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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土耳其反美主義的成因與變動

土耳其與美國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的 框架,在 1952 年成為正式的軍事夥伴,其具戰略地位性的地理位置成為美國圍 堵蘇聯勢力南下的重要防線。一般印象中兩國由於軍事、經濟上的合作而被稱為 盟友,但實際上多數人卻未注意到在此夥伴關係中土國內部卻共存著濃厚的反美 主義。土耳其反美主義的根源可以回朔至 1960 年代,在冷戰期間兩國發生的幾 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撤除木星飛彈、塞浦路斯危機、1970 年代的鴉片問題、

武器禁運;國際上的事件如反越戰潮等,都在土國民眾心中種下對於盟友美國的 陰影與負面認知。簡單來說,雖然土美兩國有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但在互動的 過程中仍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摩擦,使得反美主義的出現,上述的重要歷史事件 就是土耳其反美主義的原因,而反美主義的情形雖然會隨著時間消退,但影響雙 邊關係的大事件總是接連發生,所以土耳其反美主義的情形也一直持續到 2000 年。

911 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決議攻打伊拉克戰爭的計畫在國際上引發了一連串 反美與反戰的浪潮,土耳其國內也充滿強烈的反美主義情形。身為伊拉克鄰國的 土耳其對於小布希來說在地理位置上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必須爭取到土耳其 的支持以借道攻進伊拉克,但土耳其卻在關鍵時刻不同意讓美國使用其 Incirlik 基地,對於美國國家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失,學界並運用柔性平衡論解釋土耳 其的這種作為。除此之外,伊拉克戰事期間所發生的 Suleymaniye 事件亦是傷害 美國形象的重要事件。2004 年至 2005 年雙邊關係透過彼此的努力有些修復,但 2005 年年底土國境內發生的恐怖攻擊又使得土美兩國中的庫德因素再度擾亂雙 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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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小布希的單邊主義外交作為所造成的全球性反美主義情緒,歐巴馬的 當選在初期似乎帶來了新氣象。歐巴馬關注到土美關係的重要性,也努力地修復,

但兩國關係卻受到中東區域關係,即伊朗核問題與藍色馬爾瑪拉號事件而間接受 影響,而土耳其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下對伊朗制裁的否決票也引起美方關切。而 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敘利亞危機,起初兩國認為有合作的空間,且有利於中東區域 民主化的推廣,但隨後又因為庫德、ISIS 因素,使得雙方無法完美合作,產生利 益衝突,直到 2015 年 33 名土耳其公民死於 ISIS 恐怖攻擊,土國實際感受到 ISIS 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終於與美國聯手從事抗 ISIS 的合作。除了區域關係外,「外 交是內政的延長」亦可以用來形容土國內Erdoğan 與傳教士葛蘭的政治鬥爭產生 的土美關係之摩擦。而亞美尼亞議題從小布希至歐巴馬,在兩國關係中一直是屬 於敏感議題,持續困擾著雙邊關係。

從本研究中尋得之民調資料顯示,土耳其反美主義雖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與 事件的發生產生微幅的變動,但比較土耳其國內反美情緒與其他世界各國,可以 發現土耳其是國際上反美情緒最高的國家之一。那麼美國在土國公眾的心中形象 究竟為何?從民調中可知,民眾常用「不被信任的」、「殖民主義的」、「敵人」等 形容詞形容美國,而非傳統認知中的「盟友」。而且土國民眾亦認為美國是土耳 其安全的威脅來源,且比例不低,但在此情形下仍有高比例的民眾支持土耳其繼 續維持北約資格,顯示出民眾雖有反美情節,仍務實地認知到自己仍需要美國在 某些方面的協助。

另外,民調並可說明土耳其與美國對於區域內安全威脅的認知之不一致。美 國視伊拉克與伊朗為國際安全的巨大威脅,但根據土耳其內部民調研究顯示,有 高達 7 成土國民眾不認為伊拉克在衝突中是錯的、另有超過 5 成的民眾更認為海 珊政權並沒有對土耳其造成威脅,民眾認為伊朗是威脅來源的比例也不高。總結 而言,兩國對於威脅的認定不一致也是導致兩國在外交上有所衝撞的深層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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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層次上的反美主義與國際層次上的柔性平衡

本研究中選取兩個個案,為土耳其在伊拉克戰爭及聯合國安理會上的作為,

來描述土耳其反美主義之下的外交行為,即柔性平衡。有些期刊文章運用 2003 年 3 月 1 日國會否決案(1 Mart tezkeresi)來當成柔性平衡的案例,Yeşiltaş 採柔性 平衡概念中的外交手段、國際制度、地主優勢三策略來加以闡述土耳其平衡美國 的行為。本研究中有相關的土耳其國內民調研究,發現在 3 月 1 日國會否決案後 所做民調,有高比例民眾是支持土國國會的否決作為,可以支持民意上之反美主 義透過立法的機制反應到國家外交行為之情形,而這類反美主義可被歸類為 Katzenstein 與 Keohane 分類下「主權-民族主義式反美主義」,也符合 Rubinstein 與 Smith 分類下的「議題式反美主義」。另,國會否決案發生的時間點(2003 年 3 月 1 日)為 AKP 政黨獲得執政權(2002 年 11 月 18 日)後不久,許多政治人 物已經在選舉前夕表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甚至作為其政見,所以在選後對 這些菁英來說,在土耳其國會內投下反對票,亦是一種政見的兌現。總而言之,

3 月 1 日國會否決案確實會傷害美國國家利益,使得美國原先作戰計畫面臨調整 的命運,而此案可被視為土耳其對美之柔性平衡。

第二個個案試圖運用柔性平衡連結藍色馬爾瑪拉號事件與土耳其在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上否決伊朗制裁案的作為,說明土國藉此「柔性平衡」美國。目前雖 無文獻從柔性平衡連結兩事件,但仍可試圖應用此途徑來說明整個事件。由藍色 馬爾瑪拉號事件所激起的反美、反猶主義,符合 Katzenstein 與 Keohane 分類下 之「主權-民族主義式反美主義」。在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制度下,此民意情緒必須 找到一個出口以宣洩壓力,並且事件發生之時,距離土耳其下次大選時間只有一 年,土國內部已充斥選舉氣氛,政治人物有強大誘因回應民意需求,以確保自己 可以在下一場選舉中贏得夠多的選票。所以,土耳其在國際制度中透過投下否決 票的作為,雖然受到美國的關切,但此壓力土耳其並非不能負荷,且投否決票又 可以削弱美國所追求之國家利益,故透過柔性平衡的視角來看,仍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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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政治人物確實有動機傾 聽民意並反應至國會上,進而轉化成一國的外交作為。在前揭兩個案中,都為國 內反美主義高漲下,透過一定機制轉化成國際上柔性平衡之作為。

至於未來土耳其會不會繼續採取柔性平衡策略平衡美國?有期刊文章提出 類似觀點,提醒美國必須注意未來國家間可能會在某些議題上合作以抵抗美國的 壓力。柔性平衡對於中等國家來說為一成本不高的外交策略,未來若是國家經過 理性評估後,認為柔性平衡美國有利於自身利益,那麼有非常高的誘因與可能性,

持續採取柔性平衡的策略,以達成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