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健康資訊是涉及大眾日常生活之醫學及健康照護相關資訊（Cullen, 2006），

由於這類資訊可降低不確定感，影響病患醫療及身心健康之相關決策，將有助於 改善病患之健康情形（Johnson, 1997; Rimer, Briss, Zeller, Chan, & Woolf, 2004），

健康資訊行為（health information behavior, HIB）相關研究之重要性可見一斑。多 數學者認為，健康資訊尋求行為是個體具有目的性地、有意識地搜尋與選擇健康 相關資訊（Case, 2012; Johnson, 1997; Lenz, 1984; Longo, 2005; Rees & Bath, 2001;

Warner & Procaccino, 2004）。常見的健康資訊來源為醫生、圖書館、網路資源、

自行閱讀報章雜誌書籍、電視傳播媒體、詢問罹患相同或類似疾病者、透過健康 醫療網站查詢，以及參加病友會等（Barclay & Halsted, 2001）。而健康資訊的類 型則可分為醫療指示（medical instructions）、支援決策（decision support）、病歷

（medical records）、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自我照護、健康照護選擇

（health care shopping）、另類醫療（alternative medicine）等七類（Deering &

Harris, 1996）。Lorence、Park與Fox（2006）認為，在尋求不同類型的健康資訊 時，人們常呈現不同的尋求行為。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早期僅有少數研究文獻探討健康資訊尋求行為（如：Lenz, 1984; Loiselle, 1995; Miller, 1987），但自90年代中葉起，因資訊科技的發展與可獲得之資訊量增 加，以及大眾日漸重視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與自我照護（self-care）相關 議題，學者們再度對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活動之預測因素產生興趣，因而累積了 大量的研究文獻（Johnson, 2003; Loiselle & Dubois, 2003; Vakkari, Savolainen, &

Dervin, 1996）。Lambert與Loiselle（2007）回顧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相關研究涉及之 情境，可大致分為處理健康受到威脅、參與醫療決策，以及行為改變與預防性行

為等三類：再因各研究皆有其關注焦點，故或可分為「資訊資源」及「尋求方 法」兩個取向。資訊資源取向係著重於探討個體尋求之健康資訊的特徵，尤其是 資訊的類型與數量，其中的類型是涉及資訊之內容及多樣性，而數量則涉及搜尋 某特定議題之資訊的數量，強調資訊的深度。至於尋求方法取向之文獻，則是關 注個體用於資訊獲取與使用之所有不連續性行動。

若將健康資訊尋求行為之預測因素歸納為個人與環境兩個主要面向，個人面 向涉及了社會人口統計變數及心理變項，如人格特質、期望、目標、信念、價 值、態度、情緒、技巧等（Borgers et al., 1993; Matthews, Sellergren, Manfredi, &

Williams, 2002）。例如：女性（Czaja, Manfredi, & Price, 2003; Johnson, 1997;

Reavley, Cvetkovski, & Jorm, 2011; Richardson et al., 2013）、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 人（Czaja et al., 2003; Johnson, 1997; Lwoga & Mosha, 2013; Muha et al., 1998;

Reavley et al., 2011）是較主動的資訊尋求者；內歸因（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Hashimoto & Fukuhara, 2004; Johnson, 1997; Koo, Krass, & Aslani, 2006; Shieh, Broome, & Stump, 2010）、高自尊（Giblin, Poland, & Sachs, 1986; Radecki &

Jaccard, 1995）、偏好涉入健康相關決策（Czaja et al., 2003; Davison et al., 2002;

DeLorme, Huh, & Reid, 2011）、高度資訊搜尋自我效能（self-efficacy）（Brown, Ganesan, & Challagalla, 2001; Griffin, Dunwoody, & Neuwirth, 1999; Hovick, 2014;

Johnson, 1997; Jung, 2014; Lee, 2013a）等特徵的個體，對於健康資訊的尋求較為 正向。此外，不同的健康狀態（Buckland, 1994; Chisolm, 2010; Cutilli, 2010; Lee, 2013b; Lee, Boden-Albala, Quarles, Wilcox, & Bakken, 2012）、診療階段

（Derdiarian, 1987; Mulcare et al., 2013; Rees & Bath, 2000a）與疾病類型（Nagler et al., 2010），將導致不同的資訊尋求行為；而罪惡感（Dunne, 2002）或憂心可能 導致更多焦慮（Borgers et al., 1993; Case, Andrews, Johnson, & Allard, 2005），則會 抑制尋求行為。

環境面向則是關於個體所處之環境的特性、資訊來源及搜尋情境等變項。例

如：資訊尋求的管道（醫生、朋友或網際網路）（Carter, Moles, White, & Chen, 2013; Gutierrez, Kindratt, Pagels, Foster, & Gimpel, 2014）、資訊內容（Richardson et al., 2013）、資訊的可信度（Alkhalaf, 2013; Borgers et al., 1993; Czaja et al., 2003;

Neumark, Lopez-Quintero, Feldman, Hirsch Allen, & Shtarkshall, 2013; Selsky, Luta, Noone, Huerta, & Mandelblatt, 2013）、可取用性（Alkhalaf, 2013; Gollop, 1997）、

有用性（Alkhalaf, 2013; Griffin et al, 1999; Liang, Xue, & Chase, 2011），以及社會 網絡與親友支持（Brashers, Goldsmith, & Hsieh, 2002; Czaja et al., 2003; Johnson, 1997; Loiselle, Lambert, & Cooke, 2006; Morse et al., 2013），對於健康資訊尋求行 為具正向預測效果。至於搜尋過程的特性（如花費的時間、探訪之資訊資源的數 量）（Muusses, van Weert, van Dulmen, & Jansen, 2012），亦呈現不同的資訊尋求行 為。

然而，仍然有許多研究獲得不甚一致的結果，例如Lwoga與Mosha（2013）

研究精神疾病孩童之家長與照護者的資訊行為，便發現資訊尋求行為的性別差異 不明顯。Cutilli（2010）發現，年紀較大的人們更常透過網路搜尋健康資訊；

Jensen、King、Davis與Guntzviller（2010）則是發現，年齡介於30～49歲的人 們，比起其他較年輕或年長的族群，更常在網路搜尋健康資訊。Lim等人

（2011）研究新加坡女性使用手機搜尋網路健康資訊的意圖，研究結果則顯示人 口統計變數（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對於使用意圖的解釋力不顯著。即使大多 數研究者認為不健康者對於健康資訊需求越高，但廖韋淳、邱立安、岳修平

（2012）認為，自評健康狀況和實際健康狀況也不見得能夠完全預測老年人的健 康資訊需求。

Liu、Doucette、Farri與Nayakankuppam（2005）也曾發現，自我效能對於病 患由醫師、藥劑師及網路獲取用藥資訊的意圖及行為的預測力皆不顯著。更遑論 探討資訊資源的可取用性、信任度、有用性，以及社會網絡與親友支持的各文獻

中，對於健康資訊尋求行為之預測力呈現差異，且可能存在其他的調節變數

（Alkhalaf, 2013; Brashers et al., 2002; Czaja et al., 2003; Gollop, 1997; Griffin et al, 1999; Johnson, 1997; Loiselle et al., 2006; Liang et al., 2011; Morse et al., 2013）。甚 至疾病相關之情緒反應與資訊尋求行為的關係也無法確定，例如比較快樂的人較 常在網路尋求健康資訊（Cotton & Gupta, 2004）、情緒低落的乳癌病患較常因為 尋求健康資訊而使用網路（Bowen et al., 2003）、癌症焦慮病患較常尋求健康資訊

（Manfredi, Czaja, Buis, & Derk, 1993），但也有迴避資訊尋求的現象（Pifalo, Hollander, Henderson, DeSalvo, & Gill, 1997; Wilkinson & Wilson,1983）。

此外，關於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理論模型的發展，如Rosenstock（1990）的健 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探討了健康資訊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可瞭解 人們獲取健康相關資訊後，是否產生更多有利於身心健康的行為。此理論係根據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之自我效能、信念（belief）與期望

（expectation）等核心概念發展而來，已成為解釋健康相關行為時最常被引用的 模式之一（Rosenstock,1974; Janz, Champion, & Strecher, 2002）。雖然發展此模型 是為了說明可促進健康行為之相關因素，預測健康資訊行為並非其主要目的，但 仍影響了後續健康資訊行為相關模型（如：Baldwin, Bruce, & Tiro, 2013; Chou &

Wister, 2005; Johnson, 1997）。Johnson與Meischke（1993）擷取健康信念、使用與 滿足，以及媒體暴露與評價（model of media exposure and appraisal）等理論模型 之概念，發展出資訊尋求綜合模型（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 formation seeking, CMIS），指出人口統計變數、患病經驗、重要性（salience）及信念，將影響乳癌 病患對於資訊載體之效用的覺知，進而影響資訊尋求行為，但此模型僅以女性為 研究對象，針對在雜誌媒體中尋求乳房X光檢查（mammography）相關主題之資 訊尋求，因此恐難以適用於其他研究情境。Griffin等人（1999）則另以捷思系統 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及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為基礎，發展出風險資訊尋求與處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探討資訊尋求者之特性、知覺風險特性、對於風險的情感回應、社會壓 力、資訊充足、個別學習能力及資訊有用性等變數之間的關係。該模型雖已廣泛 地運用於解釋人們在面對具風險性之資訊的認知機制，但應用於健康資訊尋求之 實徵研究結果仍十分有限。

Vakkari（2008）回顧1996年及2008年，發表於資訊尋求情境脈絡研討會之論 文，發現不論是在建立概念架構之意義，或者是說明研究結果對於現存之知識有 何貢獻，近期的研究成果與早期相關研究的連結性很弱。Wilson（2010）指出，

當前的資訊行為相關研究多以特定之小規模群體為研究對象（大多是學生），探 討其資訊尋求行為，雖然可更深入地瞭解特定群體之資訊尋求行為，但缺乏大量 的數據資料，因此對於政策或實務的貢獻有限。而Case（2012）則認為早期的資 訊行為研究常為人詬病之處，是未能在現存之理論基礎上建立新的理論模型，但 近期相關研究之缺點則是研究樣本或研究群體日漸縮小（低於10人也很常見），

且多選擇特定的研究對象，雖提升了學術性，但卻失去應用價值。另外也有學者 建議，資訊尋求相關研究若能擺脫特定（discrete）搜尋任務或工具之關注，不侷 限於某特定個人或群體之連續性資訊行為的探討，則研究結果將更具嚴謹性與應 用性（Järvelin, & Ingwersen, 2004; Vakkari, 2008）。

健康資訊尋求相關研究中，雖然也有許多探討AIDS或癌症病患的資訊尋求行 為之研究（如Brashers et al., 2000; Brashers et al., 2002; Carlsson, 2000; Johnson &

Meischke, 1993; Rees & Bath, 2000a），但各研究同樣基於某些原因而選擇了特定 的情境，致使研究結果無法有效地應用於其他情境，也無助於建立資訊尋求的一 般化模型（Kahlor, 2010）。有鑑於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的複雜性，Marton與Choo

（2012）建議採用跨領域的概念架構才能突破當前之困境，若能引入健康科學

（health science）、社會心理學、傳播研究及資訊科學等領域之知識，將有助於進 一步瞭解健康資訊尋求行為。甚至是探討獲得資訊後，對於個體之健康管理的影

響，諸如與醫生討論所搜尋到的資訊、增加病患的滿意度、增加疾病治療相關知 識，以及為自己或他人決定治療方式等（Anker, Reinhart, & Feeley, 2011）。

傳統的文獻回顧法面臨不同研究結果之爭議時，僅能以投票法來決定某因素 是否具有預測效果。而統合分析法（meta-analysis）是一種量化的文獻回顧法，

不僅可針對相同的議題，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亦可運用統計方法，進一步統合各 文獻之研究結果（Carr, 2002; Koretz, 2002）。且自Glass（1976）的提倡後，經過 Hedges與Olkin（1985）、Hunter與Schmidt（1990），以及Rosenthal（1991）等人的 修正與應用，分析技術已相當成熟，尤其是在分析過程中可校正各種誤差來源，

增加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運用統合分析法探討健康資訊行為之重要預測因素，

不僅可確認各變數對於資訊尋求行為之預測效果量與解釋力，亦可進一步分析是 否有其他調節變數，導致各研究獲得不一致的結果。至於健康資訊尋求之理論模 型建構，則可亦可循Becker（2009）提倡之「模型驅動式統合分析（model driven

不僅可確認各變數對於資訊尋求行為之預測效果量與解釋力，亦可進一步分析是 否有其他調節變數，導致各研究獲得不一致的結果。至於健康資訊尋求之理論模 型建構，則可亦可循Becker（2009）提倡之「模型驅動式統合分析（model dri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