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語言學觀點之語言變化

社會語言學研究發現，語言變異不是單純只會受到語言系統內部的影響，還 會受到外在社會因素的影響。因為社會因素而改變的語言變體稱為「社會變體」

(social variant)，導致社會變體產生的稱作「社會變項」(social variable)，包括了 語言社群、年齡、性別、社會階層、民族、語體、家庭、社會網絡、地理區及認 同。以下文獻探討社會因素以本論文所控制的「社會變項」(social variable)為主。

2.2.1 年齡

在Labov早期研究的引導下，越來越多的變異學派語言學家不斷的進行有關 年齡的研究。因為他們發現當變體表示某一變化時，最主要的相關社會因素就是 年齡。Chamber(2003：355)表示變化與年齡的關係是最年長的那一組言談中，出 現少量的某一個變體，而中年組的言談中該變體出現的頻率較年長組高出一些，

青年組的話語中出現該變體頻率最高。與年齡變項有密切相關的是「年齡級差」

(age-grading)和「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年齡級差」(age-grading) 是 說 變 體 連 續 反 覆 出 現 在 特 定 的 年 齡 層 ， 是 一 種 可 預 設 的 變 化 過 程 。 Chambers(1995:188-189) 舉 出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南 部 就 是 個 典 型 「 年 齡 級 差 」 (age-grading)的地方，這個地方的居民還是孩童時，最後一個字母Z都讀成/zee/，

但這些小孩子長大成人後字母Z不再讀成/zee/而是/zed/，這樣的變化在連續幾代 人都是如此呈現。「年齡級差」(age-grading)強調在個體語言的改變是和不同的成 長背景有關，但是整個社群的語言是不會改變，也就是說語言社群的個人隨著年 齡的增長、社會角色等的改變，使得在不同年齡語言變體的使用也會不同，然而

整個社群的語言並未有改變。「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則是在年輕人 的語言中對某一變體的使用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變化不會因為年齡的增加而消 失不見。Labov說明變化共分為3階段：一開始是靜態階段(initial status): 該階段 變化開始緩慢且靜態的傳播，中間為快速增加階段(rapid increasing): 變化隨著傳 播速度快速增加，最後平穩完成階段(tailing-off): 傳播速度趨於緩慢變化完成。

依上述的變化軌跡是S型曲線(S-shaped curve)，也可以反映在所有的語言變化。

關於年齡用來研究語言變化還可以採「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及「真實 時間」(real time)兩種方式。Labov(1972:275)利用年齡層分佈對語言變化所進行 的共時研究(synchronic)，屬於「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研究，Chamber(1995:193) 說明「真實時間」(real time)研究則是針對同一批人在不同時間所做的研究。「顯 象時間」(apparent time)研究比「真實時間」(real time)研究來的多。Holmes(1992:228) 表示對社會語言學家來說，使用「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的方法調查語言變 化是最立即有效率的方法，因為社會語言學家無法等到20年之後再去觀察「真實 時間」(real time)發生什麼變化。Chambers(1995:194)認為「真實時間」(real time) 方法所花的研究時間較長許多，又因為社會語言學發展不夠長久，較少有機會為 了作比較，再回到同一個語言社群用相同研究方法做研究。本文關於年齡與臺語 中日語詞彙變化的研究，所採取的方式以顯象時間(apparent time)為主。

有關年齡與語言變化的相關研究，Labov(1972)調查馬薩葡萄園島(Martha’s Vineyard Island)的居民，發現老年世代(60歲以上)使用標準語音變體的比例較年輕 世代(31-60歲)高。陳淑娟(2001)曾調查六十位大牛欄居民，探討大牛欄老年及中青 年兩代間兩個漳音特點[ui]、[io]的變化，發現中青年已經逐漸向臺語的優勢音靠 攏。蔡瑜(2001)調查金門金城臺語之社會變異，發現音變隨著年齡減少而增加，因 此該語言社群在變體的使用上與年齡有很大的關係。

2.2.2 性別

性別差異是當今社會語言學中最有活力的社會變項之一。兩性使用標準語言 的表現，可以從社會網絡和市場力量中的社會階級及經濟因素加以討論。工人階 級的婦女因為工作而廣泛接觸到標準語，因此平常的言語也較男性容易使用標準 語(Terttu&Raumolin-Brunberg,2003:111)。Labov(1963)對馬薩葡萄園島及對紐約市 的調查(Labov，1966)是最早將性別因素作為語言變異中一個重要的變項，它的 研究雖然關注的焦點在語言變化，但是他仍然強調人類語言行為的兩個共有特 點:

所有階層和年齡的女性都比相同條件的男性在使用標準語來得高，鑒於 標準語言是菁英語言，其他群體向標準語的靠近暗示講話人在語言上偏離 了自己所屬的群體。

下層中產階級對自己的語言的“矯枉過正”(hypercorrection)。它們不斷藉 由使用上層階級所使用的言語，以期望獲得更高的聲望，在這樣的過程中 女性仍然處於領先地位。(徐大明，2006:163)

Labov認為這是從城市、鄉村、西方和非西方社會等語言社群所歸納出來的原則，

但卻有其它研究提出不同看法，Fasold(1992:98)認為其實兩性語言在統計上並沒 有明顯的差異。有些學者則認為男性使用較多的標準語言變體，女性則多使用地 方方言(Wodak&Benker,1997:138)。臺灣有關性別和語言之間的研究，結果多與 Labov的理論相同，臺灣女性多偏好使用優勢語言，也就是華語(施玉惠 1984:209)，

換句話說在臺灣華語普遍受到低年齡層、女性的愛戴，臺語則受到高年齡層及男 性的擁護(洪惟仁，2004)。但也有學者提出語言的使用與性別並無直接的關係(曹 逢甫、連金發，1996:23)，因此本篇論文想探討臺語中日語借詞所產生的變異是 否與性別有一定的關連性。

2.2.3 地理位置與人口因素

地 理 位 置 及 人 口 數 的 多 寡 在 語 言 變 化 中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因 素 之 一 。 Fishman(1972)認為地方口語逐漸向標準語或優勢語靠攏，其走向是從都市、商業 或工業地區，一路擴散到非都會區、農業區、郊區。語族人口的多寡、分布情形、

都市化程度及職業取向等也會影響語言轉移及流失(黃宣範，1993)。以臺語來說，

臺北大稻埕的同安腔，在臺灣並不多人使用，在臺北使用的人數也不多，但多數 的南部人認為同安腔的臺語最能代表「北部腔」、「臺北腔」。是因早期大稻埕曾 是臺灣經濟中心(洪惟仁，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