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經地位、原漢族群、社會網絡、工作特質與心理幸福

一、社經地位

影響社會網絡的因素很多，國外研究顯示社會階層或社經地位越 高者，擁有資源較多，生活工作條件越佳，與網絡成員互動越密，有 越大的社會網絡，對組織的活動參與越多，及社會整合程度越高，很 可能有助於提高心理幸福（House, et al.,1988,312；Fischer,1982）。社 會科學理論廣泛應用社經地位作為社會階層指標，而社經地位之測 量，則以個人職業、教育年數和收入為主要標的（黃毅志，2003）。

國外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擁有越高收入與較佳經濟資源，

有較多機會選擇且注重朋友關係，社會支持較多並具有較寬廣社會網 絡、較高內控信念、較多組織參與以及較頻繁人際互動，在精神或物 質面向較能追求快樂的事件，且教育提供了高教育者資訊與技能，使 高教育者相信能憑藉自己的作為化不可能為可能，並幫助個體處理包 括低收入等生活壓力，以降低焦慮、憂鬱，並提高快樂程度，對於心 理幸福具有正向影響；反之，低社經地位者因為個人能力、社會資源 有限，面臨不快樂的機會也較多，加以往往處於較差的工作環境，只 能聽從上級命令行事，較少有發揮自主性的機會。此外，低社經地位

者獲得的工作報酬較低，加上處於條件較差的工作環境，容易發生危 險，而造成不幸的意外事故，在發生事故時又缺乏足夠的知識、財力 及社會資源，無法進行有效的醫療服務，來減輕意外事故所帶來的痛 苦，因此心理不幸福（黃毅志，1998；陸洛，1998；Aneshensel, 1992；

Ross and Wu,1995; Williams & Collins,1995）。然Gruenberg（1980）研究 發現低階層的工人，面對環境條件很不理想的工作，仍然覺得工作滿 意，這可歸因於低階層工人的心理調適（accommodation）過程，雖然 他們無法和上階層白領工作者相比，但退一步去想，只要自己的工作 收入還過得去，和同事之間的關係還不錯，這樣也就足夠了。另有研 究指出，高階層職業工作者，因需監督、管理員工和協調各項活動，

反而可能會增加人際間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因而產生心理壓力導致心 理不幸福（Lai,1995；彭駕騂，2001）。

國內研究則顯示教育程度對心理幸福間有一些正影響（周玉慧 等，1998；張素紅、楊美賞，1999），這很有可能是因教育程度較高 者，有較高的職業地位，同時也有較高收入、較高的內控信念所致（黃 盈彰，2002a）。不過也有臺灣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對心理幸福沒有 影響，主要原因為教育年數越高，雖會提高主觀經濟狀況與社區活動 參與，而有助於提高快樂程度，但也降低鄰里關係，並提高人際相處 與生死意義的困擾，反而降低快樂，正負相抵銷的情況下，自然顯現

不出教育對心理幸福的影響（黃毅志，1998）。

就收入與心理幸福的關連，國內研究顯示個人收入對心理幸福呈 正影響（周玉慧等，1998；黃毅志，1998；黃銘福、黃毅志，2012），

可能是因為收入愈高，愈能追求快樂之事（如出國旅遊、購買名牌服 飾物品、享受較佳服務等），且能避免如貧窮等所帶來的不愉快生活 事故，也擁有較大的社會網絡、較多的組織參與和較頻繁的人際互 動，對心理幸福具有正面影響，不過收入的影響並不大（黃毅志，

1998）。

二、原漢族群

就族群而論，探討族群與心理幸福之相關研究不多，但族群與社 經地位則經常被相提並論（Williams & Collins,1995）。西方研究顯示 黑人與少數族群平均社經地位較低，因此在社會關係與社會支持上顯 得較為不利，然人種誌研究則認為少數族群仍有其特殊的社會網絡與 支持，以因應不幸事故的發生（House et al.,1988）；美國研究顯示，

墨西哥裔因受傳統文化觀念影響，有較多無力感與不信任感，導致心 理較不幸福，且文化差異與族群偏見因素會造成美國印第安學生在學 校生活適應困難（Mirowsky & Ross, 1995）；另有研究指出，加拿大 Albert 地區的印第安學生將學校視為「異文化的怪獸」，使學生產生

疏離感（譚光鼎，2002）。

臺灣研究則發現，外省籍比本省閩南不快樂，主要原因為外省籍 有較低的主觀經濟狀況，且較少參與社區活動（黃毅志，1998）。巫 惠貞與巫有鎰（2001）發現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教師在人際關係上並無 差異，然此篇研究是在分析國小教師工作滿意度，且年代已久，本研 究欲分析近年臺東縣各任教階段教師的心理幸福，故原漢教師在心理 幸福是否仍無差異，則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三、社會網絡

林南和盧漢龍（1989）指出，過去許多研究中之所以對生活感受 和心理幸福的解釋量偏低，當可歸因於沒有掌握「社會關係或社會網 絡」這項重大影響因素。這指明了社會關係、社會支持和社會網絡等 概念對個體心理幸福的重要性。黃毅志（1998）研究指出，臺灣地區 社會網絡較佳者心理較幸福，但社經地位對心理幸福的影響不大，這 與西方社會中社經地位對心理幸福有重要影響明顯不同。東、西方社 會有顯著差別的原因在於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追求個人成就，因 此本人社經地位對心理幸福的正向影響力較強：反之，在東方華人社 會，則強調他人取向，所以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較為重要（黃毅 志，1998；黃盈彰，2002a）。

就學校社會網絡分析，校長身為學校領導者，可以透過自身領導 策略，引領學校校務發展、支持教師創新教學，以提升教師心理幸福 與教學成效，然不同的校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自然給予教師的感受 也就有所不同(秦夢群、吳勁甫，2006；黃盈彰，2002a）。

就教師間社會網絡分析，則可分為幾個面向：（1）同僚行為：

教師在教學上進行專業性交流，互相討論、研究和解決教學上的問 題，且以任教的學校為榮；（2）親密關係：教師間感情融洽，了解 彼此的家庭狀況、互動密切，能相互體諒與協助；（3）疏離表現：

教師對學校沒有向心力、形成許多小團體、缺少共同願景與目標、對 學校及同事有疏離感、不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對校務冷漠、經常的 批評學校或同事、放學後立即離校等(黃盈彰，2000a）。

就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而言，由於社會網絡是影響心理幸福之重 要變項（黃毅志，1998），很可能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越佳，教師心 理越幸福（黃銘福、黃毅志，2010；蔡順良，1985；簡茂發，1984）。

分析學校社會網絡面向中校長關懷式領導、教師間同僚行為、親 密關係屬於社會網絡之社會支持層面；而校長監控式領導和無效式領 導、教師疏離表現則屬於緊張關係層面(黃毅志，1998；巫有鎰，2007）。 根據文獻分析，研究者推論校長越趨向關懷式領導會讓教師心理幸福 提高；反之，校長越趨向監控式領導或無效式領導會使教師理幸福下

降；教師間社會支持會讓教師心理幸福提高；反之，教師間緊張關係 則會使心理幸福下降。

四、工作特質

就工作特質與心理幸福而論，凡工作上的人際關係、報酬、職業 聲望、工作環境、升遷機會及工作的內在報酬，如專業性、自主性、

例行性、勞累性、能自我實現的條件等，均可說是工作特質的內涵（林 俊瑩，2010；黃毅志，1998 ；Kalleberg,1977）。根據教師工作滿意度 之研究，教師工作特質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多數研究發現教 師的人際關係、外在報酬、受尊敬程度、自主性越高；工作繁重性、

例行性、勞累性越低，工作滿意度就越高（巫惠貞、巫有鎰，2001；

黃盈彰， 2002b；Kim & Loadman, 1994；Pearson & Hall, 1993）。黃毅 志（1998）研究指出，工作滿意度為心理幸福的重要部份。林俊賢和 黃毅志（2008b）之研究亦指出，中小學教師屬於專業人員，其專業 性、工作自主性都很高；相較於其他職業，中小學教師工作專業性較 高、工作滿意度也較高（黃盈彰，2002a）。透過上述分析，研究者推 論工作滿意度越高之教師，其心理幸福程度也較高。

由於背景變項對心理幸福的影響，往往是透過工作特質的中介變 項之影響所致（林俊瑩、黃毅志，2006；黃盈彰，2002a、2002b；Kim

& Loadman, 1994），可將工作特質大致歸納為：（1）工作上的人際關 係，指校長領導風格，教師在學校與教師、學生的人際網絡；（2）外 在工作報酬，指可從工作上得到的外顯報酬，如收入與受尊敬程度；

（3）內在工作報酬，指工作上內隱報酬，如專業性、自主性、反向 勞累性等面向，當工作上人際關係、外在工作報酬與內在工作報酬越 高，心理越幸福。本研究即針對工作特質的三個面向，探討其與教師 心理幸福之關連。

第五節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心理幸福的關聯之相關