境變遷、關渡自然公園的籌設過程與經營管理情形 2，和公園周邊三里的情況。關渡自然公園位於關渡平原的西南角，位處淡水河與基隆河交會處。關渡平原於台北湖時期，位於湖底，湖水退去後，受到基隆河、淡水河等溪流帶來的沖積物而逐漸堆積，關渡平原逐漸形成 (王鑫，1994)。在人為活動上，早期有凱達格蘭族的北投社在平原活動，漢人入墾之後，逐漸將關渡平原開墾成為水稻田。反映清末日治初期情況的台灣堡圖，關渡平原的圖示皆為水稻田。除了以種稻維生，關渡的漢人還以撈捕魚蝦、養鴨為業 (黃元興，1996)。. 2. 以下對於自然公園籌設過程與經營管理之說明，還原來自公園營運主管 (B1)、公園高階主管 (B2) 及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 (C1)、曾擔任公園事務的農委會技士 (C2) 的訪談。受訪者資料見表 2-2-1。 12.

(22) 1968 年，政府興建了關渡堤防，將關渡平原分為堤防以北與堤防以南兩區域。堤防以南區域農田逐漸廢耕，由鹽性濕生植物 (Salt-mesophytes) 所覆蓋，之後又被水筆仔所佔據，透過航照圖的分析，紅樹林面積從 1979 年的 0.17 公頃擴張成為 1993 年的 17.34 公頃，茳茳鹹草地、蘆葦草地與泥灘地幾乎消失；堤防以北區域也是陸續廢耕，大幅增加的是廢土地、建築用地與混草地 (林明志， 1994)。堤防以北區域由濕生植被轉向旱生植被雖為自然演替的現象，不過人為改變 (建築用地、傾倒廢土、水池填平等) 是造成景觀變遷的主因，堤防以南區域則是以自然演替為主 (林明志，1994：13)。關渡平原由於有沼澤、水塘、濕地、水田等多樣的環境，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特別是鳥類聚集之處 (盧道杰，2004b)。1970 年代起此處即為賞鳥的絕佳地點，也是保育人士極力爭取作為保護區的地方。1986 年行政院農委會將關渡堤防外之 55 公頃區域劃設「關渡自然保留區」，而台北市政府也在同年度成立自然公園推動專案小組。歷經 10 年，台北市議會在 1996 年通過 150 億元預算並完成土地徵收與補償 (台北市野鳥學會，2007)。2000 年，公園的經營管理模式由市政府核定，採民間參與經營管理方式辦理，經過公開招標，最後由台北市野鳥學會取得經營權。2001 年 7 月關渡自然公園開始營運，同年 12 月開始正式委託台北市野鳥學會經營管理，時限為 7 年，依照營運情況得延長 2 年，為國內首座政府單位委託非政府組織進行經營管理的保護區。相較於關渡自然保留區為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設立的自然保留區，位於其北面的關渡自然公園為台北市政府透過都市計畫的公園綠地之方式，經過土地徵收與補償，規劃成為自然公園。根據最初規劃關渡自然公園的台大教授林耀松之說法，自然公園的定義，來自社區自然公園 (Community Nature Center)，其區域中的動植物受到良好的保育，園區內也有規劃良好的步道與解說設施，故與一般都市公園不同 (林耀松，1991：3)。林耀松 (1991：4) 也說明自然公園「不只是提供休閒的場所，而是要讓人們就近觀賞自然的同時，能培養出愛護自然、保護環境的精神，使市民能更主動而積極地參與對環境的調查與管理，使自然公園成為人們保護環境及自然景觀的實踐場所。」雖為如此，但並沒有特別的法源依據給予自然公園明確的定義與規範 (李侑珍等，2005：107；馮一鉞，2006：137)，也未有專責的法規，故處理事情就需以相關法規來處理 (馮一鉞，2006：附錄 1)。盧道杰 (2004b：19) 認為關渡自然公園是地方政府援引都市計畫法規所成立的「地方級」保護區，有別於我國正式保護區，可說是地方政府的另類棲地保育方式 (同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在台北市政府與台北鳥會所訂定的勞務合約之中，台北市野鳥學會承諾「每年年終稅後盈餘提撥全額 (100%) 做為回饋基金」，其中也包括回饋當地社區的條約，包括北投區關渡里、一德里、八仙里里民憑身份證明免費入園、一定比例的員工要雇用當地人等。鳥會成立關渡自然公園管理處，成為管理自然公園的單位。依據勞務合約，產業發展局定期籌組督導委員會，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管理進行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產、官、學三方面，以及地方代表共約十多人， 13.

(23) 目前為每半年督導一次。自然公園內部的管理事務，由管理處自行決定即可，較重大的決策，如經營方向與薪資結構的轉變、財務報告等，公園管理處需要在鳥會召開理監事會時提出來報告。關渡自然公園的地上物、樹木等，皆為產業發展局的財產，若是針對這些財產進行變更，或是增設軟硬體，皆需去函產業發展局，在其同意後才能更動。對於環境的經營管理，鳥會透過大量的科學研究，包括鳥類與各種生態調查，做為濕地經營管理的基礎 (李玉亭，2003：56 對於公園員工的訪談有清楚的說明，也見李允如，2005；馮一鉞，2006)。鳥會也透過大量的義工 (志工) 幫忙公園的事務。歷年來，自然公園訓練的義工，加上鳥會的義工，多達五、六百位，但確實值勤者約只有十分之一。義工有人會因故離開，每年都需舉辦義工訓練課程培訓新義工。由於義工協助關渡自然公園的運作，減少了許多的人事費用，使得關渡自然公園財務吃緊的情況不致於更加擴大。義工的結構中，45%為在職者，45%為退休者，剩下 10%為在地社區義工，在職者以銀行業或教職為多 3。在地社區的義工，則是以近一、二十年來搬到關渡一帶居住的新進居民居多，他們的社經地位普遍較高，包括有律師、會計師、老師、銀行副總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義工之中，以女性居多，被稱為是「社區義工媽媽」。能夠入園的北投區關渡里、一德里與八仙里，位於台北市的西北角。依照 1981 年至今每五年的人口統計 (圖 1-4-2)，一德里的人口數在 1990 年以後幾乎停滯，八仙里的人口數在 2000 年以後幾乎沒有再成長，而關渡里則是從 1981 年至今人口成長約 2.5 倍，為三里中人口數最多的里。在三個里之中，本研究選擇關渡里與一德里作為問卷發放的目標。透過訪談、文獻閱讀與實際調查4，上述二里與關渡自然公園位於關渡平均地處關渡平原西側，里民與關渡自然公園互動較為頻繁；相形之下，位於平原東側的八仙里里民與公園的互動並不多。固然八仙里為免費入園政策所包含的地域，但因民眾實質關心與行動有地緣性的限制，故在本研究中不作為問卷發放的目標。. 3. 義工的數目、服勤比例、義工組成比例與身份等，均為公園高階主管 B2 所言。如馮一鉞 (2006：97) 提及，當時周遭社區擔任公園內的義工人數，關渡里有 42 人，一德里有 5 人，八仙里則無人參加。公園的員工 (B1) 也提到，與公園互動最多的是關渡里。. 4. 14.

(24) 資料來源：底圖為上河文化公司編輯部 (2001)，里界來自北投區公所網站 (2008)，關渡自然公園範圍來自台大動物系空間生態研究室 (已更名為台大生態演化所空間生態研究室) (2008). 圖 1-4-1、研究區域圖. 12000. 10000. 人數. 8000. 關渡里一德里. 6000. 八仙里. 4000. 2000. 0 1981. 1985. 1990. 1995 年份. 資料來源：北投區戶政事務所，2007 註：2007 年為 5 月底統計資料。. 圖 1-4-2、公園周遭三里人口變化趨勢圖 15. 2000. 2005. 2007.05.

(25) 1.5 研究流程本文的研究流程如下 (圖 1-5-1)，首先有研究動機，接著透過文獻回顧產生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並選擇適當的研究區。接著在問卷調查部分是問卷設計，在此之後即是問卷發放。待問卷回收後，進行資料整理與統計分析；在訪談方面則是先進行訪談的準備，接著進行訪談與事後的資料整理與分析。在資料蒐集完成後撰寫結果與討論，最後則是結論與建議。. 圖 1-5-1、研究流程 16.

(26) 第二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調查法 (survey research) 與訪談進行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可以廣泛的蒐集關渡自然公園周遭社區居民對於公園的看法。經由訪談，瞭解相關的權益關係人 (社區領導人、台北市政府、台北鳥會、部分居民) 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 2.1 問卷調查 2.1.1 問卷設計為瞭解個人人口統計特徵、環境態度與社區依附與居民對於公園看法之間的關連性，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主要分為五大部分，分別為：(1)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2)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3) 居民的社區依附傾向探討，與 (4) 居民的環境態度探討。最後一部分 (5) 則是受訪人的人口統計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受訪人家庭或個人在本里居住情況、受訪人在本里居住時間，以及受訪者是否為公園之義工或員工等。除了年齡由受訪者自行填寫以外，其餘均為封閉式問題。問卷問題的指導原則、問卷的建構主要參考 Babbie (2002)，包括使題意清楚、避免一題二問式的問題、受訪者有足夠能力回答、受訪者有意願回答、問題必須與受訪者有關、短問題是最好的問題、避免負面的題項、避免偏誤的題項與詞彙等原則。問卷內容詳見附錄。在量表的使用上，第一、第三與第四部分，均使用李克特五分量表 (5-point Likert scale)，構成矩陣式的問題。第二部分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由於有數題並不適合以五格量表處理，故未將格式統一。問卷變項的來源或設計的理念見表 2-1-1。第一部份為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變項主要是參考居民對於保護區的看法之相關文獻 (Trakolis, 2001a & 2001b; Xu et al., 2006)，及考量關渡自然公園的地方脈絡所得。第一部份總共包括 11 題，包括居民受到自然公園設立的經濟衝擊、居民對於保護區是否帶來就業機會與是否應該帶來就業機會的看法、自然公園是否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居民是否擔心禽流感、自然公園是否為關渡或台北市的重要景點，以及居民是否認同自然公園的目標 (包括保育、環境教育與休閒) 等等。第二部分為居民對於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共 5 題。題目主要從關渡公園針對在地居民實施的現行政策而擬定，包括了：(1) 居民認為哪個單位管理自然公園最適合、(2) 社區是否參與自然公園經營管理、(3) 居民是否滿意管理單位與里民互動的情況、(4) 居民是否知道居民免費入園之政策與 (5) 居民是否願意提供意見給管理單位參考等。詳細說明如下： 17.

(27)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 表 2-1-1、問卷變項設計的資料來源或理念變項. 參考文獻來源或設計問項之理念. 1.您的經濟狀況因關渡自然公園的成立而有所提升。. Trakolis (2001a & 2001b). 2.您的經濟狀況因關渡自然公園的成立而有負面的影響。 3.關渡自然公園的成立直接/間接促進附近居民的就業機. Xu et al. (2006). 會。. 4.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除了保護自然以外，還要考慮帶動地方的商機與就業機會。. 瞭解在地居民對於保護區的設立是否應帶來經濟利益的看法。在多數居民不依賴保護區土地為生的情況下，居民是否認為保護區應帶來經濟效益？. 5.關渡自然公園的成立提升本社區的生活品質。. Mehta and Heinen (2001). 6.您會擔心自然公園中候鳥所帶來的禽流感議題. 保護區的候鳥可能帶來禽流感的威脅，此為保護區帶來的負面影響，瞭解居民如何看待此事，可以針對不同屬性的居民提供不同的教育策略，故納入變項。. 7.關渡自然公園保護了關渡的自然生態。. 此三個變項衍申自關渡自然公園的宗. 8.關渡自然公園是進行環境教育的場所。. 旨：「保育關渡濕地生態環境，提供教. 9.關渡自然公園是都市居民休閒的去處。. 育、休閒及研究的場所」(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學會，2007)。本研究將保育、教育與休閒目標轉成三個變項。參考 Trakolis (2001a). 居民對於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 10.關渡自然公園是關渡地區重要的景點。. 瞭解居民對於兩個空間尺度 (在地、台. 11.關渡自然公園是台北市重要的自然保育場所。. 北市) 下對於公園的看法。. 1.您認為應由下列哪一個單位管理關渡自然公園最適. 欲瞭解居民對於公園最佳管理單位的看. 合？. 法。. 2.您認為關渡自然公園周遭的里是否應該參與自然公園. 欲瞭解民眾對於社區是否應當參與經營. 的經營管理？. 管理的看法。. 3.您是否滿意目前公園管理單位與里民互動的情形？. 欲瞭解居民對於公園－民眾互動的滿意度。. 4.您是否知道貴里居民可以免費進入關渡自然公園的政策？. 欲瞭解民眾對於公園政策的知曉程度。. 5.若有機會，您樂意提供公園經營管理的建議給主管單. 林敬妤、廖學誠 (2006). 位參考嗎？. 社區依附. 引用 Brehm et al (2006) 的變項 (從 14 個變項中選擇 8 個變項)。. 新生態典範. 引用 Dunlap et al (2000) 的變項 (從 15 的變項中選擇 10 個變項)。.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18.

(28) (1) 居民認為哪個單位管理自然公園最適合：選項包括中央政府、台北市政府、環保團體、企業、社區組織與沒意見等，結果可以反映居民對於何者為最佳管理的單位的看法。其中，關渡自然公園為台北市之公園綠地，選擇台北市政府為最佳單位者可以理解；選擇環保團體者則可以瞭解居民對於目前市府委託環保團體管理的認同程度；選擇社區組織則是反映了居民對於社區 (組織) 進行都市綠地經營管理的支持度。 (2) 社區是否參與自然公園經營管理：選項為「是」、「否」與「沒意見」。此變項希望瞭解居民對於社區參與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關渡自然公園目前由台北市政府委託給台北鳥會進行經營管理，瞭解居民對於社區參與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可提供政府單位與公園主管單位當作參考；透過看法與受訪者基本屬性的交叉比對，也可知道不同屬性居民對於看法上的差異，有助於主管單位政策的施行。 (3) 居民是否滿意管理單位與里民互動的情況：選項為「非常滿意」到「非常不滿意」之五等量表。由訪談 (B2) 得知，關渡自然公園對於周遭社區與居民的政策，主要是免費入園一項。除此之外，公園的停車場也開放給居民付費停車。公園中有數十名的義工與一些員工來自周遭的社區 (主要是關渡里，少數為一德里)。公園若有舉辦大型活動，有時也會透過里辦公室張貼公告，歡迎里民的參與。以上為現階段公園管理單位與里民互動的情況。 (4) 居民是否知道居民免費入園之政策：選項為「是」、「否」兩項。北投區關渡里、一德里與八仙里民可憑證明免費入園政策，為自然公園針對三里居民所實施的主要政策。瞭解在地居民知曉政策的情況，以及透過交叉比對後得知的不同屬性居民知道政策的差異情況，可提供給公園主管單位參考。 (5) 居民是否願意提供意見給管理單位參考：此變項參考自林敬妤、廖學誠 (2006)。選項為「非常滿意」到「非常不滿意」之五等量表。此變項欲瞭解民眾對於自然公園進行行動的可能性，為一環境行為的變項。第三部分聚焦於居民的社區依附傾向。本研究沿用 Brehm 等人 (2006) 的量表，從其 14 個變項中，選擇其達到顯著的 8 個變項 5，而這 8 個變項經考量在地脈絡後也都適合本研究區的情況，故 8 個變項均採用 (表 2-1-2)。本研究詢問居民這些變項對他們居住於本里之重要性，包括：家族與親戚等社會關係、地方文化、參與地方事務、地方就業機會、良好自然環境、野生動植物與戶外活動機會等。第四部分的問題集中在居民的環境態度，使用 Dunlap 等人 (2000) 所發展出 5. 在 Brehm 等人 (2006) 的量表中，原作者依照因素負荷值 (factor loading) 與表面效度 (face validity)，在 14 個變項之中，分別選擇了其中的 4 個、3 個變項，成為社會面向社區依附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指標。雖然經濟面向的兩個變項因素負荷值也很高，但因為重點是放在社會面向社區依附上，因而沒有將經濟面向的兩個變項加入指標中。本研究使用原作者選擇進入社會面向與自然面向社區依附的 7 個變項，並任意選擇了一個經濟面向的指標，成為本研究討論社區依附的量表。 19.

(29) 的「新生態典範量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或 revised NEP scale)。新生態典範量表原本共有 15 題與 5 個面向，每個面向均有 3 題。為了控制問卷的題數，本研究從中選取 10 題，每個面向均有 2 題，正向問項有 6 題，負向問項有 4 題。本研究選擇研究者認為題意較容易理解的變項，如此，原量表中的第 6、 8、9、12、15 題並未入選。透過研究者主觀的選擇變項，削弱了本量表的效度，但新環境典範量表 (以及之後修改的新生態典範量表) 數十年來經過大量的使用，本研究相信此 10 題仍有其代表性，但對於研究結果的詮釋必須謹慎。表 2-1-2、社區依附變項之選擇。變項. 選入問卷. 1.朋友都住附近，聯繫與拜訪容易。. ˇ. 2.家族親戚就住在附近，聯繫與拜訪容易。. ˇ. 3.本地的文化、傳統、信仰、生活方式對您的重要性。. ˇ. 4.生活步調很慢。. ˇ. 5.本地的就業機會。 6.不依靠土地過活的能力。 7.好的生活環境。. ˇ. 8.有很多野生動植物。. ˇ. 9.有很多戶外活動的機會。. ˇ. 10.有很多摩托車運動的機會。. ˇ. 11.方便參與社區活動與社區事務。 12.一個非重度發展的區域。 13.對於我想在我的土地上想做什麼事很少有限制。 14.我可以對於社區事務暢所欲言。資料來源：Brehm et al. (2006: 153). 註：問題為「身為關渡里與一德里的居民，您覺得下列項目對於您居住在此的重要程度為何？」. 20.

(30) 表 2-1-3、新生態典範量表之選擇變項. 入選進入問面向卷. 1.世界的人口已經逼近地球可容納的極限。. A. ˇ. 2.人類有權為了自己的需求而改變自然。. B. ˇ. 3.人類妨礙自然常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C. ˇ. 4.人類的智慧可以確保地球可以持續居住。. D. ˇ. 5.人類已經嚴重破壞自然。. E. ˇ. 6.人類擁有許多自然資源，只要人類知道如何發展它。. A. 7.動植物和人類一樣擁有生存權。. B. 8.自然的平衡強到足以應付現在工業國家的衝擊。. C. 9.儘管人類擁有特殊的能力，仍會受限於自然的法則。. D. 10.人類面臨所謂的「生態危機」是誇大的說法。. E. ˇ. 11.地球像是一艘太空船，空間與資源是有限的。. A. ˇ. 12.人類控制剩下的自然是天生注定的。. B. 13.自然的平衡是非常的脆弱且容易受到干擾。. C. ˇ. 14.人類最終將充分瞭解自然的運作機制並控制它。. D. ˇ. ˇ. 15.如果現況持續下去的話，我們將很快體會到重大 E 的生態危機。資料來源：Dunlap et al (2000: 433) 註：(1) 問題為「以下的題目，是想請教您對於『人與環境的關係』的看法，請指出對於下列說法同意的程度」；(2)面向的代號為 A：成長極限的現實、B：反人類中心論、C：自然平衡的脆弱性、D：拒絕人類除外主義、E：生態危機的可能性。. 2.1.2 樣本大小的取決與資料蒐集方法本研究從樣本精確度 (允許誤差的大小) 的觀點，決定樣本數的大小 (袁方，2002：211-212)。在 95%信心水準，允許誤差 5%之下，需要 384 份問卷， 21.

(31) 依此為所需最少樣本數。由於母體為台北市北投區關渡里與一德里的里民，本研究依照 2007 年 6 月底兩個里的人數比例，計算各里最低之所需問卷量 (表 2-2-1)。依照人口數來分配，關渡里至少需要 238 份有效問卷，一德里至少需要 146 份有效問卷。表 2-1-4、關渡里與一德里所需最低問卷量人口數. 比例. 最少所需問卷量. 關渡里. 11254. 62%. 238. 一德里. 7017. 38%. 146. 資料來源：北投區戶政事務所，2007 註：兩里人口數為 2007 年 6 月底人口數。. 本文以 15 歲 (含) 以上的在地居民為對象 (參考 Kaltenborn, 1998; 林敬妤、廖學誠，2006)。資料的蒐集方法則是透過便利抽樣的方式在關渡的街頭進行面對面的調查。問卷發放之前，經過 6 位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大學生、碩士生與 1 位關渡里居民的預試。本研究以受過訓練的訪員進行調查。每位訪員均被告知調查目的、調查範圍與其他注意事項，並都親自寫過問卷，瞭解每一題的題意。調查日期從 2007 年 7 月 31 日至同年 10 月 23 日止，包括 7 月 31、8 月 1 日、8 月 11 日、8 月 26 日、9 月 9 日、9 月 15 日、9 月 16 日、9 月 23 日、10 月 23 日，以及數次非整天的調查，其中包含平日與週末 (星期六、日)，以力求接觸到各層面之居民。每日調查時間從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每份問卷填寫時間約 5 分鐘，訪問員讓受訪者自行填寫，必要時提供說明，少數受訪者要求訪員念題作答，也都逐題念答。 2.1.3 統計分析本研究使用 Statistics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SPSS) 13 版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將問卷編碼之後，問卷四大部分問卷處理如下： (1)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首先將受訪者的態度轉換成為分數，從非常滿意=5 分，到非常不滿意=1 分，第 2、6 題由於是負向問法，給分方法則相反。之後計算每題的平均分數與標準差，以瞭解民眾對於說法的認同度高低與對於看法的分歧程度。 (2)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的看法以次數分配 (百分比) 的方式瞭解民眾對於經營管理的看法。 (3) 居民的社區依附傾向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