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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果整理

一、歸化球員帶來的技術與產業層面之正面效益

不論是足球還是籃球，歸化球員都在產業和技術層面帶來一定程度上的成 長。從過去文獻來看，運動移民遷移能帶動成長的條件是運動明星的遷移或是 球隊戰績的成長（Carter，2011、Yoshio & Horne，2006、Pedace，2008），而 從台灣的歸化球員案例來看，皆是歸化球員補強後，讓中華隊的成績向上提 升，進而帶來產業面的成長。歸化球員也確實為本土球員帶來一定的視野和技 術提升，但訪談者皆認為，更重要的是歸化球員為台灣運動員訓練帶來的反 思，以及該如何改進。

雖然如全部訪談者都認為，歸化球員不是票房或是收入上漲的主要原因，

但確實在歸化球員的帶動下，使球賽變得更加精彩且和強隊實力縮短，甚至能 夠獲勝並將比賽層次拉高，這部分確實讓球迷的進場和觀看意願都向上提升，

協會和轉播單位也從中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收入，本研究以在台灣舉辦的瓊斯盃 為主要範例，歸化球員在2013 年加入以後中華隊的戰績穩定在前四名當中，因 此不論收視率、平均進場人數還是收入都比歸化球員加入前還要好，由此可 見，歸化球員雖然不是直接因素，但必定是關鍵的因素讓產業面的效益提升，

受訪者籃協秘書長李一中和前足協的媒體公關負責人林旻燁皆認為歸化球員對 產業面有一定程度的助力，但協會和國家隊其餘成員也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過去文獻，歸化球員對本土球員的成長來說有如雙面刃，一方面可以 幫助本土球員提升技術和觀念，但也會擠壓本土球員的上場時間而產生去技術 化（deskilling）的問題（Maguire & Pearton，2000、Agergaard&Ronglan，

2015），然而，當提出歸化球員擠壓本土球員空間時，那基本上是將歸化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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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化，沒有將歸化球員視為台灣本身的一份子，再者，不論是教練還是專業 人士均認為，不會有擠壓空間的問題出現，因為場上不會有歸化球員和本土球 員之分，誰能幫助球隊贏球，誰就能上場比賽（李伯倫，2016 年 10 月 26 日）。研究者相當贊同受訪者聯合報記者古硯偉的論述，歸化球員是世界的必 然趨勢，要想和亞洲，甚至是世界籃球國競爭，歸化球員是基本配備，既然台 灣採用歸化球員來補強先天上的高度不足，就應該把歸化球員放在和本土球員 同一標準來討論，不該把他視為洋將來討論。

如同受訪者聯合報記者古硯偉和足球球評石明謹所述，比起單純的籃球技 術和觀念，更重要的是歸化球員為台灣的運動員訓練帶來更深一層的思考，他 們確實讓戰績提升，以及讓中華隊的本土球員學習新的技術和觀念，但也透露 出台灣運動員在訓練上和態度上的問題，這部分是歸化球員帶來的另一層效 應，但卻更突顯出台灣的運動員訓練需要進步的地方在哪裡。

而關於未來是否該繼續尋求歸化球員的加入，不論曾產業面、技術面還是 訪談者的觀點來看，答案都是不置可否，重點在建立起尋找歸化球員的最佳管 道，所有的訪談著均認為台灣很幸運，第一批的歸化球員都是球技與個性兼 具，並不用擔心太多磨合和相處的問題，但長期下來，台灣需要建立起尋找適 合歸化球員的最方案，並以此尋找配合度高的歸化球員，目前台灣籃球和足球 都缺乏此管道，籃球僅有一名籃協人員負責尋找，且之後有很多大機率洽詢台 灣籃球聯賽的洋將有無歸化意願（古硯偉，2016 年 11 月 27 日），而足球則大 多透過非官方的管道來尋找合適人選（石明謹，2016 年 10 月 23 日），這部分 台灣都缺乏專業的規畫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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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述分析：歸化球員的工具化

「我其實不太懂為何會有歸化球員擠壓本土球員空間的問題，既然加入中 華隊，不就是台灣的一份子嗎？」（古硯偉，2016 年 11 月 27 日），綜觀媒體 對於歸化球員的論述脈絡，歸化球員在剛入籍台灣時，大多數的報導以「傭 兵」和「洋將」來看待，認為歸化球員就如同來打工或是賺錢的「傭兵」一 樣，和職業球隊中的洋將的不同僅在於穿上國家隊球衣而已，合約一到就會走 人。然而，在歸化球員幫助國家為打出成績，並表露出愛國心後，媒體論述開 始慢慢的不以洋將的角度來報導，反而會將報導論述轉移到對於台灣認同的問 題，包含更深層的國際關係，如國際賽世仇和兩岸關係等等，甚至到複雜又敏 感的主權議題，過去這在歸化球員未加入的國家代表隊前較為少見，歸化球員 彷彿變成了媒體發聲的工具，在這種再現中，歸化球員脫離了球員的身份，而 是以一個“愛台外國人”的身份在做出自我表述。即便是專業人士的說法來看，

就如同受訪者聯合報記者古硯偉所述（古硯偉，2016 年 11 月 27 日），當提出 歸化球員是否會擠壓到本土球員的空間，就是沒有將歸化球員視為台灣人，在 球場上，歸化球員就是有愛國心的洋將；球場下，他就是愛台灣的外國人，成 為台灣在國族關係上的另一種發聲管道。

國際間的運動競賽是喚起和聚集全國人民的集體意識的最佳管道和平台，

也是超越族群藩籬，並建立起一致的想像共同體的捷徑。特別是身處於弱勢國 際關係，在全球化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不僅要面對中國的威脅，造成外交關 係上的挫敗，讓國際地位和關係的始終處於低潮；還要接受亞洲各國的挑戰，

因此，從過去到現在便不斷倚賴國際賽事來凝聚國族認同，利用國家隊的勝利 或運動員卓越成就塑造「台灣之光」，進而成為向世界證明實力、取得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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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途徑，許多旅外的球員，都是台灣召喚國族認同的希望，而近期，有台灣 血統的林書豪也成為此中的一環（陳子軒、姜穎，2014），展現台灣對於國族 認可的渴求。

而從這層角度來來看，可以看出台灣對於國族認可的急切，而和 Kalman-Lamb（2011）和所述的模範少數族裔一樣，當發現歸化球員有好表現以及愛國 心後，就將歸化球員的再置入國族論述中，也如同Naoki、Osamu 和 Shinji 等 人的研究（2001）所研究出來的，台灣媒體在報導歸化球員時，有針對他們學 習成為台灣人的傾向，在此運動移民會有一種代言人的身份，藉此證明成為台 灣人的優點和台灣文化的優越性。然而，和其他使用歸化球員的國家不同的地 方在於，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複雜的國際局勢，歸化球員不僅僅只有球員的 身份，在媒體報導中會更加會放大歸化球員之於國家的意義和言論，特別是當 歸化球員表露出愛國情操和聲援台灣時；另一個特殊的點，也是所有受訪者一 致強調的，戴維斯和陳昌源和一般的歸化球員很不一樣，他們不為錢打球，而 是真的愛台灣，特別是戴維斯，他是真的認同並熱愛台灣這片土地才決定歸 化，因此他本身很多舉動和言論都真的比台灣人還要更愛台灣，因此更加深戴 維斯入籍成為“台灣人”後，來述說台灣美好的形象和代表性。

利用「他者」一直是國族主義中用來維繫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手段，而歸化 球員在這個狀況下，就像是個一情況而有不同作用的他者，戴維斯來自美國，

而陳昌源來自歐洲，在普遍的意識中階級是比台灣來得更高，不論是國族還是 在國際關係中，他們的加入，某種程度對台灣來說，是一種「高攀」，當從他 們說出台灣的美好以及愛台灣時，反而會使國族意識更加鞏固，當歸化球員打 出成績，成為具有足夠聲量的發言人後，他們的愛國表露會使台灣人反過頭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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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自己的國族認同，並藉此重整自己的認同感，歸化球員也從他者變成自己 人。

在這種情形下，歸化球員的媒體角色就像是一種“工具“，在球場上，歸化 球員可以幫助中華隊，幫助中華隊提升表現和戰績，但媒體依舊將歸化球員視 為洋將，並檢討其是否會壓縮到本土球員的空間，即便歸化球員展現出愛國 心，甚至是替台灣的主權問題發聲，媒體也會利用其論述來作為國族認同和國 際關係的工具。因此本文認為歸化球員不論是在再現中還是球場上，都被當成 一種工具來使用。

本文透過歸納媒體文本和論述分析，在歸化球員加入台灣後，呈現一種工 具性的再現方式，讓台灣的國族認同和詮釋得到了另一種新的視角，一方面要 重新認同歸化球員身披國家隊球衣，代表國家出賽，並一方面，也要藉由歸化 球員來重新詮釋台灣的美好，凸顯台灣對於國際認可的急迫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